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戛納于7月28日宣布禁止在海灘上穿著“布基尼（Burkini）”伊斯蘭泳裝之后，越來越多的法國東南部城市也相繼頒布同樣的禁令。8月19日星期五，剛剛遭受恐怖襲擊重創的尼斯，也下令將“布基尼”驅逐出它的“蔚藍海岸”。

“布基尼”是“比基尼”和“布爾卡（伊斯蘭婦女穿著的罩袍）”的合音，這種泳裝能夠遮住全身除臉之外的部分。它出自一位黎巴嫩裔澳大利亞女設計師阿赫達·贊尼蒂（Aheda Zanetti）之手。她愛好潛水，她的設計初衷也很簡單，希望穆斯林婦女能夠享受水上活動而不必擔心破壞伊斯蘭教義。這位設計師大概不會想到，自己“單純”的作品有一天會引發如此大的爭議。

目前，在公開場合穿著“布基尼”泳裝并不違反法國的法律。而各市政府之所以禁止“布基尼”出現在公共沙灘，首要原因是他們認為穿著這種泳裝可能引發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問題。尼斯市的第一副市長也已寫信向法國政府提議將禁止“布基尼”列入法律。

“布基尼”禁令意料之中地受到了來自各方的批評——人們首先擔憂的是，這一禁令不僅不像某些人宣稱的能夠促進穆斯林女性的權利與自由，反而會加重對她們的壓迫：被剝奪了在公共海灘娛樂的權利，這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限制了她們的行動自由。當然，這一禁令還反映著更深刻的問題。第一，它針對一個邊緣的和局部的社會現象——“布基尼”僅在法國少數地方被少數居民所使用，一些居民甚至表示從沒有聽過這種東西。另一個可疑之處是支撐這一禁令的各種理由之間的不協調性。拋開“穿著布基尼入水不衛生”、“對救援工作造成困難”等荒謬理由不談，論據總體來說在兩個層面上展開。第一是為了保護穆斯林女性的尊嚴和自由。在世俗化的法國，人們不能接受一群女性仍受制于野蠻的父系權威，以致無法在公共場合自由地展露自己的身體。第二是為了保證法國社會的“公序良俗”。他們宣稱，在恐怖襲擊頻發的背景下，在公眾場合表現出對伊斯蘭宗教的擁護不僅是一種挑釁，還可能引起騷亂。在這兩個理由之間幾乎有某種斷裂：在前一個理由中明明是高舉著人權大旗的法國人，卻在后一個理由中由于恐懼和焦慮而縮進自我保護的外殼中。在這里，我們開始接近問題的核心：為什么一件伊斯蘭風格的泳裝，會被看作是一種挑釁，繼而觸發法國人的防御機制呢？更重要的是，“布基尼”早在2003年就出現了，為什么偏偏是現在它才遭到禁止？

作為恐懼政治載體的“布基尼”

從2015年1月的《查理周刊》事件開始，到11月13日的巴黎恐襲案，再到一個月前的尼斯恐襲案，短短一年半的時間，法國就遭遇三次極端伊斯蘭勢力主導的重大恐怖襲擊。這還不算被及時挫敗的未遂襲擊案和數起針對個人的襲擊，以及為數更多的尚未被媒體曝光的提前被破獲案件。法國已成為恐怖襲擊的最主要目標。為什么？

從穆斯林居住在現代法國開始，他們就一直在遭受著資本和國家的暴力及剝削。暴力的程度在各個時期不同，但自從11月和1月的巴黎恐襲以來，強度一直在加大。在12月，法國厄爾-盧瓦爾省當局甚至承認警察不需要任何具體的懷疑理由，只是以預防措施為借口，就可以對穆斯林進行突擊的人身搜查。更讓人吃驚的是，法國的文化界和政治界出于伊斯蘭恐懼，竟公然支持這些粗暴的行動。結果，左派和右派的政治精英們，僅僅因為對“穆斯林問題”的認同， “團結統一”起來了。法國在穆斯林國家的軍事行動，加上國內“官方”對伊斯蘭的打壓，使法國成為了最主要的恐襲目標。然而，法國政治家們卻對此視而不見，也不愿意承認是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驅使人們加入“伊斯蘭國”。

雅克·拉康曾寫道，即使一個妒忌的丈夫所說的關于他妻子出軌的話都是真的，他的妒忌仍然是病態的。為什么？問題不在于“他的說法是否有根據”而在于“為什么他需要以妒忌來維持他自己的身份”。同理，即使這些禁令的頒布有其根據，這種恐懼和焦慮依然是病態的。而為了抵御這些負面情感，歪曲和投射的防御機制就會被觸發。普通的穆斯林民眾，僅因其穿著打扮，就被認為與恐襲的圣戰分子相關，這便是一種妄想癥式的歪曲。在穆斯林當中確實存在恐怖分子，但絕大部分只是正常的法國市民。而通過這種妄想癥式的歪曲，人們將內在于法國社會的問題的起因，投射到了一個外在的入侵者身上：他們不是作為受害者的穆斯林，而是從外入侵的、威脅著我們生活方式的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因此，執著于“穆斯林是否通過他們的服裝來挑釁公共安全”這個問題只是轉移焦點的一個策略，我們真正需要問的是“這種對穆斯林服裝的偏執突顯出法國社會的哪些問題”。

泳裝鬧劇的背后：多元文化主義的失敗

在不久以前，大部分歐洲國家的政黨分布是這樣的：一個大的右翼政黨（基督民主、自由主義-保守黨等等）和一個大的左翼政黨（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剩下一些小政黨（生態主義，共產主義）。但最近的投票結果顯示出這種政黨布局的改變。現在通常是有一個大的擁護全球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文化政策（支持墮胎權、同性戀）的中間黨派，與之相對抗的則是日漸強大的反移民民粹黨派。這是由于在1990年代后，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經濟危機開始常態化，而國家權力的施展變成了以專業知識為特征的行政管理和利益分配。阿甘本把這種現象稱為主權的“例外狀態”，即在國家無時無刻不處在危機之中的前提下，主權可以隨時以法律之外的名義來介入和管理。因此在政治領域，最后剩下便是各種文化之間的沖突。多元文化主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應對文化之間的沖突而興起的。在這種情況下，要為政治行動注入激情，要想動員群眾，只有通過制造恐懼：對移民的恐懼，對犯罪的恐懼，對過大的國家權力的恐懼，對生態災難的恐懼，還有對騷擾的恐懼，總而言之，就是對“他者”的恐懼。以寬容為特征的多元文化主義恰恰就是恐懼政治的典范。

寬容，何以與恐懼聯系在一起？盡管看上去受到自由主義者擁護的多元自由主義與上述右翼種族主義格格不入，但通過細致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多元文化主義的寬容和對差異的尊重與上述恐懼政治一樣，都強調與他者保持距離。只要他者不太過接近我，我就會尊重他者。而一旦他們入侵了我的空間，他們就是在騷擾我。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最高人權是不被騷擾的權利，是與他者保持距離的權利。這種對他者的“尊重”，本質上是屈尊俯就的不尊重。只有在你不贊許他者，但又不能清除他者的情況下，你才會選擇寬容。在這個意義上，多元文化主義即是保持距離的種族主義和恐懼政治。

法國人對共和國價值尤其重視并為此感到自豪，這也體現在他們對新移民的教育中：移民入境后會被安排參加必修的國民教育課，學習法國的自由、平等、博愛、政教分離四項共和國基本價值。信仰宗教者應在公共場合保持低調，只有遵守共和國價值，人們才能相安無事地“共和”。顯然，法國在近幾十年奉行的也是多元文化主義，只要這些外來文化保持低調，就能維持表面的和平。而最近恐怖襲擊頻發，使人們對穆斯林文化到達了零容忍的地步，甚至連在海灘穿著“布基尼”也無法“寬容”。多元文化主義，本身就建立在與他者保持距離的寬容之上，但這個距離從來都不是穩定的——而這可變的距離就折射著多元文化主義的脆弱和虛偽。難怪連默克爾都說：“所謂‘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即‘我們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但這一想法已經行不通了。”

為什么是“布基尼”？為何關于穆斯林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最后被“布基尼應該被寬容嗎”這個問題所掩蓋？難道整個事件最鬧劇的地方不正正在于此嗎？這是一種政治的文化化和文化的政治化，并且如汪暉所說，是一種以反政治為形式的政治化。而這種現象在二十年前甚至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候，被壓迫的人們會要求平等、正義，并進行抗爭，而不是將陣地轉移到文化風俗的舞臺，上演一場關于泳裝款式的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