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列士與顧應祥——近代早期中國人與歐洲人的首次對望

1512-1515年間，葡萄牙王室藥劑師皮列士（Tomé Pires, c.1465-1524）游歷南亞與東南亞一帶，基于對東方的親身觀察，完成了《東方志》（Summa Oriental）。他在馬六甲見過一些前來經商的中國人，并在書中記載了中國人的外貌、性格、習俗、服飾等，其中有一段專門描述中國女人，說：“她們和我們一樣白，有的眼睛小，有的眼睛大，鼻子如常。”兩年后，皮列士作為首位葡萄牙使節，搭乘費爾南·德·安德拉德（Fern?o Pires de Andrade, ？-1552）率領的船隊訪華，于正德十二年（1517）夏抵達廣州城下。

時任廣東按察司僉事的顧應祥（1483-1565），此間代管海道事，正好遇到葡使皮列士來訪一事。顧應祥對該船隊和使團有詳細的觀察，并記錄在其筆記《靜虛齋惜陰錄》中，其中對葡萄牙人的外貌描述道：“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狀，身穿鎖袱披裘，以皮為褲，又以皮囊其陰物，露出于外。頭目常看書，取而視之,乃佛經也。”

皮列士對中國人的最初觀察，以及顧應祥對皮列士使團成員的第一印象，可被視為近代早期以來中國人與西洋人的首次對望。盡管皮列士認為中國人非常懦弱，“用征服馬六甲的十艘船，即可將中國沿海置于我們的控制之下”，但他對中國的整體評價是正面的：廣闊、富饒、文明、人口眾多；皮列士將中國人的外貌、膚色和穿著打扮與歐洲人對比，認為中國男人“更像日耳曼人”，中國女人“看上去像西班牙女人”。

顧應祥記載的重點在于“佛郎機銃”，謂其“用于海舶甚利，以之守城亦可”，但中國官員對這群不知“天朝禮體”的“遠夷”印象很差，強行將他們帶到光孝寺學習跪拜禮儀；而顧應祥“以皮為褲，又以皮囊其陰物，露出于外”的文字中，顯然透露著鄙夷之情。

三年后，皮列士使團終于得以進京，但沒能見到中國皇帝。又因費爾南·德·安德拉德之弟西芒（Si?o de Andrade）在廣東沿海為非作歹，以及馬六甲王國被葡萄牙侵占的消息傳至中國朝廷，皮列士使團一行被逐至廣州，關進獄中。葡萄牙旅行家平托（Fern?o Mendes Pinto, c.1509-1583）在他的《遠游記》（Peregrina??o）中說，皮列士后來出獄，娶了一中國女人為妻，還生有一女。就像《遠游記》中很多內容一樣，我們沒有其他證據來證明這條記載的真偽。或許，平托讀過《東方志》中皮列士對中國女人的評論，據此杜撰了這個故事？

皮列士和顧應祥用各自的眼睛觀察著對方的眼睛，無論是眼睛的深淺，還是大小，在他們各自記錄的文字背后，都蘊含著對對方眼睛的審美。皮列士筆下的中國女人，不管眼睛大小，都是他一整段對中國女人之美的正面評價的一部分；而顧應祥筆下，葡萄牙人“如回回狀”的“高鼻深目”，是中國此前對西方白色人種的描述傳統的延續。在整個近代早期，“黑睛小眼”和“碧瞳深目”基本上成為中國人和西洋人描寫對方眼睛的格套式語匯，但其背后蘊含的審美判斷，卻因人、因時代的差異，而截然不同。

葡萄牙旅行家平托

碧瞳深目：中國人對西洋人眼睛的描寫及其歷史淵源

皮列士使團的失敗，并未終止葡萄牙人東來的步伐。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尤其是羅明堅、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先后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以后，中國與歐洲的商業往來和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緊隨葡萄牙人的腳步，從十六世紀后期開始，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乃至俄國人、瑞典人等，相繼出現在中國人的面前。歐洲人的外貌特征，尤其是鼻子、眼睛和頭發，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高鼻”、“深目”、“碧瞳”、“紅毛”（專門形容荷蘭人，偶爾也指英國人）等詞匯，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官、私文獻之中。盡管中國人也注意到歐洲人的膚色（面皙、面紅白），但其關注度不及眼、鼻、發色高。

《明史·佛郎機傳》代表了明代官方對葡萄牙及葡萄牙人的整體認知和評價，其在評價葡萄牙人的相貌時寫道：“其人長身高鼻，貓眼鷹嘴，拳發赤須，好經商，恃強陵轢諸國，無所不往。”短短數語，包含著鮮明的審美評判：眼似貓，透露出奸猾的目光；嘴如鷹，加上高大的身體和高聳的鼻子，張揚著兇惡的氣勢；鬈曲的頭發和發紅的胡子，則顯得野蠻。長成這個樣子，也就難怪他們“好經商”（這在當時不是正面評價）并“恃強陵轢諸國”了。

中國人對初來葡人相貌的負面描寫，是多種原因造成的：首先，客觀上他們的鼻子確實高，眼睛確實深陷，目瞳顏色確實如貓睛；其次，這些外貌特征不符合當時中國人的一般審美標準（這一點后文還會討論）；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初來葡萄牙人在東南沿海的野蠻行為，包括西芒·德·安德拉德在廣東沿海的燒殺搶掠，以及十六世紀上半葉葡萄牙人亦商亦寇，導致中葡發生西草灣之戰、走馬溪之戰、雙嶼之戰等，都給中國人留下極壞的印象。

大航海時代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個伊比利亞半島的天主教國家，在向海外擴張的過程中，主要依靠武力在亞洲搶占貿易口岸、控制貿易航線，在非洲掠奪資源和奴隸，在美洲則征服印第安人，強占大片領土。但顯然，這一策略在中國沿海無法成功，即使1557年終于通過賄賂地方官的手段得以入居澳門，獲得與中國直接貿易的機會，但澳門葡萄牙人在此后三百年間不得不表現得很溫順，以免遭到中國政府驅逐。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后，迅即向遠東拓展貿易。武力同樣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向東擴張的主要手段，但與葡萄牙人一樣，他們在中國也屢遭失敗，并給中國人留下了極負面的印象。

最早接觸到荷蘭人并留下記載的，是時任杭州知府的王臨亨（1548-1601）。他于萬歷二十九年（1601）奉命至廣東審案，根據此行所見所聞編撰成《粵劍篇》四卷，此書卷三記云：“辛丑（1601）九月間，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國人，人呼之為紅毛鬼。其人須發皆赤，目睛圓，長丈許。……香山澳夷慮其以互市爭澳，以兵逐之。”“紅毛”之名從此成為明末清初中國文獻中對荷蘭人的常用稱呼，再后綴以“鬼”字，包含了當時中國人對荷蘭人外貌的負面審美評判。或許王臨亨并未直接接觸到荷蘭人，亦或許親見過荷蘭人而未仔細觀察其眼睛，總之“目睛圓”的描述較為簡略。

王臨亨所記之荷蘭船隊，為范聶克（Jabob Von Neck, 1564-1638）所率領的荷蘭“老牌公司”船隊，于1598年從荷蘭出發前往東印度，在攻擊澳門之前，剛在香料群島被葡萄牙人擊敗。萬歷三十一年（1603）荷蘭艦隊在韋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 1566-1615）率領下再攻澳門，又遭失敗，后在南洋華人李錦、潘秀等人協助下，賄賂福建稅監高寀，而得占據澎湖百余日，被浯嶼把總沈有容逐出。此次荷蘭人再現于中國閩廣沿海，被福建漳州人張燮詳記于《東西洋考》卷六，其中對荷蘭人相貌描述更詳，云：“其人深目長鼻，毛發皆赤，故呼紅毛番云。”張燮此處特別加了一個注釋，引用顏師古對西域人外形的評論：“顏師古曰：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其種也。”其對荷蘭人外貌的厭惡與貶低已顯而易見。

近代早期中國人接觸到的歐洲人，除了隨季風而動的商人和隨商船隊而來的軍旅，最重要的便是西洋傳教士群體。很多傳教士在華生活十余年甚至數十年，中國人得以與其有更長期、更頻繁的接觸，近距離端詳他們。明末清初來華天主教傳教士以耶穌會士為主，他們奉行文化調適策略，來華后學習中文和中國傳統文化禮俗，而且在外貌上也為迎合中國人的習慣做了一些改變：穿儒服、蓄發留須。穿儒服是為了把自己塑造成有知識的西來儒者形象，拉近自己與士人階層的距離，提高社會地位，獲得來自中國人的應有尊重，以利于天主教在華的傳播。蓄發留須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尤其是要與和尚做區隔。

耶穌會士的調適策略取得了良好效果。利瑪竇在韶州期間，與韶州府同知劉承范交游。劉承范后有《利瑪傳》之作，記其與利瑪竇交游經過，其中描述利瑪竇相貌云：“其貌則突顙深目，蒼顏紫髯，覺有異焉者。”劉承范欽佩利瑪竇學識，因此對利瑪竇“突顙深目，蒼顏紫髯”的相貌，并無美丑的評判，只有異同之比較。利、劉交游于1589-1591年間，此時利瑪竇雖尚未易儒服，但應已蓄須，以別于和尚。1592年，利瑪竇正式向耶穌會遠東巡閱使范禮安提出留胡須、蓄長發、易儒服的請求。

利瑪竇離開廣東后，經南昌、南京等地一步步北上，在南昌期間（1595-1597），結識了晚明著名書畫家、時任九江推官的李日華（1565-1635），并給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李日華在其《紫桃軒雜綴》中記道：“（利）瑪竇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余丁酉秋，遇之豫章，與劇談，出示國中異物。瑪竇年已五十余，如二三十歲人，蓋遠夷之得道者。”丁酉即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豫章即南昌。在李日華的語境中，“紫髯碧眼”是贊美之詞，再加上利瑪竇懂得中國禮儀，又帶來朔方異物，難怪“人亦愛之”了。此類對西洋人相貌的贊美，在明末中國文獻中并不多見。中國人對西洋人外貌的評價，似取決于該西洋人的“華化”程度，越是懂得中國禮儀、遵從中國規矩、熟讀中國儒家經典，越會受到尊重，其容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僅會被接受，甚至會被美化。

利瑪竇去世后，其文化調適的傳教策略在來華耶穌會士內部引發不同意見，而且數年后南京教案爆發，四位耶穌會士被捕受審，并最終被驅逐到澳門。意大利耶穌會士王豐肅（Alfonso Vagnone，1568 / 1569-1640）和葡萄牙耶穌會士謝務祿（Alvaro de Semedo, 1586-1658）在南京被抓受審，會審筆錄保留至今，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對兩位傳教士容貌的記錄：“會審得王豐肅，面紅白、眉白長、眼深鼻尖、胡須黃色。……又審得謝務祿，面紅白色、眼深鼻尖、黃須。”官方審判記錄中稱這兩位傳教士為“狡夷”、“犬羊之類”、“蛇豕之奸”，聯系此類語境，則“眼深鼻尖”絕非贊美之詞，而有鄙視之意。

提及西洋人相貌特征的明末清初中國文獻還有很多，但大同小異，不必盡舉。從這些文獻可以看出，“高鼻深目”（或類似詞匯）已成為這一時期中國人對來華歐洲人面部特征的格套式的描述。一方面，“高鼻深目”形象地表現了歐洲人眼睛和鼻子的一般性的、客觀的特征，即眼睛深陷、鼻子高聳；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進一步追溯，就會發現“高鼻深目”自漢代以來，一直是中國人對域外白色人種的“標準化”描述。

《史記》卷百二十三《大宛列傳》云：“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魏收《魏書》卷一百二列傳第九十《西域》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北史·恩幸傳》：“胡小兒，眼鼻深崄，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所疾苦。”

至唐代，中外交通更為頻繁，胡商番客的相貌特征在文獻中也有更多且更為詳細的描述，以“深目”、“高鼻”、“碧瞳”、“紫髯”為特征的胡容番貌也頻繁出現在唐詩中，如岑參《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白居易《西涼伎》：“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張祜《題畫僧二首》其一：“瘦頸隆肩碧眼生，翰林親贊虎頭能”，等等。

那么，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高鼻深目”或“青眼”、“碧瞳”到底是美還是丑呢，抑或只是中性的客觀描述？接下來，我們嘗試從審美觀念的角度略加分析。

不同地域的人相貌特征有所差異，古代中國人很早就注意到這一現象，并在中國傳統天下觀、夷夏觀的影響下，利用陰陽五行理論來解釋該現象。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五《論人配五行》，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和中土之人與五行相配，以解釋其外貌、氣質、性情乃至習俗方面的不同，其中有云：

東夷之人，其形細長，修眉長目，衣冠亦尚狹長；東海勾麗之人，其冠高狹，加以鳥羽，象于木枝；長目者，目主肝，肝木也，故細而長，皆象木也。南蠻之人，短小輕壑，高口少發，衣服亦尚短輕；高口者，口人中主心，心火也，火炎上，故高炎上，故少發也。西戎之人，深目高鼻，衣而無冠者，鼻主肺，肺金也，故高；目，肝也，肝為木，金之所制，故深；金主裁斷，故發斷無冠。北狄之人，高顴被發，衣長者，顴主腎，腎水也，故高顴；被發者，象水流漫也，衣長亦象水行也。中夏之人，容貌平整者，象土地，和平也；其衣冠車服備五色者，象土，包含四行也。孔子曰：東僻之人曰夷，精以僥。南僻之人曰蠻，信以樸。西僻之人曰戎，頑以剛。北僻之人曰狄，肥以戻。中國之人，安居和味。

這里指出了西方人之所以鼻高目深的原因，即西方在五行中屬金，而五臟中的肺和五官中的鼻亦屬金，因此西方人的鼻子高聳；同時，五官中的目和五臟中的肝屬木，為西方之金所削，所以西方人的眼睛深陷；又進一步引申認為，四方之人各有缺點，只有中國之人“安居和味”。

《論人配五行》又說：

西方高土，日月所入，其人面多毛，象山多草木也。中央四通，雨露所施，其人面大，象土平廣也。……西方有形殘之尸，中土，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氣也。……此并隨陰陽五行之氣，故善惡斯別。

《五行大義》中的這兩段文字或許代表了中國古代思想中對不同地域的人們加以分類的觀念，我們甚至可把這一觀念視為中國古代的“人種分類學”。與近代西方人種學不同的是，這里用地域方位而非膚色作為劃分“人種”的主要依據，而五方與五行、五臟、五官相配，是解釋“人種”分類的理論依據。但無論中國古代的這一思想，還是近代西方人種學，都以自我為中心，而視其他“人種”在文化、習俗乃至長相上為低等，甚至由此進一步引申出善惡之別。

晉張華《博物志》卷一曰：“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析，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從中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古人對周邊民族相貌的審美觀念，與相貌端正的中土人相比，“深目高鼻”便是相貌丑陋或怪異的表現。

“深目”在中國文獻中也曾被用來形容鬼怪。南宋佚名《鬼董》（清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二記載：“襄陽主簿張有，新娶妻，美而妒。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有至廁，于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有以為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回顧，深目巨鼻，虎口鳥爪，謂有：‘盍與予鞋。’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這里，作者將“深目巨鼻”作為鬼的面貌特征，與“虎口鳥爪”一道構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

通過梳理，我們起碼可以確定，“高鼻深目”這個詞，一方面是對西方白色人種長相的客觀描述，但另一方面，在多數情況下，從主觀審美的角度而言，也絕非什么好詞。這種審美評判同樣延續到明末清初中國人對西洋人的外貌描述之中。清代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十八《舟語》中便這樣來形容荷蘭人：“賀蘭，從古未至，而紅毛鬼者，長身赤發，深目藍睛，勢尤猙獰可畏。”在屈大均看來，“深目藍睛”使“紅毛鬼”尤為面目可憎、令人生畏。

經過以上論述，我們大致的判斷是，中國人在描寫西洋人相貌時所用的“深目”、“高鼻”、“碧瞳”等詞匯，與“紅毛”、“番鬼”等用語類似，體現出一種發自內心的鄙夷和蔑視。這既是傳統夷夏觀念在審美上的體現和延續，也是中國人與西洋人早期接觸過程中所持有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警惕性的反映。在中國人看來，只有像利瑪竇那樣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禮儀習俗，認同中國正統儒家思想，已經“華化”了的西洋人，其“高鼻深目”的相貌才變得不再那么面目可憎。

利瑪竇與徐光啟

黑睛小眼：西洋人對中國人眼睛的描寫及其審美的演變

與中國人描寫西洋人相貌特征的側重一樣，早期接觸到中國人的西洋人，對中國人的相貌描寫，也多集中在眼睛、鼻子、臉型、膚色以及胡須等幾個方面。與西洋白色人種相比，大多數中國人的眼睛小而色黑。在皮列士之后，其他西洋人對中國人眼睛的特點也多有描寫。

葡萄牙旅行作家巴爾博薩（Duarte Barbosa, c.1480-1521）在隨麥哲倫環球航行之前，曾至葡屬印度擔任官員，返回葡國后完成了《東方見聞錄》（1516）一書，其中有一節為“大中華王國”，這樣描述中國人：

這個王國的居民是偉大的商人。男人膚色白，脾性好；女人身材美妙。他們和她們長著小眼睛，男人的胡子只有三四根；在氣質方面，眼睛越小的人，越是尊貴。

女人打扮精致，穿著棉料、毛料或絲綢衣服。

這個地方的人所穿衣服的樣式像日耳曼人一樣。

巴爾博薩未曾到過中國，有關中國的信息是從穆斯林和其他異教徒那里聽說的。我們暫時無法判斷“眼睛越小的人，越是尊貴”這一說法的依據，但顯然巴爾博薩與同時代很多來東方的葡萄牙人一樣，對中國充滿了好感和向往。至于說中國人膚色白，也不稀奇，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前期，西方人一般都認為中國人和日本人膚色為白色，直到十七世紀后期西方的人種學理論出現后，東亞人的膚色在西方人的觀念中才“變成”了黃色。

十六世紀中葉曾來到廣東沿海上川島并造訪過廣州的葡萄牙多明我會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 c.1520-1570），返回葡萄牙后，于1569年出版《中國志》一書。該書被譽為《馬可·波羅行紀》之后第一部歐洲人撰寫的以中國為主題的專書。克路士在書中這樣描寫中國人的相貌：

盡管中國人一般都不好看，小眼睛，扁臉扁鼻，無須，僅下巴上有幾根毛，仍然有的中國人有很漂亮的面孔，勻稱，大眼睛，濃須，尖鼻，但這些人很少，可能他們是古代中國人和各族通婚所傳下來的混種。

與巴爾博薩不同的是，克路士的描述是基于自己在廣東地區的親身觀察，而且從審美角度而言，兩人對中國人的長相有著相反的觀點。在克路士看來，小眼睛、扁臉扁鼻沒有大眼睛尖鼻美，所以中國人“不好看”。這種對中國人長相的負面評價，在近代早期歐洲人的記錄中并不多見。

克路士對中國的描述，被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整合到其《中華大帝國志》（Historia de lo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 Roma, 1585）中，但是門多薩并沒有接受克路士關于中國人長相的觀點。門多薩在書中是這樣寫的：

這個國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好的體質，勻稱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們大都臉寬，小眼睛，扁鼻子，除下巴尖外，沒有胡須。但也有人有大眼睛和大胡子，臉孔很均勻，這類人（跟其他人相比）是很少的，據說這種人是外國人的后裔，過去跟該國貿易是合法的時候，他們相互婚配。

門多薩未曾來過中國，這段對中國人的描寫基本上來自克路士的《中國志》，但在門多薩的書中，中國人不論男女都“勻稱而且是漂亮的人”。克路士等人的書中，包含有不少對中國的負面評價，但門多薩在使用這些材料的時候，刪除了其中一些刻薄的描寫。考慮到克路士的作品在歐洲遠沒有門多薩的書影響大，英國歷史學家博克舍（C. R. Boxer, 1904-2000）認為《中華大帝國志》“在歐洲形成一個對馬可·波羅的契丹的新傳說”。

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來華的歐洲耶穌會士，用他們的筆持續向歐洲塑造和宣揚中國的正面形象。在利瑪竇（Mathieu Ricci, 1552-1610）的《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中，中國是一個龐大、富饒、文明的國度，即使是在介紹中國女人裹腳的文字中，也沒有批評之意，甚至認為“這大概是某個聰明人想出的辦法”。利瑪竇對中國人外貌有詳細的觀察，關于中國人的眼睛，他的描述很客觀：“他們的眼睛很小，呈黑色，橢圓形且向外凸出，無論是眼睛還是眉毛，都是外側比內側高。”利瑪竇既沒有說這樣的眼睛美，但也沒有說其丑。同樣對中國人的眼睛沒有從審美角度發表主觀評判的，還有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即前文提到的謝務祿），他在其《大中國志》（1642）中，只是簡單說了一句“他們的眼睛也是黑的”。但在對中國人外形的整體描述中，還是可以看出曾德昭的贊譽，尤其是他認為中國“除廣東省人有點褐色外，其余的人是白色，和歐洲的白色沒有兩樣，越往北走，（照例看到的）人就越白”。更為有趣的是，他說中國人的鼻子小，“不像我們的鼻子又高又大，他們不喜歡高鼻子，認為是畸形”，這一看法可以呼應我們前面一節關于中國人對高鼻深目觀念的討論。

法國耶穌會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對中國人的相貌特征有細致的觀察，他在其《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0）》（1696）中談及中國人對男人形象的審美標準，說“他們要求一個男人身材高大，膀大腰圓，有寬大的額頭，細小的眼睛，短鼻子，耳朵稍大，嘴一般，長髯黑發”，又與法國人的審美觀對比，說“法國人所那么看重的修長的身材，活潑的神情，自信的貴族的舉止是完全不合他們口味的”。這種審美觀念的對比，在此前的文獻中較為罕見；同時，這里提到“眼睛細小”是中國男人之美的標準，似印證了前文巴爾博薩“眼睛越小的人，越是尊貴”的記載。李明同樣認為中國人的膚色“天生和我們一樣白凈”。李明尤其贊揚了中國女人的謙遜品質，認為這“無限地突出了她們的優雅風度”，至于長相，李明說：“她們全都是小眼睛，短鼻子；除此以外她們絲毫不比歐洲婦女遜色。”顯然，在李明看來，中國女人的小眼睛不如歐洲婦女的大眼睛美，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對中國女人外貌的正面評價。

與中國人對西洋人“深目碧瞳”的審美評判不同，西洋人對中國人眼睛的審美評判因不同作者的經歷和觀念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克路士等人對中國人相貌的負面評論，或許是他們的審美觀念如此，亦有可能受他們在中國的遭遇影響。而門多薩在整合利用他們的資料時，引用了描述文字，卻略去了評論性文字，轉而給出正面的評價。利瑪竇和曾德昭等耶穌會士的客觀描述，雖沒有明確的美丑評判，但結合他們對中國人相貌特征乃至中國文化、社會的整體的正面評價，我們或許可以判斷，利瑪竇、曾德昭并不認為中國人的小眼黑睛是丑的特征。而在李明看來，中國女人的小眼睛雖不如大眼睛好看，但瑕不掩瑜，不影響中國人女人的整體形象之美。

十七世紀后期開始，特別是十八至十九世紀以后，隨著西方人種學的逐漸興起，西方人對中國人相貌的評價發生了反轉。中國人“變丑”的過程幾乎是與“變黃”同步的。

一般認為，最早將人類區分為不同種族的是法國醫生、旅行家弗朗索瓦·貝爾尼埃爾（Fran?ois Bernier, 1620-1688）。他于1684年發表《地球的新區劃——以居住于其上的不同種族為標準》（Nouvelle division de la terre par les différents espèces ou races qui l'habitent），按照身體外形和面部特征，將人類分為四至五個種族。對包括東亞人在內的第三個種族，他是這么描述的：“所有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是真正的白（truly white）；但他們有寬闊的肩膀，扁平的臉，矮而寬的（squab）鼻子，小豬一樣的眼睛長且深陷（little pig's-eyes long and deep set），三根胡須。”貝爾尼埃爾尚未將東亞人稱為“黃種人”，但顯然在對東亞人外貌特征的描述中蘊含了丑的審美判斷，“小豬一樣的眼睛”或許是他使用的一個并無惡意的比喻，但是，如前引顏師古“狀類獼猴”的比喻一樣，若認為他人相貌是美的，總不該將其與豬、獼猴等動物做類比吧。

德國學者克里斯托弗·邁納斯（Christoph Meiners, 1747-1810）把種族與美丑進一步聯系在一起。他將人類分為“白又美”的高加索人種和“暗且丑”的蒙古人種，只有高加索人種配得上美的稱呼，而蒙古人種只適合被稱為丑。不僅如此，邁納斯還將品德與種族相關聯，認為蒙古人種無論身體還是精神都弱，且缺少美德。邁納斯的種族思想后來深受德國納粹的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十九世紀前期，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陸續來華，取代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角。新教傳教士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與耶穌會士相比發生了很大轉變，總體而言由較多的正面評價變為較多的負面評價。而中國人的長相也與中國的形象一樣，在這一時期的西方人觀念中變得丑陋。不妨以德國來華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的看法為例。他在《中國簡史》中這樣寫道：“就其本身而言，中國人的相貌不是很美：小眼睛，扁鼻子，黃色皮膚，并且缺少面部表情，顯然幾乎無美可言。”但郭實獵也承認，中國人的美的觀念“與我們有很大不同”，中國人外貌不美只是相對他的審美觀念而言的。至于郭實獵對中國人相貌的審美評判，是否是受到其同胞邁納斯思想的影響，我們目前還不得而知。

德國學者克里斯托弗·邁納斯把種族與美丑聯系在一起。

結語

在歐洲人和中國人早期接觸過程中，包括眼睛在內的外貌差異是留給對方的第一印象，這種差異進而會與服飾、語言、禮儀、習俗等一起，成為雙方區分內外（夷夏）、自我與他者的要素。

本文使用較為常見的中西文史料，縱向梳理了近代早期中國人和歐洲人相互對對方眼睛的描寫及其各自的審美評判。這只是十六至十九世紀前期中西交流史中的一個小問題，但其中也涉及到人種學（Ethnology）和種族人類學（Racial Anthropology）內容，并牽扯到中西雙方綜合實力對比的變化。本文以眼睛的外在特征為例，把討論的重心放在東西方審美觀念的演變上，希望能夠從這個側面來呈現社會變遷對審美觀念的深刻影響。

審美是人的主觀行為，也正因如此，審美觀念會受到客觀世界的影響，會隨著客觀世界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作為審美的對象，西方人的“高鼻深目”和中國人的“黑睛小眼”，在千百年中，整體而言，并未發生變化，但是隨著中西關系的演變，以及中西社會的變遷，尤其是中西實力對比的變化，同一審美對象在不同時代的中西方人觀念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審美評判。

在我們討論的這個時段中，“黑睛小眼”在歐洲人的觀念中已經由美（或起碼不影響整體的美）變為丑的特征。同樣，“高鼻深目”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也由丑變成美的特征，只不過這一改變比前者晚了一個多世紀。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國大陸，無論在平面媒體還是視頻媒體上的各類商業廣告中，西方白人模特的形象都極為普遍，高鼻深目早已不是丑的象征，相反被視為面部具有立體感，是美的表現。近年來時髦女性中流行的煙熏妝，無非是讓眼睛看上去更大、更深邃，而配戴美瞳，也是想讓黑睛變為“碧瞳”。此外，隨著“韓流”的盛行，“小眼睛的男生”越來越受到女生的青睞！這些現象均是審美觀念變化的結果，亦是審美的主觀性及其與政治、經濟和文化實力關聯性的體現。

關于眼睛，歐洲和中國兩個文化傳統有著不同的觀念，因此在雙方“互看”的過程中，既有知識的交流，又有觀念的沖突。關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眼睛”，除本文所選取的“審美”視角之外，還可以從“解剖”、“神學”、“透視”、“眼科醫學”、“眼鏡”等各個方面進行跨文化分析。愿這篇小文成為更多關于眼睛的文化史的一個引子。

（本文載2016年8月21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黑睛小眼”與“碧瞳深目”的對望》。限于篇幅，文中的注釋已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