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一個敘利亞小男孩引起了媒體和大眾讀者的興趣。根據媒體的描述，他“從戰火中死里逃生”，現在“安靜地坐在救護車里，只是用手擦擦臉”。“一個令人心碎的畫面”、“小男孩不哭不鬧”、“引起巨大震動”等字眼出現在幾乎每一篇報道里。據悉，視頻中的男孩來自敘利亞由反政府武裝控制的阿勒頗地區(Aleppo)。報道稱，他在政府軍的空襲中幸存了下來。總之，故事的主角身份是一名生活在戰區反獨裁政府軍基地附近的穆斯林兒童，因政府軍的轟炸負傷并失去了親人。他似乎滿足人道關懷的諸多條件。該新聞不僅迅速見諸國外各大媒體端的顯眼位置，甚至在微博上也成為熱門話題，“敘利亞小男孩”、“敘利亞小孩視頻”等關鍵詞搜索頻次遠遠超過“敘利亞戰爭”，排在熱搜榜單前列。

突然網絡上出現了質疑的聲音，揭批小男孩坐在救護車里的場景是擺拍的。這方面意見不如觸發同情心的聲音影響深遠，卻在新聞話題中十分惹眼。從戰爭國蔓延到收留國，聳人的質疑聲將非政府組織的行為指向潛藏于表面的“難民產業”利益鏈條，政府、蛇頭、人道主義組織和媒體都成了皮條客。披露者認為，視頻的始作俑者是非政府組織(NGO)“白頭盔”(White Helmets)的成員，他們為反政府武裝占領區的敘利亞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披露者同時稱，一些影像被編輯、注釋后遠離了事實，卻成為服務北約戰略新形勢的宣傳手段。原因在于“白色頭盔”受到英國政府資助，他們通過社交媒體傳播戰區影像、敘述戰爭故事，甚至直接參與戰爭行為、對抗政府軍人士，使北約反對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府的立場及其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合理化。

主流媒體上鮮見質疑之聲，質疑者的證據也不完全可靠，也許當中同樣不乏演繹和謬誤。但是，對這張照片的人道主義表達及其稍后力度不大的反轉都不免讓人聯想起難民潮之初的另一張照片。在去年那張著名的照片里，一名敘利亞的三歲男童“死在了沙灘上”。一些摩洛哥民眾紛紛去到沙灘，以小男孩死去的姿勢躺在沙灘上以示悼念和抗議。《獨立報》(The Independent)遺憾地聲稱，小男孩沒能成功地逃亡安全的歐洲。《每日電訊報》(Daily Mail)則認為，他成了人類災難的小小受害者。人道主義采取了戰爭與和平、危險與安全、人類與個體、大與小的對比敘事策略，外部世界的人憑借媒體獲得了安全的觀看位置。尸體和鮮血的恐怖感離開了我們，取而代之的是同情，和曳足感傷與哀憐的一切必要元素。我們也習慣于從照片中獲得觀點和記憶對象，當我們說到“難民”時，小男孩的形象躍然紙上。

無論是沙灘上還是救護車里的敘利亞男孩，他們在影像中的表現都是“恰如其分”的。攝影師捕捉到小男孩在救護車里用手擦臉的鏡頭，把單獨幾個畫面截取出來放到社交媒體上。對攝影師而言，此刻小男孩“安靜地坐著用手擦臉”是一個正確的畫面。所謂“正確”，就是符合該組織對戰爭的觀念。多家媒體強調著男孩安靜的儀態，正如一年前沙灘上安靜的遺體一樣，都成了勇敢與尊嚴的道成肉身，借以投射困境與希望的價值判斷。對觀眾而言，大腦填補影像空白，令我們自以為是。觀眾給他衣衫襤褸、滿身是泥的樣貌下判斷，構想一個平行的現實，使他具有過去和未來。坐在那里的小男孩處在時間的河中。“過去”滿足觀看者的獵奇心態，并符合他們對貧困、剝削的認識；“未來”則等待著被驗證，沒有人懷疑幸存只是這名男孩新的苦難的開始，如昨天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頭版文章及時報道的那樣：“敘利亞小男孩的哥哥不治身亡。”

戰地攝影無疑是權力工具，它承載了和平地區的人所能理解的意識形態。被拍攝的受傷男孩和難民遺體令人動容，絕不因為他們是美的，而是照片傳達的同理心能被觀看者納入自己世界的意識形態中。和環保組織拍攝捕鯨的可怖畫面同理，照片向大眾確認了世界之為整體的事實，也確認了文明之中生命的必死性，并警告霸權珍重人的脆弱和無能為力。在這個過程里，所謂客觀性成為老生常談的話題。事實上，對畫面被有意裁剪或編輯的擔心是多余的。這一前設將攝影師隱身了，畫面早已被編輯，因為透過取景框看到的世界本就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遙遠的觀看者處于消息不對等的劣勢，卻很少質疑戰地記者的初衷，反而會感謝他們為自己帶去了痛苦的頓悟和人性的體認，為被攝對象帶去了尊嚴，使之被注意到。另一種宣揚大眾應了解真相的話語刺激起人們對真相的強烈渴望，可越是這么做，越在遠離真相的表面停滯不前。盡管有時候最膚淺的就是最真實的，但在無垠的照片和影像的海洋上，只好沉浸在淺表的或犬儒或人道主義的濫情里。

在此次拍攝事件中，“白頭盔”的中立立場受到質疑。“白頭盔”重申中立立場并發起簽名活動，希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這些都不出人意外，許多服務于戰爭的非政府組織都曾陷入政府與民間資本的合謀中。曾有不少攝影師在拍攝諸如貧民窟居民、精神病人等邊緣人群時做過去政治化的努力，因為這些題材的主角處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的另一個世界；但戰爭影像的特殊性在于，去政治化是不必且不能的，每一張產出的照片都等待著國際秩序下輿論的檢驗，沒有局外人。甚至可以說，戰地照片也是戰利品。在這一過程中，人道主義影像給觀眾帶來的不是鐵石心腸，觀看他者的倫理被建構起來，使大眾有能力鎮靜地面對畫面中殘缺的身體或婦孺的眼淚。政治化的圖像還給觀看者以評論的勇氣，人們像分析戰爭電影畫面一樣解剖戰爭場面，有時還帶著波普心態將照片上的尸體剪下來貼到一張議會照片的中央諷刺一番，而這種諷刺正符合某種現代倫理的要求。

對鎮靜的訓練和對這種倫理要求的體認切實地影響著和平地區的人們，當他們遭遇災難時，他們也“異常鎮定”，這是媒體評判標準的要求。反復播放的巴黎恐怖襲擊畫面與從敘利亞和伊拉克傳回的畫面被歸入同一范疇，它們削弱了巴黎人對現實悲劇的反應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發現真正戰場的能力。反過來，同一批人又將自己對巴黎親朋們的認識移置到敘利亞的小男孩身上，在本難以跨越的距離上獲得虛偽的熟悉感和占有陌生世界的迫切感。誠然，照片的使用語境決定了理解它的方式，而作為新聞圖片的戰地照片將它的使用語境縮小到了十分現實主義的地步。盡管兩名敘利亞男孩的照片開拓了人們的視野，但過度的沉浸與自信讓人產生了道德上的麻木感。長此以往，十足的現實主義剝奪了觀看者與觀看對象之間的張力，照片內容讓觀眾無比接近它們，以至于沒有任何超現實的力量讓人感到疏離。只有親近，沒有疏離，觀看者被嚴重異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