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上看到田公余慶紀念逯耀東先生的大作，引動一縷思念。

有些事好像已經過去，卻又近在眼前，因為往事并不如煙。

對于北大歷史系來說，2014—2015年的冬天，不啻經歷了一次大地震——老一輩的田公和正值壯年的劉浦江兄，在十來天里先后歸去（2014年12月25日，2015年1月6日）。那個冬天有著不一般的寒意，給人以時代轉換的感覺。

兩位離開時，我本應說幾句話，也感覺有話要說。不過那時說話者眾，都有比我更親近的關系，所以覺得沉默雖不禮貌，或更合適。

2003年我初到北大，本有一些拜謁的計劃，如家父讀私塾時的同學黃公枬森，曾經一見如故的張公芝聯，不認識的田公也在其中。因為田公是有自己想法的人，在歷史學界，這樣的人不算多，他們那一輩學者中尤少。同時王汎森兄也曾特囑，要我代向田公致意。但到京后即身臨“非典”的正式宣布，人人見面都無比溫文爾雅地保持距離，真不是適于拜訪的時候。到“警戒”正式解除，已是半年之后，既投入緊張的工作之中，遂不復有出門拜謁的情緒（正式的參拜總要有些類似沐浴更衣的準備，不是說走就走的）。就是教過我的業師林被甸，也是很久以后才登門拜望，非常失禮。正因此，也留下不少遺憾。

如黃公枬森，很多年前在黃府見過，記得他還特別給我看他在自貢市檀木林里拍攝的各種照片（那是我祖父曾居的園子，后來捐獻了，我卻還沒進去過），結果直到他歸道山，我也沒去拜謁，真是不懂事到極點。

田公亦然。后來在一次吃飯的場合見到，基本沒說什么話。田公似乎也知道我來北大了，好像對我不去看他有些感覺，不過據說還幫我想出了理由，說此人不拜大佬，說明人還耿直（非原話）。我們其實住在同一棟房子里，后來有時在園中見到他散步，也趨前請安，但我感覺他并不知道這后生是誰。

按過去的老話，我和田公之間是缺一些緣分的。那是在他90歲的時候，弟子們組織了一個紀念聚會。我在系里的群發郵件里看到了，還特別問羅新兄是內部的還是也對外開放。羅新兄說是開放的，歡迎參加。于是做好了去賀壽的準備，但后來不知為什么，再也沒有收到群發的郵件。我是屬于比較“迷信”的一類，總覺得這是某種看不見的手在代為安排，也就是緣分不夠。不久田公遽歸道山，就成了永遠的遺憾！

其實田公走得有些突然，因為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剛看到他的照片，仍可見那特有的凝視，眼神中全無告別的意思。而劉浦江兄的離去，卻是有心理準備的。因為聽說了西醫對他病情的判斷，而他好像又和中醫無緣。但真聽到消息，還是感覺震驚。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和宋史的人比較熟悉。所以浦江兄的大名，是久聞的。外面都說他自視甚高，桀驁不馴。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不考研究生，因為他覺得中國可以指導他的，只有鄧廣銘先生，可是鄧先生已去世了。這個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我知道有些比我們高一輩或半輩的宋遼金史學者，是略有些不高興的。他升教授時，我在評議會上的一項任務，就是萬一有評委提問“出言不遜”，引得他口出直言，那我必須奮不顧身，立刻制止他說話，以免產生副作用。但那樣的事并沒發生，或許他那時已足夠“成熟”了。

記得他曾給系領導提過意見，說好幾次升等都是擔任副系主任的老師先上，以后最好讓已有教授職稱的人作副系主任。或許就是以此為理由，他升教授后即被牛大勇兄敦請出山，真作了副系主任。在很多人眼里，浦江兄是一位不諳世情的人，結果發現他非常適合管理工作，不得不佩服大勇兄的眼力。

我快到北大時，別人告訴我浦江兄是四川老鄉。后來發現北大歷史系其實川人不少，不過并不抱團兒，私下也未曾聽說有川籍學人的鄉聚（至少我沒被邀）。我和浦江兄的交往，就像很多人回憶的那樣，基本限于工作關系，也就是他領導我。

我們最頻繁的一次郵件來往，是某次牛大勇兄對我訴苦，說他引進不少大腕兒，卻沒有什么位子（指各級各類委員會）可以安置。我說這忙我可以幫，就是我辭去這類頭銜，一下子給他空出三個可以位置“引進人才”的空缺。大勇兄話剛出口，不便直接挽留，就把這任務交給了副系主任。于是浦江兄以各種理由來勸我留任，其中一條，就是委員會里需要有人說可能得罪人的話。或許是我自作多情，感覺和他有些惺惺相惜之感，因為我也敢講真話（不過我在北大自定位很清楚，那就是客卿。所以該說的話我會說，卻從不爭，尤其不會堅持非怎樣不可）。但那次我沒給他面子，現在回想真是十分抱歉！如果那時我至少留任其一，不也表示出了對領導的尊重么？

在一個系里，像田公這樣的人物，其實不需要做什么，就像是定海神針，可以讓人感覺到他的存在。做得好的人，可能會想到他的認可。而那些接近“倒行逆施”的作為，恐怕做的人也會有幾分忌憚。一旦失去，或許就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什么都可能發生。而對于浦江兄，我知道相當一些人是把北大歷史系后來很多年的管理寄托在他身上的。他的忽然離去，打亂了北大歷史系一些不言的設想，可能也改變了那個系很多年的發展。

（本文刊于2016年8月27日《文匯報·筆會》，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