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里約奧運會上鮮有世界紀錄被打破？

龍清泉在里約奧運會打破男子舉重56公斤級世界紀錄。

在奧運會的主辦國中，巴西是個異類。因為巴西并不富有，還面臨著嚴重的經濟衰退和政治劇變。但除此之外，里約或許還很難迎來運動員成績的突破。相較于之前兩屆奧運會，里約奧運會上鮮少有世界紀錄被打破。《經濟學人》最近的一篇文章認為，這是因為里約缺少讓運動員——尤其是田徑運動員能夠超常發揮的地理、環境條件。

里約處在海平面。這對沙灘排球這樣的項目有利，但對田徑卻有害。因為這意味著里約的空氣比高海拔地區要密度大。而短跑、跳躍、投擲都是無氧運動，多余的氧氣對它們并無助益。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會，由于墨西哥城位于海拔兩千米之上，那里的空氣密度只有里約的五分之一，從而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的空氣阻力，因此，當年百米短跑的二十五次最佳成績中，有八次誕生于奧運賽場。長跑運動員無疑會喜歡里約充足的氧氣，但卻受不了那里亞熱帶的炎熱。對馬拉松而言，最好的溫度是十到十六攝氏度，這顯然不屬于里約的白天。室內項目當然不太會受到前述這些因素的影響，但由于組織者并沒有在場館建設時運用更多的智慧，一些人為的有利于成績提高的設施條件都沒有到位。

巴西社交網絡上的輿論戰：大公司Vs.土著百姓

Guarani-Kaiowá人的呼吁頁面。

最新一期《新左派評論》上也有一篇文章和巴西有關。巴西西部有個叫Mato Grosso do Sul的地方，那里的土著民族叫Guarani-Kaiowá，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時期，土著人統統淪為奴隸。后來，這塊地方賣給了農業公司，吸引了眾多海外資本，而原來的土著民族則被趕了出去，只能在十分有限的保留地內活動。自1970年代末，土著社區想收回自己原有的土地，重返家園。盡管他們的訴求得到了1988年巴西憲法的支持，但由于政府的低效和腐敗，事情進展得非常緩慢。此外，農業公司的勢力還雇用武力阻止這個進程，導致殺戮頻發。當地的主流傳統媒體被農業公司控制，土著百姓便想訴諸新媒體，讓自己的聲音被更多人聽到。于是，農業公司和土著百姓在Facebook上展開了一場輿論戰。

然而，代表土著百姓立場的頁面在Facebook上鮮有人問津。為什么？這就與這篇文章的主題——社交媒體的篩選算法（filtering algorithms）有關。我們一打開社交網站的主頁就會看到即時的動態流，而選擇哪些項目在動態流中顯示，并決定項目排序的正是篩選算法。換言之，這些算法能夠決定張揚哪些聲音，壓抑哪些聲音。根據這篇文章的研究，篩選算法所依賴的是商業和廣告的邏輯。文章歸納了六種項目篩選邏輯：流行程度（越流行的可見度越高）、相似性（被視為同一類型的用戶會顯示彼此的內容）、社會關系（朋友會顯示彼此的內容）、付費贊助（贊助商付費的內容會置頂）、訂閱習慣、時間（越新的可見度越高）。

回到農業公司和土著的百姓的輿論戰。由于農業公司向Facebook付費以提高自己一方立場的可見度，由于它總是發布“討人喜歡”的內容，而土著百姓則會發一些涉及暴力的畫面（前者就比后者要多收獲更多的贊從而符合流行度的邏輯），由于Facebook讓有社會關聯的人看到相似的內容，并拒絕向人們呈現與自己政治立場相悖的觀點：最終，在篩選算法的作用下，土著百姓的聲音根本傳遞不出去。

文章認為，篩選算法不僅不起眼，還是連續的、自動的、普遍的。即便在沒有國家調控的網絡平臺上，它依然會運作，因為它就是社交軟件架構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所謂信息的自由流動根本就是個幻象。此外，篩選算法促進或壓制的并不是言語行為本身，而是其抵達聽眾的能力。每個有社交媒體賬號的人都可以說話，但篩選算法能限制人們聽到什么，限制言語如何流轉，而這些限制正是由廣告的政治經濟學所過度決定的（overdetermined）。于是，這里最核心的問題便是言語的流轉，是可聽聞度的政治（a politics of audibility more than of free speech）。當我們識破了篩選算法的所謂中立性后，下一步要做的應當是設想一種受不同政治原則啟發的替代性算法邏輯。

如果希拉里是進步主義者，那“進步主義”這個詞就廢了

希拉里·克林頓和蒂姆·凱恩在賓州。

在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選擇了蒂姆·凱恩作為自己的副手。很多人把蒂姆稱為“進步主義者”（progressive），那到底何謂“進步主義”？蒂姆，包括希拉里是進步主義者嗎？最近In These Times網站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

文章指出，事實上，蒂姆·凱恩是民主黨內一個相當保守的人物。他和金融業關系密切，他支持反勞工的政策，支持“自由貿易”，支持限制墮胎。顯然，如果蒂姆也被稱為進步主義者的話，那進步主義這個標簽就成了某種營銷工具，成了一個不知所指為何的空洞能指。

文章接著梳理了“進步主義”在美國的演化歷程。

發端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并在二十世紀初開花結果的進步主義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提倡用科學、現代性和政府來解決社會問題，它支持反壟斷法、婦女普選權、食品和安全法規、教育改革、聯邦所得稅，以及旨在根除政治腐敗的一系列措施。不過進步主義也有陰暗面，曾經的進步黨人西奧多·羅斯福就支持優生學和帝國主義。

到1948年，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以進步黨候選人的身份參選美國總統。但此時，曾經的進步主義運動已經不復存在，它被1930年代以來的羅斯福新政自由主義取而代之。華萊士的進步黨則是當時美國政治光譜中最左的政黨。它與冷戰時反共的自由主義分道揚鑣，它歡迎紅色分子，支持勞工權利，把民主共和兩黨視為“大公司的擁躉”。直到九十年代，“進步主義”總是和左翼政治相關——成立于1991年的國會進步黨團會包含了國會中最左（liberal）的成員,包括七十名眾議員和一名參議員（后者碰巧就是伯尼·桑德斯）。

盡管“進步主義”暗示了某種處在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左翼政治，但它也經常被用來表達某種溫和的立場。早在1970年代，由于當時“自由主義”的名聲不好，一些自由主義政治家就用進步主義作為其立場的委婉說法。而當親商界的民主黨人在1980、1990年代掌權，由于他們和傳統的自由主義相去甚遠，他們同樣也面臨著自我命名的難題。這些民主黨人不愿意認同任何政治傾向，他們自視為中間派，但顯然，沒有一個中間派愿意這么稱呼自己。于是他們先把自己稱為新自由主義者，接著又叫“新民主黨人”和“第三條道路”，但漸漸地，“進步主義”成了他們更偏愛的標簽。因為這個術語合乎這樣一個目的：它能把骯臟的政治洗白，還人人喜聞樂見。

奧巴馬是第一個把自己視為進步主義者的當代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是在2008年當左派分子批評他右轉時這么說的）。自此之后，政治人物紛紛效而仿之，以進步主義者自居。其中就包括希拉里·克林頓。在這次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中，桑德斯和希拉里激辯：何為進步主義。當桑德斯說一個真正的進步主義者不該是建制派，希拉里回應說：“我是一個能成事的進步主義者。進步主義（progressive）這個詞的詞根是進步/進展（progress），所以一個進步主義者就是能取得進展的人。”

當“進步主義”成了一個沒有特殊內涵的無意義術語時，用它來描述希拉里或許還是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