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學生運動后，此前并不出名的梁漱溟，因拈出東西文化問題，而一舉成為眾矢之的，可以說“暴得大名”。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推廣，文化，特別是東西文化，成為當時讀書人心目中最為關注的問題。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1921年出版后，立即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反響非常熱烈，沒多久就出了第八版。從當時關注的程度看，其影響不低于大約同時而稍早出現的梁啟超之《歐游心影錄》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一些人而言，甚或超而過之。如嚴既澄當時就說：“近來國中的出版物，最引人注意的， 要推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

要知道“五四”后那幾年不是一個簡單的時段，影響上一代人最大的梁啟超并未完全“功成身退”，而新一代人的偶像胡適正享受著“暴得大名”后的尊崇。梁漱溟能突然吸引很多讀書人的注意，甚至一度顯出超越梁啟超和胡適的樣子，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提示出他抓住了時代的問題，其言論反映出時人的關注所在，不可等閑視之。

用今天的俗話說，梁漱溟可以說是狠狠地“火了一把”。梁的學問不以學術梳理和辨析見長，而以自身的體味見長；他雖然有意面向更多讀者，卻也不是那種特別迎合普通讀者意趣的作者。這樣的著作，通常不容易造成轟動，但他的書居然能夠引起驚動眾人的共鳴效應，就需要辨析了。“火”的基礎是大家的呼應（包括接受和反對），能“火”就意味著有足夠多的受眾，反映出了那個時代讀書人最關心的問題，因而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反映。

先是梁漱溟從1920年到1921年在北京和濟南作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系列講演，當時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講稿也很快整理成書出版。馮友蘭后來回憶， 梁漱溟的講演，“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因為“他所講的問題，是當時一部分人的心中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當時一般人心中的問題”。

魯迅曾說：“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詩人作詩，詩不為詩人獨有。凡一讀其詩，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無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弦立應。”所謂心中本有詩，撥輒立應，便有些宋儒所謂“人同此心”之意。大約總要心態先相同或相通，然后可產生共鳴。

梁漱溟的書還沒出版，其演講就引起了“廣泛的興趣”。這多少與梁對時代風氣的高度敏感相關。恰當中國思想界從“中西學戰”轉向“中西文化競爭”之時，梁漱溟使用了“文化”和“哲學”這樣的最新流行術語，并置于眾所矚目的“中西”框架之下進行討論，誠所謂得風氣之先。盡管這并非像今天很多事一樣是有意“策劃” 的，而且他主張“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并未得到多少共鳴（詳另文），但他至少在一個恰當的時候、用合乎時宜的表述符號提出了很多人想要探討的問題，僅此已足以引起“廣泛的興趣”。

這樣看來，梁漱溟抓住了什么問題，或他想要解決什么問題，就非常重要了。如果要簡略地概括“梁漱溟之問”，就是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漸邊緣的中國文化如何“翻身”。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研究東西文化，針對的就是“中國民族今日所處之地位”這一根本問題。而這完全是個文化問題，應尋求文化的解決。關于梁漱溟提出的問題和解決方法，當另文詳論，本文僅粗略勾勒其時代背景及其跨時代意義。

梁漱溟之問的時代背景

借用康有為的典型表述，中國在近代從“獨立一統之世”被迫走入了“萬國并立之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讀書人對“世界”的認知，從來充滿了想象和憧憬、無奈與徘徊，始終以緊張、矛盾為特色，可以說是“萬解并立”，從未真正達成共識。“世界”本應取代中國人熟知的“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的“天下”，包括全部人類社會，近于今日“全球”的意思。但在很多時候，它又是一個隱含文野之分的想象空間，實際被“泰西”所主宰，其余各民族、國家可以有進有出。

因此，在中國讀書人說到“世界”時，心里想的可能是“西方”。尤其他們想要進入的那個“世界”，所指的基本就是“西方”。中國讀書人對西方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在很長的時間里，盡管帶有十足的“日本特色”，他們心目中的“西方”基本就是一個時空合一、仿佛不言自明的整體（當然也不是沒有人注意到其間的差異）。到民國初年，一些人逐漸認識到“西方”不必是個整體，而更多是個合體。陳獨秀在1915年強調“法蘭西文明”對世界的貢獻和影響，既表明對西方了解的深入，也是那半帶想象的“西方”已經分裂的一個表征，還表現出了“西方”與“世界”的不對等。

同時，按照王國維的總結，近代中國一個涉及文化根本的大變，就是“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比“道出于二”更嚴重的是，在這競存的兩“道”之中，西來的一方已漸居主動，且民初“西方”的分裂似也并未影響其在中國思想言說之中的主導地位，這是幾代中國讀書人始終關注中西文化問題的主要背景。

而梁漱溟提問一個相對臨近的時代背景則是，民初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相對寬松，盡管不少讀書人的憂患意識仍較強，但與甲午后迫在眉睫的“亡國”憂慮相比，當時中國的外患不特別明顯，因而更有深入思考的余地。如果退回去二十年，中國人感覺差點就要被瓜分，亡國的危險真有迫在眉睫之勢（這憂慮也更多是認知層面的，外國確有鼓吹“瓜分”之人，但這主張基本未曾上升到各國政府的政策層面），譚嗣同便已在作“亡后之想”了；這與新文化運動期間大家不必擔憂亡國，沒有很強的危機感，心態是非常不一樣的。

局勢的相對寬松是一個不小的時代轉變，梁漱溟自己就說，“從前我們有亡國滅種的憂慮，此刻似乎情勢不是那樣，而舊時富強的思想也可不作”，因此可以有更長遠的思考。對于以“天下士”自居的讀書人來說，少了“近憂”，自然更多“遠慮”。正如研究梁漱溟的專家艾愷所指出的：

人們一直認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主要關心的是中國深刻的文化危機。但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面對的是人類的普遍問題，而不是他們自己特殊時期的處境。這種選擇精神，更多地是在感情上與人類存在的意義這個永恒問題相聯系，而不是與他們的生存環境這個直接問題相聯系。

在艾愷眼里，梁漱溟就是這樣的天下士。但由于西潮沖擊后“天下”已兼具“世界”與“中國”兩重意義，他又并非完全超越的天下士，而是“把自己對人類的普遍問題的關心和對中國現時特殊情況的憂慮聯系在一起”。

本來身處鼎革時代的人，往往容易反向思考，回歸到天下或人類社會的基本問題。從清末開始，國人的各類改革，不論是想象的還是實際施行的，基本都帶有面向未來的傾向，希望能有助于改善中國和中國人在世界的地位。在“瓜分”和“亡國”的認知威脅大體解除以后，當時的內外環境使得不少讀書人可以相對平和、更帶建設性地去思考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里到底是什么地位，以及怎樣改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梁漱溟想要“解決”的問題或他所“推測”的未來，都與此相關。這樣的 “未來”，同時也是很現實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候的不少人，就基本處于這樣的狀態中。像胡適和梁漱溟這一代人（梁漱溟比胡適小兩歲），在十多年的時間里就目睹了好幾項以千年計的根本轉變，其感觸非比尋常，思慮也當更高遠。同時，歐洲大戰帶來的世界巨變使相當一些西方人也開始反省他們的文明或文化。這些重要的內外背景，都使新文化運動那一代人容易去思考更基本的問題——從人類社會到中國自己的基本問題。

另一方面，從清季走過來的梁漱溟，有著比一般人更強的危機感。他父親梁濟1918年秋天以自殺警醒國人，給他本人以極大的刺激。梁濟明言其自殺是殉清，而最主要的導因是他對民初嘗試共和的失望。梁漱溟顯然分享著他父親的觀感，他在1920年說，“假使吾人設身為十余年前的純正中國人，就是看現在的中國，已可驚異不置” 。其“驚異”的表面是說中國沒了皇帝是個巨變，但其潛臺詞卻不是正面意義的，而表現出一種迫切的危機感。

時間上今昔的異同只是對比的一面，更強烈的對比還是在以空間為表現的文化層面。時人所說的西方或西洋，不僅是空間意義的，更多指稱一種文明（文化），故東西對比的范疇，便很容易落實在文化上。而正是在對比的意義上，中國文化的危機愈發凸顯。梁漱溟雖然把東方文化分為印度和中國兩類，但其論述的主體是中國（詳另文），所以他仍在因應中國讀書人心目中“道出于二”以及中國一方競存不力的問題。

梁漱溟特別指出，已經成功的西方不存在文化認同的問題，“就是領受西方化較深的日本人也可以不很著急”，而已經亡國的殖民地不能自主，甚至沒有“著急的資格”。而中國的特殊在于，它既不是西方，西化也不成功，又沒亡國。既然“還是一個獨立國，一切政治法律都還要自家想法子來處理”，所以文化問題對中國特別迫切，而文化選擇更已到生死攸關的程度。

今后中國文化到底應有一個什么樣的“解決”，其實也就是從文化層面思考怎樣“解決”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問題。1922年梁漱溟在山西演講時強調：

中國民族今日所處地位與前數十年不同了。所以不同，所以要變成現在這樣，完全是文化的問題。一方面固因國內的變動，而尤其重要的是外面別國的變動。西方民族因為有那樣的文化而成那樣的局面，漸漸的使中國地位也受很大的影響。看明了這層，然后可以曉得我們應當持什么態度，用什么做法。

北大學生馮友蘭就是帶著東西文化的問題出國留學的，他在國外時注意到，“中國人現在有興趣于比較文化之原因，不在理論方面，而在行為方面；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預期將來”。換言之，“中國人所以急于要知道中西文化及民族性的優劣”，是為了以后的行動——“假使他知道中國文化好，他就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敢放膽前進；他若知道中國文化壞，他就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要因失望而喪其勇氣”。由于中西文化的比較“與目前的行為，有莫大關系”，它也就成為一個超出紙面意義的“真問題”，而“我們的態度，要視他之如何解決為轉移”。

馮友蘭讀書時梁漱溟是哲學系的講師，馮應是梁的學生。可以看出，馮友蘭不僅分享著梁漱溟的思路，在措辭上兩人也不謀而合。實際上，由于“西方”已進入并成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那時中國任何大的改變，都一面針對著傳統，一面針對著西方，尤其是關涉文化的“解決”。盡管今天的中外局勢已大不一樣，在各種形式的“全球化”影響下，我們還是不可能關起門來處理自己的問題，也仍是在歷史積淀的約束中思考問題。因此，梁漱溟之問既體現出時代意義，也提示出幾分跨時代的意義。

梁漱溟之問的時代意義

很多梁漱溟的同時代人，盡管思想或文化立場不同，都承認梁漱溟之問的時代意義。張君勱當時說，以前大家都想要學歐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人自己對其文化也有反省的意思。“歐洲文化既陷于危機，則中國今后新文化之方針應該如何呢？默守舊文化呢？還是將歐洲文化之經過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說呢？”他自己常常在想這個問題，恰看到梁漱溟新著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發現“全書即是討論此問題”。章士釗也承認：“梁君發策，分別若干問，詳察東西文化存亡分合之度， 其事葉于英語所稱Time-honoured，刻不容緩。”

張君勱和章士釗都曾和梁漱溟一起被劃入所謂的“東方文化”派，其實他們不甚贊同梁漱溟的觀念，尤其張君勱還進行了較為嚴厲的駁斥。他們的共同承認，表明梁漱溟的確說出了一些人想說的話，或提出了一些人正在思考的問題，也就是提出了具有時代性的問題。

中共的瞿秋白同樣強調梁漱溟提出的“這一問題在中國思想史上顯然有極大的價值”。在他看來，“禮教之邦的中國遇著西方的物質文明便徹底的動搖，萬里長城早已失去威權，閉關自守也就不可能了”。但一些“中國的士大夫卻始終不服這口氣，還盡著嚷東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質文明相對抗”。面對這一在中國思想史上有極大價值的問題，他“愿意來試一試，做第一步的根本的研究”。

類似要來“試一試”的參與感其他人也有，文化立場與瞿秋白頗不一樣的景昌極，就對梁漱溟的書說了不少無的放矢、可說可不說的話。沒什么可說也要來說，最可提示這題目本身的重要。

后來賀麟總結說，梁漱溟鄭重提出東西文化問題，“在當時全盤西化、許多人宣言立誓不讀線裝書、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環境下，大家對于中國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出的問題，確是當時的迫切問題”。賀先生的文化立場又不同，他同樣看重此問題的“當時”意義。

而嚴既澄則以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一部“推測未來的大著”。竊以為嚴既澄所見不差。“未來”在近代中國對讀書人有特別的吸引力，從梁漱溟的演講和書中的論述可知，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確實是從新派一邊開始的。這本書想要推測的，其實就是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未來。其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案，更在在表現出顯著的面向未來傾向。

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未來在世界的可能地位，的確是那個時代（以及后來和現在）很多讀書人都在思考的大問題。那時的思想界對中國已成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清楚的認識，《青年雜志》1卷1號的《社告》就特別指出：“今后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系。”故中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

這一百年之前的提醒，并未過時，仿佛在說現在。我們今天的一舉一措，仍有世界關系，仍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從19世紀開始，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說，資產階級便“按照自己的形象，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并“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滅亡的憂懼之下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梁漱溟不一定讀過這段話，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那時西方文化成了世界文化，而中 國文化則漸處邊緣。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錢穆所說：“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盡管梁漱溟曾強調他討論的不是什么“東西文化的異同優劣”，而是東方文化的生死，即“在這西方化的世界，已經臨到絕地的東方化究竟廢絕不廢絕”的問題。但大體上，他所探討的和錢穆所說的是一個問題。

錢先生所說的“全中國人”是泛指，比較起來，前引馮友蘭的描述更有分寸——這個問題縈繞于心懷的，既是“當時一般人心”，恐怕更多是“當時一部分人”，也就是那些隱隱以“天下士”為自定位的中國讀書人。其他人或許分享、或許未分享讀書人的憂慮。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在幾代讀書人心目中非常重要的問題。從前引不少人的印象看，梁漱溟的確提出了一個時代性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個問題現在也仍然圍困住很多中國人。前些年有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后來又有一本書叫《中國不高興》，以及前段時間又在討論什么地方的價值觀念可以進入我們的課堂，等等，都表明我們仍然沒有解決中西文化的“優劣”或“生死”問題（“生死博弈”便是今人論及此事仍在使用的詞語）。

既然梁漱溟提出的問題迄今為止還在圍困我們，則其所提問題的意義今天依然存在。或可以說，梁漱溟提出的不止是一個時代的問題，還是一個跨越時代的問題。當然，這還取決于我們怎樣理解“時代”及其問題。

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曾說，梁啟超一生欲將中西拉平的訴求，其實是在回答一個他的前輩和后輩都同樣在關懷也在回答的問題。幾代人關懷思慮相通，具有“同時代性”，可謂“同時代人”。因此，通過梁啟超個人的思想歷程，可以看到整個“近現代中國的思想”。按照這一思路，如果我們今天仍在討論和因應類似的問題，說明我們和梁漱溟他們仍然同處一個時代，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但很多人會覺得時代已經大變，今天的中國已不是當年的中國，今天的世界也不同于當年的世界了。且不說政治權勢的轉移，即使僅就信息的交通言，我們已進入所謂的“互聯網時代”，已出現“信息爆炸”的新現象。這的確已是一個大不一樣的時代。但若回到根本，有些問題本身就是跨時代的。我們對自己、對人類社會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但這些方面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和前人依然相同。相較而言，東西文化問題的延續性，還顯得次要一點。不過，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而不是排斥、彼此共處而不是仇恨，又是一個緊迫的世界問題。

實際上，我們時代危機四伏的程度，并不比梁漱溟他們更輕松。按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看法，不是同時代人的思考，仍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的時代和思考我們的問題。僅從時代危機的深重看，前人的責任感及其豁達而多元的思考，不僅未曾局限于其所在的時期而顯得過時，反而“像是共同奮斗的同代人所發出的聲音”。在很多共同問題上，我們仍然在“和他們一起尋求答案”。這給我們以鼓舞，因為“新知識、新體驗、新形式的希望、新群體和新體制等新事物，把我們的整個探索推向新的維度”，不至拾人牙慧，反可以借助這些前輩非凡的經歷和見解，進一步面向未來。

［此文為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志田在“現代化與化現代——新文化運動百年價值重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成為運動之后的文化：梁漱溟引起的爭議”。原載于《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7期，原標題為《文化東西：梁漱溟之問的時代性》，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