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玉之死引發的思考

在近期接連發生了幾起剝奪年輕生命的慘烈悲劇后，電話詐騙成為了上周輿論熱議的焦點。先是被南京郵電大學錄取的18歲山東農村女孩徐玉玉被騙走9900元學費，報警后突然昏厥不治身亡，同日與徐玉玉家相隔不遠的大一女生小芹也被電信詐騙騙走6800元，短短幾日后，同在臨沂的臨沭縣大二學生宋振寧在連續遭遇電信詐騙后心臟驟停死亡。在社會的廣泛關注下，截至8月28日，徐玉玉案6名嫌犯已全部落網。

《人民日報》評論徐玉玉事件時指出，“個人信息和數據的嚴重泄露，電話實名制的推廣不力，運營商打擊電信詐騙的力不從心，個人安全意識的淡漠”等因素為電信詐騙提供了沃土，因而其中每一個方面都值得審慎分析和深入探討。

電話實名制、運營商與電信詐騙

徐玉玉接到的詐騙電話為“171”開頭，屬于虛擬運營商遠特通信。案件發生初期，虛擬運營商沒有嚴格實行實名制造成監管困難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但事實上涉事手機號有完整的實名登記信息。

虛擬運營商是工信部為了給三分天下的電信市場注入活力于2013年引入的市場參與者，但近年來170、171這兩個由虛商運營的號段成了電信詐騙的重災區。據京華時報報道，工信部網安局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全部電話用戶實名率已達到92％，但仍有近１億用戶未實名登記，工信部5月下發的通知中要求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電話用戶實現實名登記。

但是，這次事件已經說明，電話實名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電信詐騙的問題。上海市公安局網安總隊總工程師瞿偉放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即使實現了表面實名制，銷售環節仍可能存在各種假冒代替導致“人”“證”不符。《冰川思想庫》公號刊發了題為“實名制使用不當，將助推隱私泄露”的評論文章，作者聶日明認為，在中國身份證號碼關聯的個人信息過于廣泛，導致僅從身份證這一條信息就能夠很容易地還原出個人隱私全貌，猶如黑暗森林中的坐標。同時，由于身份證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泛濫，本來為了遏制犯罪的實名制反而導致普通人的核心隱私被公開，另一方面，就像在此次事件中，警方完全可以通過實名制的銀行賬戶追查犯罪嫌疑人，手機實名制并非問題的關鍵。

知名信息管理專家涂子沛在其公眾號接連發布了兩篇關于這一事件的評論文章。其中一篇著重提出了對三大運營商對電信詐騙為何無所作為的質疑。文中引用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2016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和公安部統計的數據稱，今年上半年中國網民平均每天接到3個騷擾電話、2.9條短信，近年來全國電信網絡詐騙犯發案數增長速度每年處于20%-30%之間。他指出，這些電話和短信不僅害人，對全社會而言還造成了巨大的時間和空間浪費，三大運營商必須承擔責任，采取措施打擊泛濫的騷擾詐騙電話短信。

個人數據泄露背后的制度缺陷

比起電話實名制，個人數據泄露才是更深層次的問題。聶日明在文中提到，這幾起事件中的當事人學歷并不低，之所以被騙是因為騙子準確說出了身份證號碼、銀行賬戶、助學金申請等被認為是特定機構才了解的信息，而核對隱私信息本身就是一種常用的身份鑒權。

涂子沛指出，個人隱私泄露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91%的美國成年人都“認同或強烈認同”他們對一些公司收集的個人信息失去了控制。面對個人數據泄露和非法買賣的嚴峻形勢，歐盟、美國都正在出臺一系列的法規和文件。

頻發的電信詐騙案件說明我國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制度也遠未完善。《探索與爭鳴雜志》公號日前就此刊文，作者剛峰指出我國目前在這方面存在三大制度困境：首先是國家安全成為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導向，某種意義上忽視對于個體的保障；其次是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過多，不僅憲法、刑法、民法中皆有涉及，各種部門規章、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也層出不窮，立法重復交叉且概念不統一；最后是監督機構不明確，僅互聯網領域就涉及工信部、網信辦、商務部、工商總局等多個機構，“相關部門”過多反而導致效率低下。

悲劇背后的教育問題

在徐玉玉事件中，最令人動容的是這個涉世未深的孩子的天真和脆弱。聶日明指出，詐騙案高發與城市化進程下的社會轉型有關。中國正在由熟人社會向生人社會轉化。對于像徐玉玉這樣的農村考生而言，考大學、讀大學是他們第一次脫離熟人社會走向生人社會，他們既無法想象更無法接受外部世界的險惡。因此，社會也應該教育公眾，幫助其適應現代的陌生人社會，對一般的騙局有所警惕。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理解被騙走9900元對來自貧困家庭的徐玉玉所造成的打擊和創痛。在一篇題為“徐玉玉之死，我們足夠心疼嗎”的文章里，曾在蘇北某國家級示范性高中當班主任的作者單士兵試圖向公眾解釋那些成績優異的農村貧困女生經歷著怎樣的心靈煉獄。她們不認同輟學打工或早早出嫁的生活道路，因此把離開農村改變人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應試教育之上，分數就是她們所有快樂和幸福的所在，但應試教育無法帶來良好的人格養成和防范社會風險的能力。她們承受著貧困和學業、自卑和自尊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上大學成為支撐她們生活的唯一信念，一旦破滅就很容易崩潰。

單士兵認為，當下的教育扶貧缺乏足夠精細的人文呵護和救濟力量。只有當社會各界對徐玉玉們的心疼轉化為改變不公的現實力量，類似的悲劇才有不再發生的可能。

資中筠：科技創新與人類禍福

近日， 騰訊思享會公號刊載了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著名學者、翻譯家資中筠撰寫的“科技創新與人類禍福”一文。資中筠梳理了20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對“科學的發展是不是一定造福人類”這個問題的反思，表達了對于人文思考趕不上科技創新的擔憂，頗具啟發性。

文章指出，早在20世紀初工業化高潮之時，已經有一些有識之士發現科技的發達不一定給人類帶來幸福。英國科學家尤因（Alfred Ewing，1855-1935）一度是熱忱的科學倡導者，但在晚年卻預言，“人類在還能夠掌控自己之前就先掌控了自然，先具備了掌控自然的能力。這個事情將要引起不可預測的后患”。

一戰、大蕭條等事件驗證了科技不一定會造福人類的觀點，因而也促進了西方社會科學的蓬勃發展。洛克菲勒基金會30年代初的一份年度“會長總結”中著重提出了這一問題，并開始把資助醫學和自然科學為重點的傳統，轉向同時資助社會科學和社會改良的項目。二戰尤其是原子彈的出現引起了更大的震撼，讓相關的科學家們面臨良心的拷問。

原子彈問題引發了科學發展與人類禍福關系的大討論，討論結果認為科學本身無責任，責任在于利用科學成果的人。報告指出“我們科技的水平已經達到二十世紀，我們的國際關系和國家制度還只停留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因此要發展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把人和社會制度作為研究和改善的對象。但是，由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自身的規律和特點，人類倫理觀念、社會制度的改變始終趕不上科技和物質文明的發展，而各國掌權者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進一步強化了科技的高速前進。同時，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無法回避，環境污染和軍備競賽是其中最為重大的兩個方面。

歷史上也不斷出現試圖扭轉科技過快發展趨勢的努力。1968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各自然科學學科的師生發表聯合聲明，提出“當前科技知識的濫用是人類的生存的一大威脅”，號召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反對美國政府的危險政策，“更加負責任地利用科學知識”。在當時反越戰、反核武器、反環境污染的群眾運動高漲的背景下，于次年成立“關心科學工作者聯盟”發起“科學為人民”的運動，活躍于1970-80年間，最終因內部分歧、涉及制度改造等原因消亡。其后英美等國又出現了新型的由政商學精英主導的公益模式，提倡投資時不僅要考慮利潤前景也要考慮社會效益人民福祉。這些公益組織在減少涉及煙草、高污染的投資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卻無力遏制軍工生產。

資中筠指出，人工智能是這一領域出現的新問題，她援引江曉原“人工智能必將危險我們的文明”一文中的觀點指出，人工智能帶來的近期危險包括大批失業和軍事化失控。在生物醫學技術帶來的種種可能顛覆人倫觀念的新發明面前，她的擔憂是百年來有識之士對科技創新與人類禍福關系反思的延伸：“非理性的權力野心和利益誘惑與飛速發展的高科技相結合將把人類引向何方？思想先驅和仁人志士的奔走呼號能與之相匹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