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克羅伊德。  東方IC 資料

在英國文壇上，彼得·阿克羅伊德（Peter Ackroyd）可以說是最多產、最多面手的作家。他至今已經出版著作近六十種，其中小說、傳記和歷史著作三足鼎立，同樣出色，都很重要。他的小說包括《奧斯卡·王爾德的最后證言》（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 1983)、《霍克斯莫》（Hawksmoor, 1985）、《查德頓》（Chatterton, 1987）、《丹·利諾和石灰房之鬼》（Dan Leno and the Limehouse Golem, 1994）、《坎特伯雷傳奇之重述》（The Canterbury Tales: A Retelling, 2009）等；他曾為之做傳的作家包括艾略特（1984）、狄更斯（1990）、布萊克（1995）、托馬斯·莫爾（1998）、莎士比亞（2005）、卓別林（2014）、希區柯克（2015）等；他的歷史著作包括《倫敦傳》（2000）、《古埃及》（2004）、《古希臘》（2005）、《圣河泰晤士》（Thames: Sacred River， 2007）、《威尼斯：純真之城》（Venice: Pure City, 2009）等。他的六卷本《英格蘭史》從2011年開始出版，卷一、二、三已經面世。現在，他正在完成這套歷史著作，同時也在寫作《基城：同性戀之倫敦傳》（Queer City: A Gay Biography of London），此書明年即可出版。我一直很喜歡他的作品，更驚詫于他如何有精力寫出這么多皇皇巨著。近來他的《倫敦傳》中譯本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我與他聯系，希望能夠采訪他。可惜他最近剛剛骨折，不想見記者，但還是愿意通過電子郵件回答我的一些問題。

彼得·阿克羅伊德畫像，劉箏繪。

如何成為作家

澎湃新聞：您1949年出生于倫敦的東艾克頓區的一個平民家庭，您還是個嬰兒時父親就離開了你們，母親在一個工程公司的人事部里做個小職員，您在政府的廉租房里一直住到十八歲去上大學。您是怎么成為一個作家的，從小就有這樣的志愿嗎？

阿克羅伊德：應該說我成為作家完全是一個意外。我從小就喜歡讀書，在學校里，我是那種小書蟲類的孩子。記得有一年圣誕節，我得到的禮物是一套少年百科全書，一共十卷本，我發誓要在一年之內讀完，果然做到了。現在我還能清晰地記起那套書的封面，光滑的每一頁紙，還有那些照片。我從很小的年齡開始，就為了讀書而喜歡讀書，讀書這個行為本身給我極大的樂趣，不管書的內容是什么。當然，在讀書的過程中增長了知識，學到了東西，這是額外的好處。

大約七八歲的時候，我寫了一個關于倫敦議會縱火案的主要人物蓋伊·福克斯的劇本，可以說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愛上了寫作，一直到現在。但只有到我擔任了《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志的文學編輯之后，我才學會如何為公眾寫作。

澎湃新聞：您對歷史的興趣是何時開始的？

阿克羅伊德：中學時，我贏得了依靈區的私立天主教圣本篤學校的獎學金，去那里讀書。當時學校里的老師還都是修道士，學校的許多規則指令也都是用拉丁文表達的。歐洲古典文化非常重要。這個學校為我后來的寫作和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我非常喜歡歷史課和古典文化課，我的成績也一直非常優秀。

中學畢業后，我考取了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學習英國文學。第一年我一點都不喜歡，覺得自己無法融入。第二年，我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師，他給了我很好的教誨，讓我找到了自己。同時，我也和國王學院的一批年輕詩人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詩集《喔唷》（Ouch!）。當時我是一門心思要當詩人的，根本沒有想過要當小說家或傳記作家，可能還不屑于當小說家或傳記作家呢。

澎湃新聞：我讀到有的文章說您在劍橋時，花了一番功夫要改變您的東倫敦口音，要擺脫您的出身背景，是這樣嗎？為什么？

阿克羅伊德：我就是想和別人一樣吧。那時我的同學大多數是中產階級家庭出來的孩子，像我這樣來自社會底層的很少，我不想和別人不一樣。

澎湃新聞：您在劍橋得到雙一等學位，之后就去了耶魯大學，是嗎？

阿克羅伊德：對，劍橋畢業后，我得到了梅隆獎學金，去了耶魯大學。這個獎學金每年只頒發給兩個人。在耶魯，我什么都不用干，他們發錢給我，我不用去上課，也沒有研究課題。閑了一段時間，我覺得很無聊，就決定寫本書，那就是《新文化筆記》（Notes for an New Culture），我在書中試圖闡述英國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問題。我覺得這本書很不成功，因為全是我自己的觀點，我根本就沒有去研究別人的看法。

澎湃新聞：1973年，您從耶魯回到倫敦，只有二十三歲，居然出任了《旁觀者》的文學編輯，您如何能這么年輕就得到這么重要的職位？

阿克羅伊德：從耶魯回來，我無所事事，就寫信給所有的報刊雜志推薦自己。當時《旁觀者》的主編是喬治·蓋爾（George Gale），他居然召見了我。他給我兩本書讓我寫書評，我第二天就把兩篇評論給他了。他肯定覺得我干活快，所以，就給了我文學編輯的工作。連我自己都特別驚訝，因為那時候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學編輯，也沒有當記者的經驗，更沒有當編輯的經驗。但是我學得很快，很短時間內就上手了，而且很喜歡這份工作。

澎湃新聞：您在《旁觀者》工作了九年，從文學編輯做到主任編輯。那時候的艦隊街上各種報刊門連門，充滿著酒精的午餐會也非常有名。有人傳說您曾挑戰馬丁·艾米斯，要和他扳手腕，還曾在拉什迪的懷里酩酊大醉。當時那里是倫敦的文學中心，對您這個從小在廉租房里長大的年輕人來說，應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吧。

阿克羅伊德：對我來說，那時的編輯部生活如同啟示錄一樣。我從來沒有參與過倫敦的社交生活，這一切都非常新鮮，充滿趣味。編輯部里每天有許多人出入，很多名人，文壇巨匠，例如金斯利·艾米斯。我當時二十來歲，能和這些人交上朋友，當然讓我有受寵若驚的感覺。還有那些午餐會，不是一月一次或一周一次，是每天都有。大家都只在早上工作，下午就沒人工作了。我那時也能說是海量， 但現在很少喝酒了。

作為一位剛進入文壇的新手，我可能也有些初生牛犢不怕虎，想給別人制造些印象，例如我曾經評論納博科夫的作品“艱澀難懂、軟弱無力、自我憐憫、毫無新意”，現在看來，當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現在當然根本就不同意年輕時的那種觀點。

《倫敦傳》

關于寫作

澎湃新聞：您是個非常多產的作家，至今有五十七本書出版，而且得了很多獎。您的著作中有歷史、傳記，還有小說。能說說您如何做到這么多產的嗎？

阿克羅伊德：我想可能因為我有能力清空我的頭腦，我能忘記。當一本書完成之后，我就對此書不再感興趣，這本書出版了，交給讀者了，就和我沒什么關系了。我盡量爭取不再關心此書，我基本上不讀書評，然后開始下一個項目。

一旦完成了一本書，我就試圖清空頭腦里關于這本書的所有信息。如果把所有的信息都留在頭腦中，我真要發瘋了。所以，對我過去寫的書，我很少能記得它們。例如，如果你問我艾略特的生日，或是狄更斯的忌日，我無法告訴你，我根本不記得。我需要把這些信息都清理出去，頭腦中才能有給下一本書的空間。要不然，我的頭腦中會充滿各種聲音和各種人物，就會非常難控制和掌握。

許多人都覺得一個人不可能既是好的傳記作家，又是好的歷史學家，還是好的小說家。有人會指責你是外行，或者指責你寫得太多。但對我來說，我的整個寫作生涯，就一直在寫這三種書。一開始也可能是因為我不想只寫一種，那樣的寫作生活會太單調，也是為了能賺錢。但是現在對我來說，是習慣成自然了。

我對自己的時間表掌握得很嚴格。我總覺得我所有的書都屬于一本很龐大的書，它們只是這本大書的不同章節。等到我死的時候，這本大書才會完成。也是這本最后的大書，才會給我一種成就感。 

澎湃新聞：在準備寫作一本書時，您是如何做研究的？

阿克羅伊德：當我開始研究一位我要寫的對象時，我會閱讀他所有的作品，也爭取閱讀所有別人寫的有關他的書。我會把所有的書都搜羅到我的辦公室里來。我很喜歡這個研究和準備的階段。因為我要閱讀上百本關于我的傳記對象的書，所以，我就沒有時間再讀書了。

我需要總結所有其他人的觀點和看法，然后根據我自己的理解和知識形成我的觀點，做統一的總結。有的時候這一過程很痛苦，但在我看來，分析所有已經發表的資料，這和寫作本身一樣重要。

另一件給我很多樂趣的事，是注釋我的那些筆記。例如，關于某一個細節，你收集到了所有的資料，可能有五十本書提到此事，所有的資料、解釋、發現和證據都綜合到了一起，你能看到前面的大路會通向何方，下筆就活了。例如，我在寫《莎士比亞傳》時，有幾百本書，還有二十個大文件夾，我給每個文件夾一個號碼，再給每本書一個字母，他生活里的每一個細節，我都給一個橫向和縱向的交叉注釋。

澎湃新聞：您的寫作習慣如何？一天中，什么時候是您寫作的最佳時間？

阿克羅伊德：許多作家都喜歡在早上寫作，早上是他們創作的最好時間。我不是。我一天從早晨寫到晚上，寫一整天，天天寫。我一般都是同時寫三本書。早上我會研究或者寫作一本歷史著作，下午主要是寫傳記，晚上我會寫小說。我的小說一般都是手寫的。

我從早上七點半寫到晚上九點，當然，當中我會停下來吃飯，或做些家務。我的個人生活其實是非常單調的，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很有趣的人。我也總是去小飯店里吃飯，這樣就不用為燒飯而浪費時間。

澎湃新聞：您如何選擇您的研究和寫作對象的？您會在情感上很投入嗎？

阿克羅伊德：不是我選擇寫作對象，是他們選擇我。但是我的傳記作品有一個基本準則，那就是我的傳記的對象都要與倫敦有密切的關系。

對我的傳記對象，我基本上能做到沒有任何感情上的投入，爭取不和他們發生關系，保持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對他們，我談不上喜歡，也談不上不喜歡。

關于倫敦

澎湃新聞：您為什么對倫敦這么感興趣？

阿克羅伊德：我的外婆熱愛倫敦。我小時候，周末時，外婆常帶我從家里坐公交車到倫敦市中心去，我們會在艦隊街和圣殿區的大街小巷上散步。她對倫敦的熱愛肯定傳遞到了我這里，在我的心里播下種子。倫敦是我生活的伴侶，是我想象力的風景線。

澎湃新聞：在《倫敦傳》中，您把倫敦當成一個有生命、能夠呼吸、有能力報復、具有毀壞力的活物來寫，您還說過：“當你走在倫敦的人行道上，放輕腳步，因為你是走在倫敦的皮膚上。”您覺得這個有生命的倫敦應該是怎樣的一個人？

阿克羅伊德：我覺得倫敦應該是個男性，有一把年紀了，脾氣有些難以琢磨。他可能還有些病，沒有耐心，但是仍然充滿了精力。

倫敦有一根精神之線，這根線貫穿著倫敦的過去和現在。倫敦的歷史是繼續生存的，雖然可能是有些暴力、有些困難的歷史。我在許多書中希望做到的，就是要向讀者指明這條歷史之線。

倫敦也是個幸存者，它被大火燒過無數次，1666年的倫敦大火，二戰中德國對倫敦的大轟炸，但每次它都能在火中重生，而且還更堅強。倫敦是從火里鑄造的，所以，它有一種勇猛且不顧一切的精神。它古老的街道、小巷、弄堂，在大火中一次次化為灰燼，但是又一次次重新出現。在倫敦城的許多角落，你都能見到過去和現在之間有一種無法分開的神秘擁抱。

當年在倫敦大火后，英國建筑師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負責重新建造圣保羅大教堂。打地基時，他叫一位工人去搬一塊平的石頭來放在教堂的正中心，工人從附近搬來了一塊舊墓碑，放好后，雷恩才注意到上面有一個拉丁詞Resurgam，意思是“我會重生”，這個詞，就最能代表倫敦的精神。

澎湃新聞：您還說過：倫敦向來就是一個很丑的城市。俗話說“情人眼里出西施”，您這么熱愛倫敦，但又覺得它丑，不矛盾么？

阿克羅伊德：倫敦是很丑。但是丑也可以很有情趣，很有魅力，丑自有美的一面。倫敦之美就在它的丑陋中。這是一種“得體”之美。這種丑陋之美是倫敦自然進化的結果，它給了倫敦人一種自強不息的團結精神。

澎湃新聞：您還有一個觀點，就是說“倫敦的發展是沒有計劃的，是出人意料的。它的擴大是自生的、零散的、機會主義的、任意的、市場主導的”。倫敦是一個龐大的城市，如果和其他的偉大城市，例如紐約、巴黎相比，您如何看倫敦？

阿克羅伊德：紐約和巴黎都是計劃中生成的城市，而倫敦不是。倫敦幾乎是完全沒有計劃的，上千年來，它完全是自然生成、隨意發展的。從來沒有人為倫敦做過一個規劃，也沒人為它做過設計。但是讓人驚訝的是，倫敦的一切又很連貫、很融洽，這種無計劃性，是有利于倫敦市民的。所以，倫敦是一個讓人琢磨不透的城市，也是一個很丑的城市。

倫敦從來就沒有追隨一種理論或理念，從來沒有一種連貫的哲學推動它。在1666年的倫敦大火之后，雷恩設計了一張新的倫敦城市圖，把倫敦按縱橫的幾何線來設計，但是他的設計無法實施。倫敦拒絕向任何理論性的城市規劃屈服，倫敦有它自己的法律。人沒有辦法改變倫敦，正相反，是倫敦改變人。不是倫敦屬于人，而是人屬于倫敦。

澎湃新聞：您說過，推動倫敦發展的一直是權勢和金錢。現在，倫敦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城市之一，倫敦城市中心的房價真可謂是天價，許多倫敦人根本支付不起繼續在倫敦居住。您覺得，這樣的變化，是不是會讓倫敦失去它的特點？

阿克羅伊德：對，倫敦是在權力、利潤和剝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種狀況在現在和未來都不會改變。這是一個拜金的城市，這個城市剛剛建立的時候，就是如此，而且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倫敦就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每一個時代，都有人會被擠出倫敦，現在有，過去有，未來還會有。這是倫敦的歷史命運的一部分。我覺得這不會讓倫敦失去它的性格，相反，能讓倫敦的性格更鮮明。這也是倫敦性格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有人說，英國有兩類城市：倫敦、非倫敦。英國其他的許多地區，特別是北部蘇格蘭地區，原來的重工業區、前制造業區，都覺得倫敦在飛速地發展。倫敦人把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都吸引來了，這對其他地區都很不公平，把這些地區遠遠地拋在了后面。您覺得呢？

阿克羅伊德：倫敦和英國其他地區確實有差距，從倫敦有史以來，情況就是如此，我不覺得有任何人能夠改變這種情況。

澎湃新聞：您還說過：“倫敦是一個被保佑的城市，也是一個被詛咒的城市。”聽說您在《倫敦傳》交稿之后，就大病一場，心臟病發作，做了大手術，昏迷一周。這是不是一種“詛咒”？

阿克羅伊德：對，我的心臟病大發作，就在我把手稿交付給出版社的第二天。救護車把我送到醫院，那一周的昏迷是醫生誘發的，是醫學上的需要。他們告訴我媽媽我活下來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五十。在心臟搭橋手術做過之后，我醒來了，就是在黑暗通道的另一邊了，我的感覺好極了。

澎湃新聞：能否問您一個私人問題，關于您的父親和您的伴侶，您可以不用回答。您父親早年就拋棄了你們，但是您在《旁觀者》工作時，他來找過您，希望能和您見面，但是您拒絕見他。還有您在耶魯認識的男朋友布萊恩，他隨您回到英國，你們在一起住了二十三年，但是您的家人從來沒有見過他。為什么？

阿克羅伊德：我還是個嬰兒時，我父親就離開了我們，我從來就不認識他。對，我在《旁觀者》工作時，他給我寫信，說他是我的父親。我不想見他，但我還是問了幾位好朋友的意見，他們也都建議我不見。我想何必見他呢，我們完全是陌生人，我沒有任何話要對他說。

我和我的伴侶布萊恩是在耶魯的一家書店里遇見的，他是個模特，也是個舞蹈家。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跟我回到倫敦，我們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直到他艾滋病去世。我從來沒有把他介紹給我的家人，現在看來，可能我不應該這樣做，但是在那個時代，當時我覺得最好是那樣來處理。

中國讀者

泰晤士河倫敦塔橋。

澎湃新聞：如果中國讀者想要以您的《倫敦傳》為指南，到倫敦來旅游，您覺得倫敦有哪些地方是他們必須去的？

阿克羅伊德：我會建議下面這些地方：

克拉科維爾綠地（Clerkenwell Green），過去幾百年來，那里一直是許多極端分子示威的地方。

倫敦城（The City of London）,那里是世界金融的中心。

泰晤士河 （The Thames），這是一條圣河，曾經得到圣母瑪利亞和許多河神的保護。

圣殿區（The Temple），就在艦隊街旁邊，那里是許多法律專業的起源地，圣殿騎士在那里被埋葬成一個圓圈。

辛普斯餐館（Simpson's）, 它位于河濱（Strand），是一個很古老的餐館，它的整個氛圍還有食品都充滿了上個年代的風情。

格林尼治區（Greenwich），那里展示出英國海軍的優勢。

澎湃新聞：您去過中國嗎？

阿克羅伊德：從來沒有，但是我很想去中國，當然要在我倒霉的骨折痊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