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重大改革決定。2016年6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25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改革意見》）。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確保刑事司法公正、完善人權司法保障、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現實需要。《改革意見》共計21條，其中有13條與人民法院工作密切相關。

一、全面落實證據裁判原則，發揮庭審中心決定性作用

庭審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公正規范的庭審程序，可以有效確保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的決定性作用。為充分發揮庭審功能，《改革意見》主要提出以下舉措：

1.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證人、鑒定人出庭率低，庭審主要圍繞書面證據進行，是困擾公正審判的突出問題。現有法律體現了直接言詞原則的基本精神，但基于相關規定，證人庭前書面證言仍有證據效力，這弱化了證人出庭的必要性，并導致證人出庭率低的問題難以得到根本性的解決。《改革意見》第12條明確提出，完善對證人、鑒定人的法庭質證規則。落實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提高出庭作證率。為此，人民法院將深入研究推進和解決證人出庭方面客觀存在的相關問題。一是要明確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的案件類型。一方面，強調證人出庭，并不是要求所有案件中的所有證人都要出庭，還要考慮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是否有重大影響；另一方面，要完善證人出庭必要性的審查標準，明確不出庭的合法事由，防止法官隨意否定控辯雙方提出的申請。二是要逐步實行庭前證言的排除規則。為擺脫對庭前證言筆錄的依賴，有效解決因證人不出庭導致的庭審虛化等問題，對依法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其庭前證言筆錄的證據效力，需要在實踐中結合案情逐步從嚴把握。

此外，《改革意見》第12條還對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的保障機制提出明確要求，“健全證人保護工作機制，對因作證面臨人身安全等危險的人員，依法采取保護措施。建立證人、鑒定人等作證補助專項經費劃撥機制。”這些都是解決證人出庭作證后顧之憂、提高證人出庭積極性的重要舉措。

2.嚴格規范法庭審理程序。司法實踐中，法官判案主要依賴案卷筆錄，“先定后審”“庭審流于形式”問題仍然存在。為維護庭審的終局性、權威性和公信力，要著力改變庭審以案卷為中心的做法，力戒庭審形式主義，通過規范化、實質化的庭審，引導刑事審判法官由“把辦公室當法庭”到“把法庭當辦公室”的根本性轉變，確保訴訟證據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控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在法庭。

一是要規范法庭調查程序。《改革意見》第11條對法庭調查程序作了規定。證據調查是庭審的核心環節，證明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都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依法保障控辯雙方的質證權利。對定罪量刑的證據，控辯雙方存在爭議的，應當單獨質證；對庭前會議中控辯雙方沒有異議的證據，可以簡化舉證、質證。

二是要完善法庭辯論規則。《改革意見》第13條對法庭辯論規則作了規定。法庭辯論應當圍繞定罪、量刑分別進行，對被告人認罪的案件，主要圍繞量刑進行。法庭要提高庭審駕馭能力，充分聽取控辯雙方意見，引導控辯雙方理性辯論，依法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護辯論權，有效歸納、依法處理案件中的事實和法律爭議。

三是要完善當庭宣判和定期宣判制度。《改革意見》第14條對當庭宣判制度作了規定。要科學把握當庭宣判的案件范圍，不能為了追求當庭宣判率而不加區分要求對所有案件一律當庭宣判。一般來說，對于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的案件，如適用速裁程序或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應當做到當庭宣判，但對于案情復雜、事實證據存疑，當庭無法直接作出認證結論的案件，則不能貿然、不負責任地下判。對于確實無法當庭宣判的案件，要嚴格限制庭后調查取證的情形，規范定期宣判制度。

二、全面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推進刑事案件繁簡分流

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重視發揮庭審作用，并非要求所有案件一律適用標準化的普通審判程序。在案多人少、司法資源日趨緊張的情形下，應當嚴格落實繁簡分流原則，實現“疑案精審”“簡案快審”。

1.強化庭前準備程序功能。充分的庭前準備，是優質高效庭審的基礎和保證。《改革意見》第10條規定：“對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健全庭前證據展示制度，聽取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方面的意見。”該規定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一定的完善，有助于控辯雙方平等了解案情，審判機關明確爭議焦點，但仍未對庭前會議的效力問題作出規定。司法實踐中，有必要進一步強化庭前準備程序。一是要完善庭前會議制度。實踐表明，對于那些可能導致庭審中斷的程序爭議，應當并且適宜在庭前解決，如在庭前會議中不作出實質性處理，仍然留待庭審中裁決，不僅導致庭前會議流于形式，也不利于庭審集中審理。因此，有必要賦予庭前會議相應的法律效力，有效解決管轄、回避、非法證據排除等爭議，并通過庭前會議有效梳理爭議焦點，提高法庭調查和辯論的針對性，保證庭審集中持續高效進行。二是要完善證據展示制度。要遵循雙向展示的原則，確保犯罪嫌疑人、辯護人在庭審前全面有效獲取有關案件的信息，同時要堅決防止審判人員先入為主的判斷，避免有罪推定。

2.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以解決爭議為著眼點，研究設計適用于不同類型案件的審判程序。對被告人認罪案件，可以最大限度簡化審判程序，及時高效審理，將有限的司法資源集中于被告人不認罪案件的審理上，為實現程序精密化、推進庭審實質化創造有利條件。有鑒于此，《改革意見》第21條規定：“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輕微刑事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的，可以適用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簡化審理。”

2014年6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決定，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北京等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試點期限為二年。兩年多來，各試點法院積極探索創新工作機制，形成了許多成功做法和經驗，促進了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制度創新，提升了審判質量和效率，為完善訴訟程序制度提供了實踐基礎。2016年7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26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方案》，試點工作即將啟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是一項系統工程，既涉及到程序制度完善，也涉及到訴訟理念更新，還涉及到配套機制落實，需要統籌協調，有序推進。

三、全面提高人權保障水平，推進刑事司法文明進步

加強刑事訴訟全過程的人權司法保障，是維護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推進司法文明進步的必然要求。

1.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改革意見》第4條第2款規定：“對采取刑訊逼供、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詞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偵查機關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實踐表明，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是導致冤假錯案的主要原因。對于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應當準確認定、嚴格依法排除。由于《改革意見》內容相對原則，針對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非法證據“認定難”“排除難”等問題，有必要進一步明確非法證據的范圍和認定標準，減少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中的法律爭議。

2.健全完善律師辯護制度。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完善辯護制度至關重要。一是要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犯罪嫌疑人如缺乏律師幫助，不僅導致其在審前程序難以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庭審階段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也難以有效展開。立足司法實踐，一方面，要適當擴大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圍；另一方面，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獲得律師幫助的保障機制。今后，對未履行通知或者指派辯護職責的辦案人員，要進一步強化嚴格實行責任追究。二是要完善辯護律師依法有效行使辯護權的保障機制。《改革意見》第17條第3款規定：“依法保障辯護人會見、閱卷、收集證據和發問、質證、辯論辯護等權利，完善便利辯護人參與訴訟的工作機制。”對辯護律師在審判階段依法行使辯護權受到限制或者阻礙的情形，要研究設立可行的救濟程序。

四、全面更新刑事司法理念，嚴格貫徹疑罪從無原則

孟建柱書記指出：“刑事訴訟各環節中，審判作為對案件作出最終裁判的程序，是守護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錯案的關鍵關口。”由于各種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實踐中總有一些案件，雖有證據顯示被告人有重大犯罪嫌疑，但全案證據不足以證實被告人有罪。對于這類案件，法院往往因為各種壓力，陷入“進退維谷”“定放兩難”的境地，很難真正做到有罪則判，無罪放人。《改革意見》第15條進一步重申：“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依法作出無罪判決。”這是《改革意見》中極為重要的內容。嚴格落實疑罪從無原則，一方面是有效防范冤假錯案，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對刑事審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要堅持原則，敢于擔當，改變疑罪從有、從輕、從掛等錯誤做法，嚴格依法作出裁判。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疑罪從無原則，我們還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重點研究“疑罪”案件的類型。要通過典型案例歸納出相應的疑罪認定標準。二是要積極探索完善公訴案件的立案審查機制。為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將審判程序防范冤假錯案的關口前移，對于明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交付審判條件的案件，可以決定不進入審判程序。三是要轉變現有檢察機關對疑罪案件撤回起訴的機制。要明確撤回起訴的適用范圍、時間、效力和救濟等問題，對已經開庭審理的案件，原則上不宜作準許撤回起訴處理；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應當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全社會要尊重和支持法院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依法作出的判決，共同維護司法權威和公信力。

五、全面統籌推進改革工作，確保改革順利有序進行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涉及偵查、起訴、審判、辯護等多個領域、多個環節，是一項系統工程。我們應當認識到，每一個案件的公平正義絕非僅僅是法院的職責，偵訴審各個機關、每位政法工作者都是實現公平正義的參與者、實施者，公平正義產生于訴訟活動的全過程。因此，人民法院要進一步更新司法理念，落實各項改革舉措，同時還必須堅持系統思維和辯證思維，統籌協調加以推進，防止簡單化和片面化，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各盡其責，共同促進刑事司法公正目標的實現。

1.統一法定證明標準。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對于防范冤假錯案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改革意見》第2條第1款規定：“偵查機關偵查終結，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都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在刑事訴訟各環節都要嚴格執行法定證明標準，不能各行其是，更不能打折扣。有鑒于此，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法庭裁判的標準，依法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確保偵查、審查起訴標準向法庭看齊，統一到法定證明標準上來，從源頭上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或者違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人民法院要切實貫徹中央要求，統一司法審判標準，切實發揮審判程序應有的制約、把關功能，形成有效的倒逼機制，促使偵查、審查起訴活動始終圍繞審判程序進行，堅守防范冤假錯案的底線。

2.正確處理好公檢法三機關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約的關系。《改革意見》第1條進一步重申：“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是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訴訟制度，必須堅持。但毋庸諱言，這一原則在實際執行中并不理想，三機關之間或多或少存在“配合有余、制約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審判程序難以有效發揮對其他訴訟程序的制約作用，往往造成一些案件起點錯、步步錯、一錯到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致力于實現配合和制約的有機統一。維護社會治安秩序、準確有效打擊刑事犯罪，是各級政法機關共同的責任，必須強調在分工負責基礎上的互相配合，不能相互掣肘、各行其是。同時，為確保辦案質量，有效防范冤假錯案，各環節都要堅持原則，依法辦案，不能遷就照顧、將錯就錯，從而形成有力的相互制約機制。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原標題《發揮審判職能作用 完善刑事訴訟制度 全面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