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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哲學系教授吳國盛:過分強調實用是國人對科學的重大誤解

吳國盛 顧文豪
2016-08-23 15:1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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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國盛的新書《什么是科學》在上海書展期間首發(fā)。吳國盛長期致力于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領域的研究,他開設多年的《科學通史》課是最受北大學生歡迎的通識教育課程之一,著作《科學的歷程》是科普領域的超級暢銷書。

在新書首發(fā)式上,吳國盛與知名書評人顧文豪進行了對談。吳國盛指出,科學對于中國人來說是外來的,我們對它有很多誤解,包括過分強調科學的實用性,無法理解希臘人提倡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科學精神,導致中國的科學事業(yè)缺乏可持續(xù)性和原創(chuàng)性。另一方面,中國人把科學和技術混為一談,對高科技的迷戀導致對很多爭議性的前沿技術不設防、缺少反省。

在提問環(huán)節(jié),當讀者問到如何開展公眾理解科學項目、改進目前學校教育中的科學教育時,吳國盛表示首先可以讓學生更多地了解科學的歷史。因為來龍去脈這種歷史性的東西是人性很根本的一個部分,人文學科的核心學科就是歷史學科。其次不應該把科學和其他的學科、文科和理科割裂開來。在人類知識的增長過程中,各個學科都是相互促進的。他還指出,科學精神并不神秘,它指的就是一種對知識本身的熱愛。而這個對知識本身的熱愛,它是取決于我們的社會環(huán)境的。如果家長只想著升學,社會只想著培養(yǎng)專家而不是完全的人,這就已經脫離科學精神了。在他看來,一種均衡的知識,一個寬廣的視野,一種對人性豐厚的、而不是單薄的理解,這本身就是符合科學精神的。

以下為對談全文。

顧文豪:各位讀者朋友,歡迎大家來參加吳國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學》的新書發(fā)布會。我來自復旦中文系,看起來今天由我來主持吳教授的這場活動特別不科學,但是我讀過這本《什么是科學》的科普書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對科學的認識是不完整的,存在很多誤區(qū),所以今天在這里請吳教授給我們分享,他對科學的認識,以及科學對今天的中國的意義。現(xiàn)在先請吳國盛教授就《什么是科學》給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吳國盛:我們中國人是最喜歡科學的,可是這個東西是外來的,俗話說,外來的和尚好念經,似乎因為是外來的,才格外吃香??墒聦嵣?,我們中國人又并不是打心眼兒里喜歡科學。要理解這個奇怪的事情,要弄明白兩件事情。第一,科學不是我們的土特產,我們對它有很多誤解。第二,我們之所以學它,不是因為我們真的打心眼里喜歡它,是因為沒有辦法。這兩個事情很重要,要理解我們當代中國人的科學概念,這兩個因素是需要考慮的。

今天我們談的這個話題,實際上是一個很緊迫的話題。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許多問題,都與它有關。比如說,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人文學科算不算科學?社會科學在什么意義上是科學?科學發(fā)展觀中的“科學”和中國科學院這個“科學”是同一個科學嗎?現(xiàn)在對科學家和學者的業(yè)績進行量化考核,這“科學”嗎?所有這些現(xiàn)實問題都和這個理論問題相關:什么是科學?

這本書是很長時期思考和對話的產物。過去十多年,我就相關話題在各種場合做過很多報告。這本書則把這些報告的內容討論得更加細致、更加有條理、更加系統(tǒng)。我也希望今天在座的讀者,有問題可以現(xiàn)場提出來一起討論。

顧文豪:我看這本《什么是科學》,有一點非常淺薄的感受,它里面特別提到中國的博物學。中國人說“一事不知、儒者之恥”。吳教授的書中特別強調,我們今天談的科學的概念其實在中國古代是沒有的,是從日本移植過來的。我先拋磚引玉提一個問題,您覺得博物學這個概念和科學這個概念,兩者有哪些不一樣?

吳國盛: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們知道,如果全世界只有一個科學家,那就應該是牛頓!這個爭議不大。如果有兩個科學家的話,那第二個應該是誰呢?有人會說是愛因斯坦,也有人會說是達爾文。無論怎么說,達爾文在科學家里是個大人物。可是,達爾文這個科學家,他既不玩數(shù)學也不做實驗,我們一般科學都要搞實驗,都要用數(shù)學,他既不做數(shù)學也不搞實驗,那為什么名次會排得那么前呢?我想強調一下,達爾文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科學家,那就是,博物學家。

博物學家做什么呢?他搞田野調查,觀察、收集、命名、分類,尋找物種之間的親緣關系。這些個事情與數(shù)理科學是完全不同的認識方法,認識目的也不太一樣。

中國的科學傳統(tǒng)如果說有的話,我覺得在博物學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比方說明朝的四大科技名著,這四大科技名著是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還有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這四大名著其實都是博物學著作。這跟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很契合,因為我們中國人有比較強大的史志傳統(tǒng),研究歷史,研究地方志,研究山川河流物產風俗。所以我覺得,恢復博物學傳統(tǒng)有利于我們客觀地真實地來理解中國古代的科學傳統(tǒng),而不是盲目地拔高我們的數(shù)理傳統(tǒng)。

因此簡單地說,今天談恢復博物學傳統(tǒng)有雙重用意:第一是緩和當今科技給給人類和自然帶來的緊張關系,第二是要更加準確地看待中國傳統(tǒng)的科學遺產。

顧文豪:我想到魯迅寫過一篇文章。他說中國人非常有趣,中國人發(fā)明了指南針之后沒有用于航海,去用于看風水;中國人發(fā)明火藥之后也沒有去造大炮,中國人用這個火藥忙著放炮仗。是不是中國有一種文化基因,使得科學根本不可能從我們這里產生出來,即使有個別孤立的成就,實際上也導不出整體上的科學文化?

吳國盛:科學在今天是一個強勢文化,我們現(xiàn)在講國家要強大,必須要科技強,這個給人印象很深。但是歷史上并不是這樣。歷史上很牛的王國,沒有說是因為科技強大而成為王國的。比如說蒙古人很強大,蒙古人不是靠的科技啊,他是靠武力,馬、騎兵厲害。羅馬人也很強大,稱霸八百年他也不靠科技,也是靠武力,軍團和法律,軍團用來征服,法律用來治理。中國古代泱泱帝國靠的也不是科技??萍汲蔀橐粋€強勢的根源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19世紀以后科技成為一種新的社會進步的動力。所以我們老覺得歷史上強勢的文明都必須利用科學的強大,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兒。

真正的強勢要靠科技,那是十九世紀以后的事情,這個我們要講清楚,這是第一個。所以,中國古代這個火藥的發(fā)明,指南針的發(fā)明,一開始都和后面的技術應用沒有關系。所以魯迅那個話,只是現(xiàn)代人對歷史的感嘆而已,實際上古人沒什么可指責的。你指責古人干什么?古人也不靠這個發(fā)展自己的社會。當時的社會有自己的發(fā)展動力,這是我們要考慮的。

第二個,現(xiàn)在中國人覺得自己古代沒有科學,痛心疾首,覺得我們矮人一等,覺得我們不如人。為什么有這種感覺呢,就是因為開始打不過別人,西方列強堅船利炮打到中國來,我們打不過別人,我們就開始向人家學習。學什么呢,發(fā)現(xiàn)首先要學造槍、造船、造炮,船堅炮利,這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一個主要的理由。后來發(fā)現(xiàn)造槍、造炮、造船不容易學,因為人家洋人那個堅船利炮背后是有科學的,什么科學呢,就是數(shù)理化,所以開始改學數(shù)理化。從十九世紀后期到二十世紀初期,有一句話開始流傳,叫做“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原因是什么,就是因為我們想造槍、造炮、造船,發(fā)現(xiàn)要造得好就要學數(shù)理化,所以民國以來的留洋生都去學數(shù)理化,數(shù)理化才是硬道理。

所以說這個事情跟我們中國的歷史遭遇有關系,我們中國人心目中的科學,受我們中國人的歷史遭遇影響。我們中國以前是誰都不求,明朝末年西方的傳教士到中國來,傳來了西方的學術,可是我們中國人根本就不想學,覺得我們什么都不缺,我們什么都不求人,所以不用學。到了鴉片戰(zhàn)爭來了之后,我們才發(fā)現(xiàn)要學,這樣一來,我們中國人對科學的態(tài)度里面就已經是有偏頗的,就覺得科學就是那個可以打人的東西。所以我經常說,如果你搞一次民意測驗的話,誰是科學家,我們中國人通常會選一個人,那就是錢學森。錢學森是中國人心目中典型的科學家,為什么呢?他能夠造武器打人,如果不能造武器打人,我們干嗎叫他科學家呢?所以在我們中國人的心目中,科學是干嗎的?顯示力量的!如果我們再選一個科學家,選誰呢?大家很快想到,那就是袁隆平。因為他可以搞飯吃,在我們中國人心目中科學家就是打人的,搞飯吃的,這就是因為近代我們把科學老是當作一種工具,“用”的思想太強了,學以致用。所以我這個書里就強調,這個問題是只是抓住了科學的末端,沒有抓住它的根本,這就是剛才顧老師講的這個,我們就沒這個基因,我們就抓住一個末端,就是要國防實力、農業(yè)實力、養(yǎng)家糊口、抵御外敵,這是我們必須要正視的一件事情。

顧文豪:大家看以前的清宮戲,我記得鴉片戰(zhàn)爭的時候就有人說過,西方人的都是奇技淫巧。但是后來我們的發(fā)展趨勢,我們中國人也一直局限在對科技是奇技淫巧的想象和認識上。剛才講到魯迅,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晚年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叫《我的雜學》,里面就談到了您剛才說的自然史方面的著作。周作人受希臘文化影響很深,他在這篇文章中上溯到希臘文化,周作人認為希臘文化的三個字中國人是沒有,那就是“愛智慧”。希臘文化歸結起來就是愛智慧,他們研究一個事情,不是為了圖它有什么用,只是對這個事物的根本性的終極認識感興趣。我們中國人讀書經常會覺得讀這個書有什么用,其實這是對于智慧和知識的一個誤解,《什么是科學》特別提到了希臘文化中科學的概念,科學在希臘文化中的精神性的源頭是什么。

吳國盛:我們中國人對科學的重大誤解,就是老覺得要有用,要學以致用,理論聯(lián)系實際,你如果不學以致用,就叫理論脫離實際,這就是不好的。我們要知道科學的故鄉(xiāng)是希臘人的,強調為學術而學術,為科學而科學,為真理而真理。你為什么?什么都不為。就好比我們問一個孩子,你為什么要上學?那我們一般就認為一個有覺悟的孩子,必須說為中華崛起而讀書,你再覺悟差一點的干嗎呢?那我就是學習之后上大學,上大學掙大錢,掙大錢養(yǎng)家糊口,孝順父母,這也不錯。如果你問為什么要讀書?一個孩子說不為什么,我就是喜歡讀書,那我們中國人會覺得你這個孩子怎么那么沒境界,讀書當然要有用,這就是我們中國文化里面確實存在的很大的一個缺陷。

我在這個書里花了很多篇幅,一百頁的篇幅,講希臘傳統(tǒng),是有這個考慮,因為你不懂得希臘就沒法懂得科學的根本,所以我們講希臘科學,就叫作正本清源。什么是科學,科學的本,它的源就在希臘,只有理解了希臘科學,你才能真正理解科學的本質?,F(xiàn)在我們經常講弘揚科學精神,首先一點,你要搞清楚什么是科學精神,在我看來科學精神其實就是希臘人提倡的理性的精神,那個自由的精神,那個為科學而科學,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而這一點我們中國人是特別不能理解的,覺得希臘人都怪怪的,喜歡做一些無用的學問。我認為缺乏這樣一種精神,就必然使得中國的科學事業(yè),沒有辦法可持續(xù),使得中國的科學事業(yè)沒有辦法具有原創(chuàng)性,永遠只能跟在別人后面。你看看我們周邊,哪一樣東西是中國人發(fā)明的?而你要注意這些發(fā)明者,在發(fā)明的時候都是自己鬧著玩的,只有你鬧著玩才能鬧出原創(chuàng)性的東西,你老想著我這個拿來之后,賣多少錢,升多少官,那就肯定搞不出來。

所以說,中國的科學事業(yè)如果真的想上一個臺階的話,就必須要重新發(fā)問,究竟什么是科學。如果不從這兒開始的話,那么我們中國的科學永遠是跟在美國人后面的,他們做計算機我們也做計算機,他要做IPHONE我們也學IPHONE,人家搞飛機我們也學飛機。所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不是一句空話,一定要看準復興的根據(jù),如果你不從科學的根基里去尋找這個原因的話,那我們就永遠是跟在人后面,所以要想抓住科學的根基,就必須回到希臘這種背景,這也是為什么我這本書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專門講希臘的原因。

顧文豪:我想起今天早上看的一篇Facebook的創(chuàng)始人扎克伯格的一篇文章。他講了他為什么最早做這個東西。他在哈佛大學讀的是心理學和電腦技術,發(fā)現(xiàn)當時所有的互聯(lián)網產品都是在提供材料,你看電影、看書、看節(jié)目,這都是在提供材料。因為他讀的是心理學,他發(fā)現(xiàn)人有一個需求,人老喜歡知道別人在做什么事情,希望和別人發(fā)生連接,于是他先設計了一款產品,就是他在哈佛大學里面設計了一個課程表的系統(tǒng),這個課程表系統(tǒng)大家可能覺得很無聊,但他做了一個小小的改動,他這個課程表你不僅能看到你選的課,你還可以看到其他同學選的課,結果這個課程表系統(tǒng)兩周之內就在哈佛大學引起轟動,因為大家都想看別人選了什么課,這是他做的第一個軟件。

第二個,F(xiàn)acebook早期還有一個產品,當時扎克伯格失戀了,失戀以后男生會產生很偉大的創(chuàng)業(yè)沖動,他做了一個小產品,那個產品是什么呢,就是讓女生在學校里面拍自己的自拍照,上傳到網絡上,讓男生在下面打分,這個產品一夜之間就把哈佛給驚呆了。倒過來講,他講了一句話,他說他和硅谷的人不同,硅谷的人想的是我要創(chuàng)業(yè),他說我想的是我要做一件事情,讓人類的生活發(fā)生一點改變。所以其實這就是中國人講的,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個無心是什么,是你基于對人類共同生活的考察和需求,然后發(fā)明一個東西,制造一個東西,它會給你一個非常驚人的回饋。我們其實就是被那個利益的東西局限了,對科學產生了誤解,所以科學就永遠停留在一個形而下的層面。這本《什么是科學》,吳老師寫的是形而下而形而上的書。剛才吳老師講到達爾文,我在想,宅男達爾文活在今天的中國,他還會不會去考察世界各地,我覺得他應該在家里面看女主播,他可能就把這件事情完成了,也不用去游歷世界了。

我博士畢業(yè)的時候做的是科學主義和古代文論。中國人很奇怪,中國是個很極端的國家,中國人一天到晚講中庸之道,其實一直沒有做到,從開始對科學的無端排斥,到后來的極端迷戀。吳先生,您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傳播的技術,包括對于技術工業(yè),它有沒有反過來對科學有傷害?

吳國盛:傷害可能還談不上,中國人目前喜歡的還是技術,因為我們科技不分,當我們說科學的時候想的是技術,所以我們漢語里面很容易把科學說成科技,科學博物館叫科技館,科學部叫科技部,所以我們科學、技術是不分的,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會是技術迷戀。我們是不是有科學迷戀不清楚,但是我們肯定有技術迷戀。我們過分迷戀技術,已經產生了不少壞處。打個比方,我們的醫(yī)院就是典型的檢測過度。比如說你感冒了,到醫(yī)院去,傳統(tǒng)意義上問你沒毛病,喝點水睡睡覺就好了,現(xiàn)代人覺得好不容易到醫(yī)院來一趟,你給我檢查一下,用高科技給我檢查一下。檢查完了給我開點藥,所以我們中國人的檢查是過度檢查,沒什么事情也檢查一下,但是所有的檢查都是有害處的,所以中國的技術迷戀首先對我們的身體是造成傷害的。第二點,我們迷戀高科技,我們的高科技迷戀是舉世無雙的,你看我們中國人進入通訊時代很快的,我們現(xiàn)在跟美國人一樣,我們更先進,我們的更新?lián)Q代更快,美國人沒那么快,我們早十年前去美國,中國人已經用DVD的時代,美國人家里很多還是盒式錄像帶,所以我們中國的技術迷戀也有好處,它確實使我們在很多高科技方面一步到位,我們的通訊系統(tǒng),各方面的使用,中國人都沒有缺陷。

但這后面有個危險,就是我們對高科技過分迷戀,以至于不設防。不設防有一個很重要的表現(xiàn),比方說,我們特別輕易地用高科技來對待我們的身體,對待我們的食物,對待我們的環(huán)境。比方說,現(xiàn)代中國人居然是最能容忍器官移植的,這很難設想,一個有著悠久的儒家傳統(tǒng),認為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毀損不得的民族,卻那么容易接受器官移植,而且中國的器官移植水平是世界第一,為什么?就是我們太技術迷戀了,輕而易舉信服技術方案,心臟不行換心臟,肝不行換肝。

第二個,我們中國基本上對于轉基因作物不設防,只有近幾年才有像崔永元這樣的人嚷嚷一嗓子,把中國人嚷嚷醒一點,要不是崔永元嚷嚷,基本上毫不設防,只要你告訴他是高科技,在中國基本上沒障礙。比如說納米技術,沒有任何障礙,什么納米洗衣機,納米杯子,你可以輕而易舉加錢賣出去。所以這個技術崇拜、技術迷戀,實際上是中國人對科技本身完全無知的結果,我們只看它好不好用,不管它的后果,不管它的連帶,因為每一樣東西它都是有連帶的,你使用一樣東西就要連帶一些東西。

我們對技術的單純迷戀使我們中國人快速進入了科技時代,但是,對于一些根本的問題我們現(xiàn)在又缺少反省。沒有這些反省,現(xiàn)在社會的很多問題就找不到根源。所以說,我這個書的出版,不只是一個純粹學者的愛好,其實有很多現(xiàn)實的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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