“我們也應該有‘G20+’的思維，利用G20的平臺參與世界經濟日常事務的管理，發揮戰略引領的作用……如此才能保證G20向長效化轉型。“G20問題專家、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朱杰進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表示。

他還強調，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還是應該將焦點設置在世界經濟之上。此次會議，中方已經通過前期充分的準備鎖定了一些成果，但仍然需要防止一些突發事件，如英國脫歐等對于G20主旨議題的綁架。

過去的經驗表明，G20峰會的議題常常被突發性的國際危機所綁架。2013年俄羅斯的G20峰會受到敘利亞危機的影響，2014年的澳大利亞峰會則被埃博拉病毒問題所左右，到2015年土耳其的G20峰會，歐洲難民危機成為主要熱點議題。

從危機應對型轉向長效治理型

澎湃新聞：G20產生于經濟危機的背景之下，如何評價當前這一機制的運行情況？

朱杰進：認識G20時，看到G20的起源很重要。它的起源應了一句中國古話“形勢比人強”。它產生于世界格局發生大的變化之中，是一次次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促使了G20的出現。但西方國家建立G20的初衷并不是要和新型經濟體分享全球治理的權力，而是希望將這些新國家納入世界經濟體系，進而對他們進行教育與改造。因此，G20當前的運行也反應了發達國家應對危機時的保守性，這也是為什么到現在G7（七國集團峰會）和G20同時存在的原因。

目前G20的運行存在危機應對的特征，所討論的議題大都是短期議題，所應對的也是國際經濟中存在的表征性問題而非根本性問題。且由于G20本身的靈活性，也導致了會議的一些共識無法得到有效執行。

澎湃新聞：未來G20的前景如何，該機制是否會有所轉型？

朱杰進：總的來說，我本人對G20的發展前景表示樂觀，但G20也確實需要轉型。針對上述運行中出現的問題，中國也正希望給出中國方案，所以此次杭州峰會才顯得尤為重要。在G20機制下，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一起分擔全球治理的責任，但中國等國家逐漸強調權力與責任相平衡。未來，發展中國家應該在全球治理中享有更多的制度性話語權。G20也應該從現有應對危機為主的特征轉變為一個長效治理機制，成為新興經濟體發揮作用的平臺。

平衡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意見

澎湃新聞：中國在此次G20會議中最關心的話題是什么？

朱杰進：此次G20預期會有十大主要成果，三十項具體成果，將是歷屆會議中成果最豐碩的一次。在此之中，我們注意到這十大成果都富含了創新的理念，圍繞著創新展開。其中第一項，創新增長藍圖的本質就是在尋求新的發展動力源，有關于創新這點值得我們關注。

澎湃新聞：中國作為此次G20的主辦國，既握有機遇，也面臨挑戰。挑戰主要來自哪些方面？

朱杰進：首先G20作為一個多邊機制的地位并不穩固，中國作為主辦方需要防止會議議題被國際危機綁架，這在前幾屆都有發生。2015年土耳其的G20峰會被當時的歐洲難民危機所影響，2014年的澳大利亞峰會則被埃博拉病毒問題所左右，再往前2013年俄羅斯峰會也受到了敘利亞危機的影響。

G20峰會還是應該將焦點設置在世界經濟之上。此次會議，中方已經通過前期充分的準備鎖定了一些成果，但仍然需要防止一些突發事件，如英國脫歐等對于G20主旨議題的綁架。此外，由于發達國家對于G20的看法與期待與新興經濟體不同，平衡雙方意見也是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之一。峰會之后，中國還面臨著確保峰會成果落實的挑戰。在這一方面，中國應該加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常設國際組織的合作。同時也與2017年G20峰會的主辦國德國方面積極配合，保持核心議題的延續性。

澎湃新聞：創新是此次G20的一大主題，該怎樣將中國當前的創新理念與G20相融合？

朱杰進：創新作為此次G20杭州峰會的主題之一，有它的道理。首先，G20這個機制本身需要創新。其次它的議題內容也需要創新。為此，我們也將中國的一些創新理念融入到G20的議題設置之中。在保持G20原有的危機應對特征之時，加入中長期的任務和規劃。如此次我方強調議題對接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正是在謀劃G20的長遠發展。

參考“互聯網+”理念，我認為我們也應該有“G20+”的思維，利用G20的平臺參與世界經濟日常事務的管理，發揮戰略引領的作用，同時與其他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建立的世界組織一起展開良好互動，如此才能保證G20向長效化轉型。

我們倡導創新，就是在倡導一種殊途同歸的國際關系解決方案。因此，也應該從中國傳統智慧中尋找答案，先在G20中營造一個創新的氛圍，而非簡單直接地提出概念與訴求。同時還要向世界傳達一個理念，即中國正在與世界各國共同面對危機挑戰，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