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末的美國大選帶動了“國際政治預測”的話題熱度。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唐世平、暨南大學海國圖志研究院陳定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刁大明等學者，在大選開啟前根據美國輿情數值，依據不同的分析模型預測了美國大選結果。盡管美國大選出現了各種波折，但是各個研究團隊都成功預測拜登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美國大選的預測成功，成為國際政治研究能夠成功“預測”未來的重要案例。

但是也有學者片面地將“國際政治研究”等同于“預測”未來，并以此抨擊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學科。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國際政治研究者并未能正確地預測一系列重大國際政治議題。從英國公投脫歐，到特朗普上任后的內政外交，從2011年中東世界爆發危機，到2014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出現，國際政治研究人員似乎并未做出準確的預測和預警。針對國際政治“預測失敗”的討論，近些年來反復出現。對于國際政治研究“預測失敗”的批評，也由此不絕于耳。

國內學者將“預測失敗”歸咎于兩方面原因。一方面，一些觀點認為國際政治研究人員“預測失敗”，源于研究者對歷史的忽視，呼吁加強歷史學科對于國際政治學科的影響。北京大學王立新教授指出：“冷戰終結和蘇聯解體是戰后國際關系史上最重大的事態，但沒有任何國際關系研究人員提前預測到這一變化，這不能不讓人質疑國際關系研究的‘科學性’和價值”。王立新提出，應當深入挖掘歷史材料，通過引入歷史學研究，來彌補國際政治研究“過于簡化”“忽視細節”“忽略文化”等方面的不足，“要盡可能借鑒其他學科特別是歷史學的方法，提高理解和預測復雜國際形勢的能力?！?/p>

另一方面，一些學者認為，國際政治研究的“預測失敗”，源于研究者熱衷于“大問題”“宏觀理論”的研究，忽視了“小問題”“具體問題”的探討。比如有學者就批評道：“這批人可以稱之為‘大家’、戰略家，他們掌握著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學術話語權……都從大戰略、大棋局高度看問題。沒有扎實的國別、領域研究，戰略研究就是空中樓閣。”因此，應當專注“小問題”，拋棄“理論”，來提升國際政治預測的準確性。

針對國際政治研究預測的討論，本文提出兩個觀點。第一，將“預測準確”作為檢驗國際政治學科的標準，是對國際政治研究的誤解。國際政治研究的核心，在于對國際體系層次的“解釋”，而不是對個別具體事件的“預測”，因此用“預測準確”評價國際政治研究并不合適。第二，國際政治學者在嘗試通過各種途徑，提升國際政治研究的“預測能力”，但是這種“預測能力”并非全面地預測未來細節，而是對“選舉”“動亂”“戰爭”等重大的、具體政治事件的預判。本文強調，國際政治研究有著自己獨特的關注點，將國際政治研究完全等同于“國際問題預測”“外交研究”和“國別研究”，是對于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研究的重大誤解。

一、國際政治研究的關注點——解釋體系層次

國際政治研究的學科定位，是一個熱議的話題。一般認為，國際政治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宏觀理論、問題導向型理論、案例導向型理論和政策制定四個方面”。其中宏觀理論、問題導向理論和案例理論，屬于理論建構范圍，而政策制定是國際政治研究的實踐意義。國際政治學科的核心是理論建構。美國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就認為，國際政治研究應當“被理解成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三種傳統之間延續的競爭。”中國的國際政治研究，也將理論研究視作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內容，“就理論而談理論的情況較多，而將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的外交實踐密切結合的學術成果則相當少見?！鼻迦A大學閻學通教授也強調，國際政治研究，應當具有“發現問題、提出假設、概念操作化、得出結論幾個環節”，屬于“社會科學”的體系之中。

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國際“體系”，而非“個體”國家，也非具體的國家行為。肯尼思·華爾茲強調，國際政治研究的視角是“體系層次”，而不是專注于某個行為體。華爾茲認為，分析行為體個體層次，在實踐中作用不大，而體系層次才是決定結果的重要因素?！皟H僅通過對國家內部特性的觀察不可能理解國際政治。如果目標、政策和國家行為成為唯一關注，甚至是關注的焦點，我們就被迫退回到描述層面，而簡單的描述不足以從邏輯上得到任何有效的結論……觀察到的結果變成了原因，然后又被歸因于行為體。將產生的結果歸因于單元，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在程序上也無法依循?！?/p>

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體系層次的壓力對于行為體最具影響。華爾茲解釋道，國際政治理論“能夠描述既定體系內國家行為和互動可能產生的后果的范圍，顯示這一預期的范圍如何隨著系統的改變而變化。它可以告訴我們具有不同結構的系統會施加什么樣的壓力，提供何種的可能性；但它不能告訴我們系統的單元如何，以及怎樣會有效地回應這些壓力和可能性。”華爾茲反復強調，國際政治研究主要關注國際體系對于行為個體的影響，而行為體的具體動態，如國家的國內政策、外交政策、具體的國與國關系，并不屬于國際政治研究的領域。

單純強調“體系”而忽視“行為體”，無法解釋一些國際政治現象。實力相近、體系境遇相似的國家，并不一定會踐行相同的國際政治行為。“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盡管現實主義政治傳統有著較強的解釋力，但是國際體系變化緩慢，只是具備宏觀的解釋意義，難以對國際政治具體現象的變化做出分析，也難以對具體的國際政治現象進行及時的說明和指導。

新古典現實主義學派，既重視國內因素，尤其是國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又強調外交史和國別史的意義，探究國家政策偏好、政策程序等因素，在國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但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并不等同于外交史或者國際政治史研究。從分析層次上，“新古典現實主義”仍然將“國際體系”因素視為最重要的因素，而將“國內”因素視為“次要”因素。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個體層次”研究，是一種類型研究，而非具體個案研究。新古典現實主義對于“個體層次”的分析，建立在歸類分析上，而非個別行為體的具體分析。盡管新古典現實主義者重視歷史史實的探索和細節案例的分析，但其目的是構建一般性的解釋機制，是為了彌補國際政治理論存在的分析視角缺失?！靶鹿诺洮F實主義”學派將觀察重心從國際體系層面，轉移到行為體的外交政策層面，但并非不重視國際體系，仍然將國際體系視為影響外交決策的重要因素，并力圖綜合國際體系和行為體層次之間的相互關系。比如新古典現實主義代表人蘭德·施韋勒強調國家對于國際體系現狀滿意程度，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托利弗根據國家領導人對于風險和收益的認知，對國家領導人進行了分類，在此基礎上設計出理論框架。

總的來說，國際政治研究的著力點，在于分析體系層次的構建，探究體系層次對于行為體的影響。國際政治學者認為，對于行為體個體的研究，無法還原國際政治變動的全貌。正如華爾茲所言：“試圖遵循由內而外的模式來對國際政治做出解釋的努力，因國際政治所具有的延續性與重復性而歸于失敗……我們不能因為在同一層次上存在許多自變量，而將這種約束力量視為其中一種或額外的自變量而加以綜合，因為這一約束力量可以對所有自變量施加作用，而且隨著系統的變化，其作用方式也隨之變化。因此，采用還原方法不足以提供解釋，分析性方法必須讓位于系統性方法?！倍诖嘶A上，絕大多數學者將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功能定位為“解釋”政治現象。華爾茲認為，國際政治研究和主要任務，在于通過理論建構來“解釋”國際政治現象。“規律指出恒定不變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聯系，而理論則解釋這種聯系為何存在……理論不能僅僅通過歸納法來加以建立，理論范疇只能被創造而不能被發現?！苯嬛髁x學派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也提出，解釋現存的政治現象，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目的?！拔业闹饕康氖且砻鳎绻麖牟煌谋倔w論觀念出發，就會對我們怎樣解釋現實世界產生實質性的影響?！?/p>

國際政治理論對于現實問題的解釋，并非簡單的闡述國際政治現象，而是構建理論框架，對現實政治現象進行分析和解讀?！袄碚摰淖饔迷谟诮忉尅碚撝荒墚a生有創造性的思維過程，這一過程集中許多迥異的規律和概括，通過鎖定幾個關鍵因素將它們簡化，并從不相關的因素中將它們抽象出來，再把它們用前人不知道的方式結合起來，綜合成一個新穎、理想、幾乎完美的解釋體系。”即使是有著濃厚歷史學背景的“英國學派”，也同樣將“解釋”視為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功能：“一般理論都能指出解釋事物運作方式和援引的某種基本機制或動力……某些國際關系理論也在描繪國際體系像什么與應該像什么的總體圖景。”

國際政治研究“解釋”能力的強弱，受到“邏輯”和“現實”的影響。正如漢斯·摩根索所言，“一種政治理論必須接受理性與經驗的雙重驗證”。一方面，國際政治理論的邏輯結構是否合理，直接影響解釋能力的強弱。評價一個理論的好與壞，“第一，一個理論應該具有邏輯一致性和準確性。其他因素保持不變，被準確地闡述和具有內部一致性的理論，要優于模糊的和內部矛盾的理論……第二條標準是獨創程度……第三條標準是實證有效性。”邏輯結構清晰明確，對于分析對象特征的精準把控，是理論解釋能力的重要保證。另一方面，國際政治理論的“解釋”，有特定的適用前提和適用范圍。任何的理論和范式，都有一定的適用范圍。漢斯·摩根索指出，國際政治理論“試圖解釋國際政治的理由，同需要去理解的事實聯合起來。這個觀念把政治定位獨創行動的領域，予以理解并同注入經濟（按照被明確為財富的利害觀念來理解）、倫理、美學或宗教等其他領域區別開來?！?nbsp;

國際政治研究將學科的主要功能，視為在一定學理前提下、一定的適用范圍內，“解釋”客觀政治現象?！敖忉尅惫δ?，是通過創立和使用理論，來觀察和分析客觀政治現象?！袄碚撌且环N‘過濾器’，特定的事實和事件通過它被賦予更重要的意義，并且‘事實’是在某種范式的根本概念和假設內被理解和分析的?！崩碚摰慕嫼汀敖忉尅?，具有特殊的學術背景。國際政治研究并未將“預測”作為學科的主要功能，研究的“解釋”能力也具有一定的適用前提和范圍。

二、“預測”準確性的掣肘因素

盡管專注于解釋體系層面的變化，但是國際政治研究難以完全避開“預測”的討論。國際政治研究，與國際政治現實和國際政治歷史之間存在著較強的關聯性，國際政治的重大變動，必然引發公眾和學界對國際政治研究的討論。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引起了“為何未能提前預測”的反思。

“預測”是否應當成為一門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功能，一直以來是學者們爭論的重要議題。有學者將“預測”功能，視為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特質?？枴げㄆ諣柼岢觯宋纳鐣茖W領域，是可以對某些具體議題進行預測的。但是波普爾也反復提醒，重大的歷史事件，由于社會系統的復雜性和人類進程的多樣性，受到了多方面的干擾，因此難以準確“預測”。“人類歷史的行程是受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的（這一前提的真實性甚至于必定會被那些在我們的觀念中，包括在我們的科學觀念中，僅只看到了某一種或另一種物質發展的副產品的人們所承認的）。我們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告我們科學知識的未來增長（通過以下所描繪出的那些考慮，這一論斷是可以從邏輯上加以證明的）。因此，我們不能預告人類歷史的未來行程?！?/p>

更多的人文社會學者，并未將“預測”功能作為學科的核心任務。馬克斯·韋伯一直強調，社會學是一門試圖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的學科，其目的是對于社會行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因果解釋”（causal explanation）。一些學者提出，在人類科學發展史中，一些沒有“預測”功能的理論，同樣會對人類文明和科學的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由于客觀世界的復雜多變，以及人們應用理論的主觀性，使得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預測”難以成功。一些非常成熟的理論“有時候無法預測，但是能夠解釋當下，有些理論既無法解釋也無法預測。在很多情況下，同一個理論可以既做解釋也做預測，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當中，這并非是常態?！?/p>

國際關系學者也對“預測”是否應該是國際關系學科的主要任務進行了討論。羅伯特·杰維斯指出，國際政治學者往往從某一個理論視角來觀察和分析重大國際事件，但是重大的國際事件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因此需要從多個層面、多種理論視角來解讀和觀察?！皢我坏囊蛩睾茈y決定政治走向。即使最好的假設，也需要設定發生條件和可能性?！奔s翰·加迪斯也提出，只有運用多種理論視角觀察國際問題，才能夠理解現實。理論在國際政治預測中占據重要作用，失去了理論的指引，一切預測和判斷都淪為隨機的猜測。因此，應當加強國際政治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的結合度，提升國際政治的預測能力。

國際政治預測的準確性，受到多個因素的干擾。首先，人文社會科學預測，往往會受到現實世界各類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重大政治事件的發生，往往具有極強的偶然性，而理論分析重視建立在過往經驗的基礎上，因此學者難以預測重大歷史事件的爆發。盡管國際政治研究“根據具體事務的規律性特征預測國際事件的發展趨勢”，并以此指導未來的政策制定和政治實踐，但是客觀的政治世界往往受到各類突然發生的事件影響，甚至經常改變政治事件的走勢。

其次，人文社會科學存在著“自我實現的語言”和“自我否定的語言”的特殊現象，影響國際政治“預測”的效果。人文社會科學是對社會活動實踐的思考和評判，難以脫離于社會實踐之外，因此社會預測往往會影響人們的實踐活動，“加速”某一“預測”的實現，或者“阻止”某一“預測”的實現。比如一些西方學者渲染的“伊斯蘭恐懼癥”，將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形象予以放大，導致西方世界對于伊斯蘭形象的歪曲解讀，影響了伊斯蘭世界和非伊斯蘭世界的相互觀念。一旦某些政治事件的“預測”被廣泛知曉，很可能反過來影響政治事件的走向，進而干擾甚至否定之前作出的政治預測?！氨M管我們不應該夸大學術對于現實世界的影響，但是行為體仍可能關注那些有可能糾正他們錯誤行為方式的學術理論?！?/p>

再次，研究人員的預測和計劃，往往建立在一定的情勢之中。針對未來形勢的預測往往是根據現有情勢設想的，與被預測事件發生時候的情勢，可能存在較大差異。

總體上看，國際政治研究專注于“體系”層面，重視“解釋”的作用，因此預測并未受到重視，預測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國際政治研究力圖構建精簡的理論，“這種理論應該簡明扼要，就是說，它在陳述一個重要的真理時，應該盡可能地精確、優美和簡要?！钡强陀^的國際關系、國家決策、國內政治等不同層面，充滿復雜的變化，也充滿諸多不可預測的偶然性因素，難以完全通過“簡約”的理論予以概括。另一方面，國際政治研究著眼于體系層面，對于政治現象的具體變化缺少敏感性?！笆紫龋捎隗w系層次的變量在一定時期內的變化幅度較小，變化速度較慢，在解釋微觀層次的變化時難免出現解釋力不足的情況；其次，體系理論忽視了行為體的多樣性，假定行為體是功能相似的單元，這就難以解釋在結構不變的情況下，為何功能相似的國家的國際行為存在很大的差異；再次，體系理論忽視了行為體的能動性，沒有注意到單元的主動行為，尤其是核心大國的行為可能影響到結構的變遷；最后，冷戰結束之后，體系結構的重壓減輕，主要大國尤其是美國的國內政治力量得到釋放，國家屬性和國內因素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日益加強，同時全球化也使得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之間的互動增強，體系理論將國際與國內因素完全割裂開來的做法備受爭議?！?/p>

三、基于“預測”概念的適用類型分析

國際政治研究盡管在預測方面存在著不足，但是一些研究人員仍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羅伯特·杰維斯坦率地承認：“歷史總是捉弄我們的希望和我們的預測。1989年發生的事件，也許是1945年以來最受歡迎的事件，但是卻未被提前預測?！痹谶^去的數十年里，國際政治學者們，在提升學科的“預測”能力方面，不斷探索，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盡管研究人員都在談論“預測”，但是不同研究人員口中的“預測”含義卻并不相同。在國際政治領域，很多概念往往夾雜著研究人員的自我解讀和自我定義，一些細微的差異也容易導致較大的誤讀。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國際政治學者們討論的“預測”的具體內涵進行區分。

在國際政治研究中，“預測”大體上指代著三種概念，即描述體系的變化趨勢、闡述行為體的發展模式、分析某類具體事件的發生概率（見下表）。

第一類“預測”，關注體系層次的變化趨勢和宏觀動向。華爾茲將國際政治研究的預測，總結為一種對未來趨勢的預判。王劍峰認為，國際政治研究的“預測”，指的是“根據過去和現在的已知因素，運用人們的知識、經驗和科學方法，對未來進行估計，并推測事物發展趨勢的過程?！蓖ㄟ^分析國際體系變化的歷史和模式，來研判未來體系變化的方向和趨勢，是此類“預測”的主要目標。比如基辛格在20世紀90年代，根據當時國際政治發展態勢，認為21世紀的國際體系“將至少包括六個主要的強大力量——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國，也許還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國家和小國”。亨廷頓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在未來數十年內，世界不同文化圈之間的沖突將會加劇，“當來自不同文明的其他國家和集團結集起來支持它們‘親緣國家’時，這些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暴力就帶有逐步升級的潛力?！毙爝M通過分析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的博弈，提出“崛起國與守成國實力差距越小,兩者對秩序領導權的爭奪就越激烈,現行國際秩序被改變的力度就越大?！?/p>

第二類“預測”，關注國際政治行為體的行為模式或者行為喜好。這類研究以外交政策研究為核心，以決策者個人、決策機構利益和機構間關系、社會和政府互動等“非體系層次”為切入點，大體上以博弈論、官僚組織模型和心理學三個路徑展開。首先，從博弈論路徑看，國家是以“理性行為體”的身份參與政治博弈。國際關系主流理論“在研究范式上，都共同遵循理性主義的觀察視角”，認為“國家是理性的并且是基本的國際行為體?！蓖ㄟ^博弈論的推演，研究者試圖分析不同國家在重大議題的決策和措施。其次，通過官僚組織模型，學者對行為體的決策進行預判。在《決策的本質》中艾利森分析了不同政治團體間的競爭關系?！拔挥诮M織頂層的領導人所構成的團體并非是鐵板一塊。相反，這個團體中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博弈者，相互之間進行一場重要的競爭性博弈。這個博弈即是政治：在政府的等級體系中占據各個位置的博弈者根據慣常的規則相互討價還價?！钡谌惵窂剑峭ㄟ^心理學模型揭示決策者的偏好，以此來推導政治行為體的未來戰略?！罢涡睦韺W可以提供一個微觀基礎，用于理解偏好的起源、決策框架、溝通信號的性質、契機對敵意的影響，生物和社會化差異對侵略性別差異的影響等重要問題?！贝送猓ㄟ^了解不同政治行為體的文化、歷史、信仰背景，也能幫助分析國家的政策制定和外交實踐的偏好：“我們的概念攜帶著社會和政治含義，尤其是文化觀念，在國際關系中，這點表現得相當突出?！睉斨赋龅氖牵饨徽哐芯浚绕涫轻槍Α胺俏鞣絿摇钡耐饨徽哐芯浚荒芡耆勒瘴鞣絿H關系理論的模式，也不能完全依照西方國際關系的經驗，而是需要對于分析框架和分析內容，進行重組和創新。

第三類“預測”，研判某一類具體事件發生的概率和風險?！鞍l生概率高的事務，意味著此類事務發生的可能性大，因此預測此類事件發生的準確率就相對較高”。風險和概率“預測”，往往建立在對大數據的提取和分析的基礎上。大數據分析，重視事件之間的“相關性”，而不是“因果性”。建立在相關關系上的預測分析是大數據的核心，能夠幫助研究人員更好地觀察和了解不同的研究對象?！袄们逦涂陀^的數據指標，更新的方式獲得相較于傳統的、解釋性的方式，更高等級、更精確的樣本數據……依賴更加先進量化技術的研究人員，也已經在某些預測領域取得了成績。”比如有研究團隊在2014年泰國政變前一個月，根據相關數據變化和分析模式推演，進行了提前預警。數據預測建立在變量選取和模型設定上。研究人員往往根據預測對象的特征，選取某個或者幾個特定變量，依據這些變量變化來發掘預測現象的趨勢。比如在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之前，一些研究者依據“義烏訂單”來預判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再比如有學者通過“新聞報道”的內容和措辭態度，來預測沖突和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在此基礎上，根據不同的邏輯基礎，“預測”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因果性”和“相關性”兩種類型。所謂“相關性”，指的是一個變量的出現和變化，總是與其他的變量存在著關聯。在統計分析上，變量A出現或者變化，總是伴隨著變量B的出現或者變化；盡管無法確定變量A、B和C之間的產生和發展原因，但是能夠確定A、B和C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相關性，也能夠幫助研究人員預判可能發生的重大事件。大數據的興起及相關分析手段的應用，為國際政治研究尤其是“預測”開辟了新的路徑。隨著生活網絡化和數據化，各個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各類數據，逐步被納入各類數據庫中。在此基礎上，研究人員通過探求不同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來對一些重大政治議題進行預測。

因果性預測與相關性預測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首先，“因果性”預測，是根據已知的因果邏輯鏈條，通過已經發生的“原因”來推導出“結果”；而“相關性”分析則很可能無法提前知曉變量與變量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在了解相關變量具有某種“關聯性”的基礎上，對于某些政治事件的發生進行事件、地點和方式進行預測。其次，“因果性”關注單一變量之間的關聯，而“相關性”關注多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很多情況下，一個復雜政治事件的出現，往往是由多個變量之間，通過不同的因果機制傳導而來，而傳統的社會科學分析往往關注單一因果機制，或者未能發現相關重大議題的因果機制，因此難以做出準確判斷和預測。最后，社會科學的規律往往是通過社會實踐總結而來的。研究者根據政治現象的發展變化，推導出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變量，梳理變量之間的關系，并在實踐中加以完善。因此，對于規律的推導，必然滲透個人的意愿和傾向。而“相關性”研究則通過觀察客觀世界中少數變量之間的“共變”關系建構而成，因此能夠避免一些人為因素的干擾。

近些年來，運用大數據和分析模型，通過“相關性預測”來判明具體政治議題的研究越來越多。行為主義和科學方法所引發的“行為主義革命”，刺激著國際政治學者的“預測”熱情?！靶袨橹髁x提出，個人，不論是單獨還是集體，都以某種行為化的方式行事。行為主義科學家的任務是，就這些模式化行為提出令人信服的假說，并系統地從經驗上驗證這些假說。這些學者用科學方法的各種工具描述和解釋人類行為，希望最終可以對人的未來行為進行預測。”這種分析和預測的主要依據，是將分析對象“量化”，通過“大數據”來推導出行為體的行為傾向。比如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常用的戰爭相關數據庫（Correlates of War）、軍費開支數據庫（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和軍事裝備轉讓數據庫（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等。

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發展方向多樣化，研究側重點已經由“戰爭”“和平”“聯盟”“軍備”等傳統議題，擴展到社會、文化、經濟等“非傳統安全”議題?！鞍踩姆诸?、定義和研究議程，從‘傳統安全’走向‘非傳統安全’，這不僅是冷戰結束后全球化時代國際格局發展的結果，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安全概念和內涵都擴大和深化的結果，更是在各種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安全的挑戰和構成不安全的根源事實上多樣化、多元化和復雜化的結果。”一些新的數據庫，比如綜合各國外交活動的“外交人員交流數據庫”（Diplomatic Exchange Data），收集了1817年以來各國外長、大使和其他主要外交人員的派駐數據?！捌び妊芯恐行摹保≒ew Research Center）和“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等，則關注全球多個國家民眾對于不同政治議題的態度和觀點。一些新的技術也應用到大數據的分析和整理之中。比如“綜合沖突早期預警系統”（The Integrated Conflict Early Warning System）、“政治動蕩預測項目”（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都力圖通過各類數據分析，來實現對于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政治動蕩提前預警。

近些年來，研究人員通過“相關性研究”，成功地構建了多個針對具體事件類型的預測模型。復旦大學唐世平團隊在2018年發布的中國臺灣地區地方選舉預測和2018年針對美國中期選舉的預測，都較為準確地預測了選舉結果。暨南大學陳定定團隊和中國人民大學刁大明團隊，分別根據民意調查和各自的分析模型，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開始之前，預測了大選的結果。董青嶺通過機器學習來預測沖突，“檢驗了基于 BP 神經網絡的機器學習在真實社會情景中的實際沖突預測效力”。

通過大數據分析進行“相關性預測”，需要在“數據采集”和“分析模型”兩個方面與時俱進。一方面，“相關性預測”需要大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但是在國際政治現實當中，研究者往往默認系統環境保持相對穩定，在此基礎上以某一個時間段的事件為資料，預測事件發生的時間和規模。但是大數據的出現和發展往往會隨時發生變化，各種數據采集設備必須及時抓取最新變化，才能夠適應國際政治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相關性預測”要求對采集的數據進行準確客觀的分析。研究人員往往根據各種模型，對采集的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如果模型無法隨著客觀世界的變化而更新，那么分析路徑也將受到客觀世界的重大挑戰，無法有效地預測政治事件的發生。

結語

與政治事件較強的相關性，讓國際政治研究被賦予了“預測”未來的期待?！皣H安全研究在回應一系列（被視為）非常激進的‘現實世界或外在’問題時也是引人注目的……國際安全研究還有其著眼于提供相關政策知識的學科抱負……國際安全研究不僅受內在科學發現的過程所驅動，而且受所參與決策制定的過程所驅動，也受政策本身對其產生的影響所驅動?！眹H政治的發展，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也必然會遇到各類困難和挑戰。如何應對公眾對國際政治“預測”功能的期待，也是研究人員需要認真思考和應對的問題。

“預測”并不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功能。國際政治研究的核心，在于建構和應用理論，學術視角專注于體系層次，試圖探究體系層次變化對于行為體的影響?！邦A測”也可以被劃分為針對形勢變化的預判、針對行為體行為偏好的分析和針對具體事件發生概率的估算三個類型。國際政治的預測研究，主要集中在具體事件發生概率的研究，即通過大數據和分析模型，探究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以此來推測事件發生的時間和范圍。

“大數據”和“模型分析”仍然在預測功能上面臨一些挑戰。首先，數據的搜集過程往往存在著較大的爭議。不同的分析團隊針對同一個事件的量化和分析，往往會得出不同的數據樣本。其次，數據的整理過程也容易出現較大的分歧。數據的整理很大程度上依賴分析人員對不同樣本的“賦值”，而“賦值”實際上是一個“定性”研究。最后，行為主義分析方法可能忽略一些難以被量化的因素，如文化、性格、歷史、榮譽等被研究人員因素。事實上，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文化、歷史、宗教、社會的影響下，即使面臨相似的環境，也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政治行為。在實踐上，大數據和分析模型的預測，仍然“面臨著數據偏差、數據質量、機器學習效度低、學術倫理等挑戰”，仍需更多的學術耐心。

盡管國際政治的預測研究在冷戰后有了較快的發展，但仍存諸多不足。閻學通指出，國際政治研究很難精準預測，如果能夠達到75%的準確率，就已經具備了很大的參考價值，而如果具備了85%的準確率，就可以指導政策實踐。國際政治學者的某些預測，盡管失敗了，但也值得肯定和鼓勵?！耙粋€一致、準確，但是謹小慎微的觀點，遠沒有一個大膽、新穎、能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某個重要問題的推測有價值，即使這個推測還存在模糊和矛盾的地方?！?/p>

恩格斯指出，人類認知的探索是一個不斷深入和不斷擴展的過程：“真理是包含在認知過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而科學從認識的較低階段上升到較高階段，愈升愈高，但是永遠不能通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達到這樣一點，在這一點上它再也不能前進一步，除了袖手旁觀驚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出神，就再也無事可做了?！睂崿F精準且全面的國際政治預測，是國際政治研究的終極目標?！吧鐣茖W研究并非列一張清單：列舉哪些命題是真，哪些是假，又有哪些是無法確定的。社會科學研究對人類知識的貢獻是，它展示了相關命題的集合如何與一組基本的假設和分析社會交互的方法聯系在一起。當一個框架把連貫的假設和命題聯系在一起時，一個強有力的實證發現，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有無數的含義。正是這種乘數效應使理論變得有價值，并至少創造了累積知識的可能性?！?/p>

作者：王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