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那四年，我交過幾位因沒有共同語言于是無疾而終的男朋友。做學生時和人約會最難堪了，女生宿舍會客廳掛了個木牌說“男賓止步”，由輪班的同學通過廣播系統宣布：“××室×小姐有請！”什么人都可出去看看評頭論足，事后捉住當事人問事情如何發展。那時臺灣的年輕男女關系是含蓄委婉的，最多悄悄地牽牽手。大家愛唱的《綠島小夜曲》很具代表性，下半段道：

椰子樹的長影，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這綠島的夜已經這么沉靜，

姑娘喲，你為什么還是默默無語？

然而臺灣男人有個迷思，以為南洋來的女子都熱情奔放，性觀念開放，豈不知移民族群最保守了。在聯合國辦事處做事時，我有個時髦的中國同事，一頭齊腰長發，開輛顯眼的黃色甲殼蟲小轎車；她和我談得來，要介紹我給她丈夫的好朋友，我們一起到夜總會，那男士獲知我竟不會跳舞后，兩個人竟再找不到一句話說，非常尷尬。

說實話，那年代的年輕女子對戀愛充滿遐思，對性卻多少懷著恐懼感。愛情小說或電影的高潮，通常是兩人熱烈擁吻，至于吻后發生什么事就不敢想了。我們從小就被灌輸所有與下體有關的事都是羞恥的，男人在性方面可以“恣情”，我們除抵抗外只有就范的份。性在我們腦子里是跟被日軍強奸的故事，以及生孩子的痛楚聯想在一起的。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女子失去童貞，無論罪在何方，都會被社會唾棄，終生就毀了。加之當時醫學沒有現在發達，更無避孕藥，每一次性交對女人來說都是一場巨大的賭注。

一天下午，我在張志宏神父辦公室正和他閑聊，來了一位美國大學生，和我交談了幾句，事后張神父對我說他想約我吃飯，我怦然心動，難道這人對我有意？其實他大概只不過想有個練習講漢語的對象。我們起初談得相當開心，此后差不多每天都見面，他傾訴希望用他的詩改變世界。一個叛逆的詩人，多么羅曼蒂克！我告訴他我的夢想是做個采訪世界新聞的記者，感覺上兩人心許了，卻逐漸發現許多歧見。例如我對英國女王授予爵位給披頭士樂隊很不解，他喜歡披頭士，說這沒有什么費解的。我把我干爹講的一些反美笑話轉告他聽，如“美國大兵沒有抽水馬桶就拉不出來，怎能打贏越戰”？他雖然反對越戰，但聽了還是很反感。我們深夜在巷子里看到一輛黑色轎車，他跑去使勁地踢了車輪兩腳，說臺灣那么窮，高官卻坐轎車。我心想美國人不是人人有車嗎？憑什么你們有車我們就不許有？你們若真關心別的國家，把財富全部平分好了。相信最讓他失望的是知道我連煎雞蛋都不會。有一天他突然躲避我了，我給他留的條子都沒回音，便屢次到他住的巷口徘徊，盼望“偶然”碰到他。像天下所有失戀的人一樣，我要知道為什么：他為什么不喜歡我了？我做錯什么？說錯什么？難道有什么不可好好地談的？

現在回想：他和張志宏神父同是美國西岸愛爾蘭裔，身材相若，同戴圓框眼鏡，笑容同樣是慢慢綻開，像孩子般露出牙齒；他們還同有崇高的理想，對語言的運用自如令人心折；我把對張神父逐漸失明的疼惜轉化為對他母親酗酒、家庭破碎的憐憫，我把對張神父的敬愛完全嫁接到他身上。可是我若真的和他結了婚，必定郁郁不樂，因為我們對政治、對人生、對男女關系的觀念差距實在太大了。然而我為失戀精神幾乎完全崩潰，白天明明走平路，看去卻是上坡，夜里聽到阿嬤在隔壁大聲講話，她當然遠在馬尼拉；至少半年后才恢復。我本來不是決定獨身嗎？這有什么了不起的？沒想到不到一年，就在太平洋彼岸遇到第三位愛爾蘭裔美國人，也口齒伶俐，有高度近視而戴圓框眼鏡的，成了我的丈夫。

我們現在住的加州灣區最近有個新的中文電視臺，轉播許多廣東話節目，我最愛看鄭丹瑞訪談香港影視藝人，那種親昵帶揶揄、摻雜英語的香港話，總令我想起我叔伯輩交談的方式，格外親切。我猛然醒悟到我自幼稚園以后，就從來沒有機會結識和我同齡的廣東男朋友。我若報考了有許多香港僑生的臺灣大學外文系，人生肯定又不一樣。上了師范大學國文系，注定了我余生做局外旁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