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卷22382頁的《戴笠史料》

2012年4月19日上午，臺北長沙街一段2號。

這是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筑。國民黨來到臺灣后，于1956年將這個地方改為交通部辦公室，2006年再轉交“國史館”使用。

那是我第一次跨進這里的大門。那次去臺北，是收集1920年代上海大學的史料。

“國史館”的朋友知道我從事國民黨特工史的研究，馬上提醒我，18天之前，即4月1日，“國史館”開放了有關《戴笠史料》59卷22382頁。其實在此之前，我已經收到了“國史館”朋友寄贈的《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匯編》（6冊），但是獲悉有這么多資料公開，高興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對國民黨特工史的研究是在復旦大學歷史系余子道教授指點下進行的，始于1986年。1991年，我聯系上了臺灣軍統史研究專家、時任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鄧元忠先生。事后才知道，鄧教授是蔣介石秘書——“黨國元老”鄧文儀的長子，他的力行社史研究在1970年代初的臺灣，也是艱難曲折。因為看不到檔案資料乃至普通文獻資料，他的大作《三民主義力行社史》只能多依賴口述史資料。我們曾一起私下猜測，這些檔案資料，到底去哪里了。現在清楚了，至少有相當一部分還在臺灣。

驚喜之余，回到旅館后，通過網絡檢索臺灣有關新聞報道，我發現《旺報》記者慶正的報道和分析最為詳盡。2012年4月26日，通過臺灣朋友的介紹，我有幸見到慶正先生。交談之余，真有相見恨晚之感。慶兄絕非普通記者，他對民國史大有研究，尤其對民國情報史情有獨鐘。慶兄古道熱腸，帶著我去逛臺北二手書店，介紹臺北的風土人情和朋友。隨后在見不到面的日子里，我經常通過微信向他請教，收獲極大。

因為這次臺灣之行公務在身，時間來不及，也還沒有意識到這些資料的價值，因此我只能匆忙在臺北下榻的旅館中，進入“國史館”官網，基于“國史館”的同行制作專業到位的檢索系統，我以200多個力行社成員和機構，以及其他相關主題詞作為檢索的關鍵詞等，在《戴笠史料》范圍內進行檢索，通宵達旦地下載，分門別類做成一個個文件，期待以后有機會再去查看原件。

那次臺灣之行以后，我前后有四次機會再游臺北，每次必去“國史館”報到。在“國史館”和臺灣學術界朋友的指點下，我慢慢擴大檢索范圍，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相關資料。就在這個長沙路閱覽室中，每每看到有趣珍貴的資料，我會面對電腦情不自禁地撫掌大笑。可惜鄧元忠教授早已退休去美國加州安享晚年，如果他看到這些資料，一定會和我一樣，撫掌大笑吧。

2015年9月1日，利用《戴笠史料》中的三份有關檔案，結合其他相關資料，我撰寫了《國民黨特務絕密情報中的周恩來》一文，在上海的《解放日報》發表。該文旋即為11月20日的《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文章的標題還上了這期《新華文摘》的封面，成為封面文章。“特務”二個字，出現在《新華文摘》封面上，在它的歷史上估計也屬罕見。與此同時，我應上海《東方早報》之約，在其《上海書評》版開設“諜諜不休”專欄，以在“國史館”發現的資料為主線，撰寫有關20世紀中國情報戰的文章。這些文章發表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轉載不斷，甚至還有一家北京的電視劇公司，來請我做諜戰片的顧問呢。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國史館”的資料，就是全世界民國史研究者的米啊。

從長沙街一段2號到廈門街113巷9號

送呈蔣公館  蔣主任親啟 毛人鳳謹上 八卅 要件乞賜親啟

閱 （存查） 經   九一

這是“國史館”收藏的 《蔣經國“總統”文物》檔案中題為《“國防部”總政治部任內文件（二）》中的一件文件，編號為005-01000-00051-022。文件的內容描述為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破獲蘇俄內政部國家安全處國外組潛臺諜臺報負責人汪聲和李朋全案公布新聞稿》。這二行字寫在這個文件袋上。這里的“蔣主任”和“經”就是蔣經國，時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簡稱總政戰部）主任。蔣公館則指蔣經國的臺北寓所，時間為1950年8月30日。毛人鳳即臭名昭著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時任國民政府保密局局長。2天后的9月1日，蔣經國親啟閱覽后即批示“閱 （存查）”。

2014年2月1日，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我見到了北京語言學院汪聲光教授，第一次聽說了他的哥哥汪聲和烈士夫婦的故事。汪聲和曾經是國民政府民航局的電臺臺長，是一位直接受命于前蘇聯情報機構的中共黨員。1949年汪聲和受命去臺灣收集情報。1950年3月1日凌晨在臺北寓所被捕，夫婦二人隨后以“俄諜罪”被殺害。

當汪教授得知我2月中旬要去臺北“國史館”做研究時，他告訴我，有朋友說“國史館”有汪烈士的資料，要我幫助尋找。他還告訴了我汪烈士在臺北被捕地點：廈門街113巷9號。

我在“國史館”中，按照他提供的檔案號碼，沒有找到這個資料。但是我在《蔣經國“總統”文物》系統中輸入“汪聲和”這個名字時，跳出來的就是這個文件！

汪教授還告訴我，軍統局情報技術專家魏大銘，晚年曾經寫的回憶錄《無形戰爭》有破獲汪案的詳細記載。我抵達臺北后，以魏大銘這個名字為檢索主題詞，發現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在2015年10月出版了魏大銘和黃惟峰合著的 《魏大銘自傳》。我打電話出版社詢問情況，接電話的，正好是出版社老板彭正雄先生。

2016年3月10日上午，蒙蒙細雨中，我從“國史館”出發，在羅斯福路一段出版社的辦公室中見到了彭老板。熱情的彭老板詳細介紹了這本書的出版情況。當我告訴他接下來我要去廈門街113巷9號，看看汪烈士被捕地點時，彭老板說距離這里不遠，他馬上帶我抄小路走了過去。

當我越來越走近廈門街113巷9號時，想到馬上就要看到汪烈士夫婦66年前奮斗的地方，雖然有準備，但心中還是忍不住一陣陣狂跳。這是一棟八層的公寓樓，有著一個很祥和的名字：慶麟翠園。我在門口逗留半個小時，等著樓內居民出門時，了解情況。不過這期間先后出來的二位居民告訴我，這里的日式老建筑早無影無蹤了，這個公寓樓是20多年前改建的。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件血淋淋的往事。

下午，從廈門路回到“國史館”，我再次翻開這個編號005-01000-00051-022的文件、《魏大銘自傳》、1950年臺北《中央日報》有關汪案的連續報道，以及1991年李敖審定出版的《安全局機密文件》中的臺灣“國家安全局”印的《歷年辦理匪案匯編》，慢慢開始了比對研究。

右拐，還是左拐

去過“國史館”的朋友一定記得，在大樓的底樓左拐幾步，有個類似大陸讀者服務部的機構，在出售各式各樣的紀念品之外，也陳列出售“國史館”的研究成果。

2013年12月，“國史館”印刷出版了一本厚達212頁的《出版品目錄》，展示在此之前“國史館”歷年來的各類出版成果。2013年以來，“國史館”又先后出版了《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12冊）、《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6冊）、《胡宗南先生日記》（2冊）和《陳誠先生日記》（3冊）等，這些新著對我的研究幫助巨大。這幾次去臺北，我在“國史館”等處獲贈和購買各類圖書達93千克，先后用11個郵局紙箱，以最便宜的海路方式寄回上海。這種最便宜的郵費，也花費了我近1500元人民幣。因為經常去郵寄，那些郵局的職員都已經認識我了。

我這樣的研究者當然從“國史館”獲益匪淺，而某些大陸游客肯定也有同感。記得2012年“國史館”出版了由該館纂修吳淑鳳小姐等編的《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和《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匯編》，當我去讀者服務部時，被告知這些書受到大陸游客的追捧，已經銷售一空。吳小姐幽幽地告訴我，大陸游客已經知道，來臺灣旅游，除了可以買到好吃的鳳梨酥之外，還有好看的書。

初到“國史館”查閱資料，對他們的電腦查閱系統一頭霧水。閱覽室的湛小姐手把手教我。不料第二天去時，已遺忘部分。第三天，再度遺忘部分。不過只要我叫一聲“湛小姐”，她馬上走到我的電腦邊，一次次講授，不厭其煩。回到上海后，我寫了一份電郵給呂芳上館長，建議“國史館”如果有發放年終獎這一說，那么要對湛小姐多加考慮。后來得知，湛小姐收到這類感謝信已經不是第一次，已經有一位德國學者做在我的前面。

有次在這里查閱上海抗日英雄黃八妹的檔案，得知要去“國史館”另一辦公處，即臺北郊區新店北宜路分館，才可以看到檔案的原件。一個炎熱的下午，當我翻山越嶺汗流浹背趕到那里時，才發現那是幾十張大大小小剪報資料。當我正準備取筆拿紙一個字一個字抄錄時，負責接待的一位小姐主動提醒我，按照他們的規定，剪報資料可以復印。十分鐘后，我復印完所有的資料打道回府，心中的感激之情難以言表。

最近幾次去長沙路閱覽室時，遇到負責接待的陳小姐和孫小姐，她們同樣熱情周到提供服務。她們告訴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天石教授，雖然年逾八旬，還經常一個人來這里，對著電腦抄檔案，而且往往一坐就是一天。兩位小姐鼓勵我要好好向楊老師學習，經常來這里用功，絕不可偷懶。

也許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當我再度跨進“國史館”底樓，就只能作為旅游者左拐去讀者服務部買些花花綠綠的冰箱貼了，而不能右拐去閱覽室查看資料，同時聆聽陳小姐和孫小姐的聲聲勉勵了。茫然若失之余，不禁一聲嘆息。

（本文原題《我在臺北長沙街一段2號》，刊于8月12日《文匯學人》。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