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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史︱約翰·亞當斯何以成為“夫人總統”
【編者按】
2015年8月,山東大學承辦了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這是該會自成立以來首次走進亞洲并在中國舉辦。大會主旨為“歷史:我們共同的過去和未來”,下設四個主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書寫情感的歷史”、“世界史中的革命”和“歷史學的數字化轉向”。其中,“書寫情感的歷史”一題頗得中國史學界青睞,獲得了不少的回應。如美國羅文大學教授、北京大學長江學者王晴佳就曾多次在國內權威刊物撰文介紹情感史這一新的史學潮流。“情感”無疑是人類活動的重要領域,其在過去史學著述中的缺位也預示著“情感史”作為一種新的史學領域和史學方法的巨大潛力。私家歷史特別約了一組情感史的文章,講述美國歷史上五位著名人物的情感經歷是如何影響他們自身并進而塑造歷史的。
“情感史”到底是個什么來頭?
人們從來都對歷史上的愛情故事與香艷八卦津津樂道,卻很少將“情感”視作一個行為分析和歷史分析的基本維度。這背后的原因和腦科學的發展有關。一戰以后,腦科學逐漸興起,科學家開始擺脫“顱相學”的迷信,并運用解剖學和神經學分析人類大腦。目前在學術界受到廣泛承認的腦功能區理論來自美國學者麥克林,他將人類大腦分成三個基本層次:爬行腦、哺乳腦和新皮質。
根據科學研究,爬行腦控制人類的本能,哺乳腦掌管情緒,新皮質則負責理智。腦科學的研究證實了“情緒”對于人類行為和活動分析的重要意義。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爾特?埃利亞斯和著名史家赫伊津哈都開始在著作中嘗試描繪人類行為與情緒之間的關系。
自20世紀80年代“新社會史”、“新文化史”崛起以來,“情感史”就已經日益成為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顯得非常小眾。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彼得·斯特恩斯是情感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1985年10月,斯特恩斯在國際頂級歷史學刊物《美國歷史評論》上發表了《情感學:對情感史和情感標準的闡釋》一文,標志著情感史這一歷史學分支學科的建立。斯特恩斯在論文中提出,家庭和愛情無疑是情感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范疇,但這只是情感史研究的一個內向層次。而諸如憤怒、嫉妒等情感則可以構成研究的外向層次。總之,情感史可以極大地豐富歷史研究的內涵,而“情感學”則必將成為對人類行為和社會活動進行有效詮釋的重要分析工具。
約翰和阿比蓋爾:純真愛情造就偉大家族
亞當斯家族是美國四大政治家族之一,也是當之無愧的美國第一大政治家族。約翰·亞當斯和他的兒子昆西·亞當斯都曾當過美國總統。他們的后人則在政界、商界和學界全面開花,在美國各個領域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其中,昆西·亞當斯的孫子亨利·亞當斯是著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昆西的曾孫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三世官拜美國海軍部部長;昆西的玄孫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四世則是世界第五大軍工企業雷神公司的董事長,執掌該企業二十年之久。亞當斯家族的影響力從18世紀延續至20世紀,波及眾多領域,其子孫中有海軍部長、美國總統、鐵路大亨、大型集團經理人、詩人和著名學者等一眾上流社會的精英人物,令人咋舌。

無人會料想到,這個龐大的政治家族竟溯源于1762年的一場社交聚會。當時,尚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約翰·亞當斯隨朋友參加世交史密斯家族的聚會,遇到了一個“嬌小而羞赧”的17歲女孩阿比蓋爾·史密斯。兩人四目相交,年輕女孩清純而溫柔的目光讓亞當斯猶如被子彈般擊中,內心震顫不已。短暫的聊天讓亞當斯驚訝于阿比蓋爾竟然懂得這么多的詩歌、文學、哲學和政治。阿比蓋爾雖然也算系出名門,但自幼體弱多病。且在當時的性別觀念中,女孩毋須接受太多教育。阿比蓋爾因此沒有上過一天學,但在母親的教導下成為了一個“忠實的讀者”:母親教會了她閱讀與寫作的本領,而她父親、叔叔和祖父的龐大圖書館則提供了優質的閱讀資源。在殖民地時代,阿比蓋爾是極難得的自學成才的典范。通過閱讀,她接觸到了莎士比亞、彌爾頓;通過寫作,她影響了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而她的丈夫和孩子又影響了美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
阿比蓋爾:男權世界中的杰出女性
斯特恩斯指出,情感史研究的一個妙處就在于它可以和既有的研究范式相結合,從而生發出與眾不同的新視角。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史學中刮起了強勁的社會史風潮,“種族、階級和性別”成為歷史學最重要的研究主題和分析范疇。現在,我們帶著這樣的理論眼光以今視昔,就會發現一個饒有趣味的現象:經典愛情故事中充斥了太多的男性視角。無論是女扮男裝的祝英臺,或是與法海苦苦纏斗的白娘子,都為自由的愛情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在一個男權的世界中,女性的角色被固化,女性的情感被遮蔽,女性成為男性的附庸。
阿比蓋爾所處的殖民地與革命時代的美國,無疑也是這樣的一個男權社會。但她卻通過自我的塑造,改變了自己家庭內的小氛圍。當時通過愛情與婚姻的手段來實現階級跨越以及大家族聯姻的社會現象廣泛存在,而阿比蓋爾和亞當斯的結合是少有的因純粹愛情結合的范例。婚后,阿比蓋爾一直扮演著主動的角色,因她所受的教育和獨立自主的精神,她與亞當斯維持著平等的家庭地位,夫妻間也經常就各種家庭、工作和時事交流看法與意見。亞當斯非常尊重妻子的態度與意見,在他當總統后,他還經常向妻子咨詢各種國家事務上的意見,被時人嘲諷為“夫人總統”。后世的歷史學者也經常開玩笑地將亞當斯稱為“妻管嚴”。或許正如“美國之音”在介紹阿比蓋爾的節目中所說,“阿比蓋爾·亞當斯更像一位現代女性,雖然她生活在殖民地時代”。

在獨立戰爭前后,亞當斯為了美國革命的事業四處奔忙,特別是他負責的外交事務使得他不得不長途跋涉去歐洲工作。在通訊技術不發達的過去,兩人只能通過書信來保持交流。阿比蓋爾一直堅持書信的寫作,其信件被后世學者編輯成書,成為研究美國早期歷史的重要史料。更重要的是,這些書信展現了一位18世紀女性美麗獨特的心靈與豐富廣博的視野:
“你我相隔甚遠,使得時間于我顯得那么漫長。自你離開我至今似乎已有一個月了。我為我的祖國、為你、為我們的家庭甚感憂慮,這使我白天過得沉悶,夜晚過得不愉快。總感覺,礁石和流沙到處都是。你能夠或將要對未來采取什么樣的方針路線完全還不得而知。變化無常和期望令人思緒萬千。一旦受到侵略,有哪個王國或政府沒有流血就重新獲得了自由呢?一想到這兒我就不寒而栗。……自你離開我后,我甚愛讀羅林的《古代歷史》一書,并決心如果可能,在我獨處的這些日子里讀完這本書。我從中得到了極大的快樂和樂趣,我說服了約翰尼每天給我讀一兩頁,并希望他也會從滿足我的愿望中對它產生興趣。我們這兒下了一場及時雨,持續了12個小時,使枯萎的作物大都得以復蘇。……很想收到你的信,忍不住盼你快點兒寫信來告知你們的行動計劃……小家伙們向他們的爸爸問好,并盼望早點兒見到他。你最親愛的人兒也是一樣,渴望見到你。”
這封寫于1774年8月19日的信件,有著令現代人汗顏的文采、情感與思想。阿比蓋爾擔心遠處在外的丈夫,也擔憂尚不明朗的時局。丈夫不在身邊的時候,她一方面要照顧子女,一方面要打理家庭的農事,卻仍有心情閱讀頗為艱深的《古代歷史》,并“從中得到了極大的快樂和樂趣”。而據美國著名暢銷書作家柯基·羅伯茨描述,與阿比蓋爾相比,亞當斯其實更渴望與她的相聚:
“他(亞當斯)每天都給她寫信,說‘你一定要過來,一定。沒有你在身邊我根本無法開展工作,根本沒法兒干!你一定要過來!’這些信件變得越來越多而且語氣愈發強烈。因為他是如此嚴重地依賴于阿比蓋爾,特別是在決定事務的優先次序以及他該如何做政治決策上。”
1784年,阿比蓋爾帶著女兒娜比來到了法國和亞當斯團聚。1797年,阿比蓋爾成為了總統夫人,并在隨后成為了白宮的第一任女主人。
阿比蓋爾的女性意識
2008年,HBO出品了一部名為“約翰·亞當斯”的七集迷你電視劇,在IMDB和豆瓣上都獲得了9分左右的極佳評價。影片中,著名演員保羅·吉亞瑪提將亞當斯這位“圓胖先生”刻畫地活靈活現,而另一位知名女演員勞拉·琳妮則將阿比蓋爾自強不息的性格與其對亞當斯和子女的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影片展現了許多這個“第一家庭”不為人知的生活側面,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便是因為亞當斯忙于公務,家中子女的教育主要由阿比蓋爾負責。而在子女教育問題上,阿比蓋爾和丈夫有過一些小小的爭執:
“如果你抱怨兒子們的教育受到了忽視,那我又該如何去提及我們的女兒們呢?她們每天都處在對教育的渴望之中。在對孩子們的教育活動中,我愈發感到自己力不從心……我真誠地希望可以有一種博雅教育的方案存在,可以對我們的下一代有實實在在的益處。……如果說,擁有英雄、政治家和哲學家對于我們來說非常重要,那么我想,我們也應該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這個世界或許會嘲笑我擁有這樣的想法……但我堅信早期教育對于女性的重要性。”
更有趣的是,在革命緊要關頭的1776年,阿比蓋爾寫信給亞當斯,稱希望他考慮在新的“美國制度”(特別是憲法)中顧及婦女的發展和利益:
“我猜我們或許將會有一整套新的法律了,我希望,當你們去創造這部法律時,要牢牢記住女性的貢獻,而且要比你的先輩們更慷慨地支持她們!不要把無限的權力放在男人們的手中。記住,只要有可能,男人都會變成暴君。如果不能給予女性特別的關心和照顧,我們婦女肯定會醞釀一場反叛,我們是不會受制于一種既無法選擇也不能代表我們權利的法律的。”
這段話在英文世界被廣泛引用,并被認為是美國婦女解放思想的源頭之一。

在閱讀史料與論著的過程中,我愈發感覺到甚為驚奇的一點,便是阿比蓋爾的頭腦與心靈中蘊藏著一種超越時代的精神。這種精神表現在她自幼頑強不息的自學精神,表現在她對于時局以及兩性關系的判斷,也表現在她對奴隸制的痛恨上。在革命時代的建國之父群體中,亞當斯夫婦是幾乎唯一一個不擁有奴隸的開國功勛。阿比蓋爾明確表示“奴隸制是一種罪惡并且終將危害美國的民主制度”。她曾不顧眾人眼光,幫助一個自由黑人學習讀寫并接受基本的教育。在18世紀一切尚不明朗的氛圍中,阿比蓋爾預言了美國女性與黑人的平權運動,她甚至根據自身經歷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推行以經典人文著作為核心的博雅教育。阿比蓋爾不會想到,她的教育改革方案日后成了美國精英大學教育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共和母性”的最佳詮釋者
1980年,以美國知名女性歷史學者瑪麗·諾頓和琳達·克爾伯為代表,美國早期婦女史的解釋框架得以重構。之前的研究認為,在早期共和國歷史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婦女的主要活動被局限在家庭之內,美國革命對婦女也沒什么實質上的影響。而諾頓的大作《自由之女:革命時期美國婦女的經歷》以及克爾伯的《共和國婦女:革命時期美國的才智與意識形態》則重新描繪了早期婦女史的畫卷。
諾頓認為,“革命的平等話語為婦女爭取權利的運動提供了語匯,共和主義教育也培養了最初的婦女領導人”。美國革命也是一場女性的革命。而克爾伯則進一步提出了“共和母性”(Republican Motherhood)這個概念:“婦女在家庭內也能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通過把共和美德傳遞給兒子而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
從“共和母性”的角度出發,阿比蓋爾無疑是這個概念的最佳體現。阿比蓋爾的自我塑造和努力經營,不僅僅成就了她的丈夫和大兒子這兩位美國總統,還奠定了亞當斯家族成功的基石,并進而影響了美國。如今,女權運動方興未艾,我們更應該認真地去學習和了解不同性別的歷史和現狀,尊重每一個性別對另一個性別和世界所做出的貢獻。仔細聽,阿比蓋爾的思想仍然在不遠處傳來回聲:記住女性的貢獻吧!(Remember the ladies!)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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