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軍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向美軍和聯合國軍發起的第一次戰役，11月25日對西線美第8集團軍、27日對第10軍發起的第二次戰役，在一個月內接連使敵人陷入首尾不能相顧被穿插分割各自為戰的境地。

西方歷史和評論界認為，美軍及聯合國軍的潰敗源于“現代戰爭史上最大的情報失敗”。這種觀點不完全準確，它忽略了志愿軍指戰員大無畏的犧牲、高昂的士氣、堅強的紀律與出色的輕步兵戰役戰術能力。

不過從失敗者的角度看，自上而下、錯誤迭出的情報與指揮問題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東線長津湖戰場，上自麥克阿瑟，下至戰場指揮官，都將作戰計劃基于“志愿軍力量不大、已在退卻”這樣的假設，一頭扎進了10萬人的口袋。

戰場迷霧是戰爭、戰場環境中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綜合，無論戰略還是戰場情報，都需要對敵人的力量、位置與企圖做出研判，而美軍則在情報手段、情報體系、上下級指揮與溝通等方面凸顯了一個“亂”字。相比之下，雖然志愿軍由于裝備、通訊、后勤、地形、氣候等條件的限制，也出現了一些戰役與戰術局部誤判，造成部署和進攻選擇不當，但是在大方向的判讀上是穩健的，指揮體系也是工整的。

戰略、戰役情報錯誤

1950年11月27日，志愿軍在長津湖東、西、南三個方向同時發起進攻。此時，根據美軍遠東司令部司令麥克阿瑟以及朝鮮戰場美軍東線第10軍情報部門的判斷，進攻的志愿軍部隊只是第一次戰役后的零星余部。

志愿軍夜間隱蔽行軍，白天則蟄伏于山林，這需要極大的犧牲與極高的紀律性——美軍既沒見識過，也無法理解和想象。而美軍主要依靠空中偵察，效果非常有限。加之第10軍的情報部門缺乏人力和能力，基本原封不動地就把遠東司令部的情報結論呈交給了軍長阿爾蒙德。

頭重腳輕的戰場情報體系，為美軍在長津湖特別是水庫東側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戰后被認為是過于蠻干的阿爾蒙德，在初入東線戰場時是比較謹慎的。1950年10月底，第10軍陸戰1師前衛部隊在長津湖以南山谷與志愿軍發生接觸。美軍并未太過費力就接近了長津湖地區，但這次遭遇戰也使阿爾蒙德心生忌憚。與數周后表現頭鐵不同，此時的他打算將第10軍整體后撤，并在興南港附近進行防御作戰。

11月6日，遠東司令部的會議證實前方存在志愿軍部隊的情況。第二天，阿爾蒙德召集陸戰1師師長史密斯、第7師師長巴大維，宣布了后撤決定并得到兩位師長的支持。此時，第10軍的主要指揮官們相信，憑借火力優勢，他們能夠且應當首先在防御作戰中擊敗志愿軍，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向鴨綠江挺進。

假如這一計劃得以實施，志司和志愿軍九兵團誘敵深入并在水庫周圍山區將其分割殲滅的計劃可能會落空。當然，后撤也可能使美軍西線第8集團軍側翼出現風險——這種可能影響了麥克阿瑟與阿爾蒙德最終的決定。

 前期相對謹慎的第10軍在兩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其一，第一次戰役期間西線美第8集團軍騎兵第1師在云山遭到的沉重打擊并未引起自阿爾蒙德及其手下指揮官的重視，幾周后，以“北極熊團”為骨干的31團級戰斗隊（RCT31）復制了騎1師的狼狽，且猶有過之。

其二，第一次戰役結束后，志愿軍主動后撤，對于這種大建制輕步兵的高超戰役戰術機動能力和誘敵深入的謀略，驕橫的麥克阿瑟和他的將軍們完全無法理解。單純依靠空中偵察的情報部門，在志愿軍首次出擊之前未能為美軍提供有效的情報支持，在志愿軍主動后撤之后再一次成為擺設——由于沒有發現大規模后勤調動，美軍情報系統以己度人、經驗主義地認定中國軍隊并未大規模參戰。與此同時，志愿軍指戰員通過出色隱蔽機動、無依托穿插和非常人所能承受的犧牲所換來的戰場優勢逐漸成為現實。

此后，雖然前線陸戰1師的部隊開始與小股志愿軍發生接觸，并接連向后方報告從俘虜與當地百姓處搜集到的情報——包括長津湖地區存在數個志愿軍師級單位，其目標為切斷陸戰隊至后方的補給線——但是這些情報并未對阿爾蒙德后面的決定起到實質性影響。

作為麥克阿瑟的“小老弟”，阿爾蒙德對其命令近乎無條件服從，對遠東司令部情報更是嚴重依賴。此外，陸戰1師與第10軍的情報共享也可能存在問題。據陸軍7師軍官回憶，11月27日10軍的晨會簡報沒有提及任何有關陸戰1師防區內出現志愿軍的情況。而此時離九兵團發動進攻只有半天時間。

不論是陸戰1師前鋒部隊的情報沒傳到軍部，還是完全被10軍高層忽視，都凸顯了長津湖戰役前美軍情報鏈的運轉不暢，而陸戰隊與陸軍之間的不和諧、阿爾蒙德與史密斯的不睦，加劇了這一問題。

11月11日，在第10軍軍部會議4天后，阿爾蒙德推翻了原來的后撤防御命令，要求所有部隊繼續向北推進。在這幾天里，美軍所遇到的志愿軍部隊都沒有過多糾纏，這使阿爾蒙德及其參謀們愈發堅信遠東司令部的情報判斷是正確的，亦即“前方只是北逃的零星殘余共軍”。

11月20日，陸戰隊占領長津湖南端、水庫東西兩線Y字形的交叉點——下碣隅里。第二天，10軍下達第8號作戰命令，要求陸戰1師向西北柳潭里攻擊前進，并從太白山西側迂回美第8集團軍正面志愿軍的側翼。

之后又4天，美第8集團軍前鋒部隊一路北進，逐漸脫離己方炮火支援范圍。25日晚，第二次戰役首先在西線打響。24小時后，美第2步兵師被打殘。26日，阿爾蒙德得知第8集團軍的遭遇，同一天，第10軍也終于摸清，在柳潭里陸戰1師部隊正面出現了三個志愿軍師的番號。但從戰略與戰役態勢上，對美軍來說，一切為時已晚。

 戰術情報缺失

不過回過頭看，在戰術層面上，美軍的情報工作并非沒有機會做得更好，RCT31也有避開殲滅性打擊的可能。

志愿軍攻擊發起之初，RCT31各部在水庫東側的位置非常分散，相互難以形成有效支援，其戰場情報工作更是糟糕。指揮官麥克萊恩上校曾派出一個偵察班深入山谷北側，因為他此前收到情報說這里有接近一個營的志愿軍部隊。不過，這個班很快便被志愿軍干凈利落地殲滅了，而麥克萊恩此外并未再做其他嘗試，也未得到任何關于志愿軍的確切消息。

27日戰斗打響前約48小時，費斯的32團1營抵達1221高地南側地域，這是RCT31接替陸戰隊5團一部之前所掌握的最重要地點，也是一周后麥克萊恩與費斯相繼在RCT31指揮官位置上戰死、RCT31瀕臨崩潰時無法突破的關鍵封鎖點。在此處，美第7師與RCT31各級部隊和指揮官出現了一系列戰場情報判斷失誤，加速了它的覆滅。

26日上午，7師副師長霍茲準將來到1221高地，向費斯傳達了RCT31后續部隊即將抵達的消息，包括31團3營、31團重迫擊炮連、57野炮營（欠一個連），以及隨31團團長麥克萊恩進至水庫東側的31團團部、直屬坦克連等。

費斯向霍茲請命，1營只要能夠獲得陸戰隊的炮火支援，并得到一個坦克排的加強，便可以獨立向北攻擊，而不需要等到與其他部隊會合。費斯此前并無一線部隊指揮經驗，初入朝鮮時，其表現令軍長阿爾蒙德頗為不滿，這一點和巴大維有些同病相憐。并不認為前方有大股志愿軍的費斯，此時急于表現，希望在向北突進至鴨綠江的行動中一戰成名。

霍茲否決了費斯的提議。這之后費斯組織作戰和情報參謀與連、排指揮官對前方陸戰5團防區進行了偵察，結論是地勢低洼、面積狹小，不符合防御展開的操典要求。在接到陸戰5團水庫東側部隊轉向西側的命令后，相對更加熟悉這片區域的陸戰5團團長穆雷上校同樣建議費斯在7師其他部隊到達前不要進入這片區域。

這之后又約一小時，麥克萊恩來到1營，并告知費斯關于RCT31部隊悉數到達后攻擊前進的計劃。費斯再次主動請纓，第二次對上級請求孤軍越過1221高地，前出湖口以北。而這次，麥克萊恩批準了費斯的行動。

27日下午，費斯率32團1營進至新地域后，向各主要方向派出了偵察分隊。此時離志愿軍在長津湖發起進攻雖僅有幾個小時，但可靠的戰場情報仍可能幫助美軍對兵力火力配置做更為合理的安排。不過，在惡劣的天氣下，這些偵察分隊前出距離和范圍非常有限，未能發揮實質作用。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志愿軍指戰員在更為艱難和艱苦的條件下，能夠抵近美軍數十米處進行偵察。在發起第一波攻擊時，沖鋒的志愿軍戰士們對各自目標十分清楚。兩相對比，高下立判。RCT31在作戰初期情報工作不力，與美軍朝戰初期的兵員素質也有關系，這一點之后再談。

費斯在北進前，與31團直屬坦克連、57野炮營有過溝通，對27日之后的協同行動進行了商討，包括避開夜間行動等。這些商討都基于這樣一個假設，即當面沒有太大的志愿軍阻力， RCT31可以在28日之后逐漸集中，特別是31團2營與團直屬坦克部隊能夠順利北上。

但實際上，坦克與炮兵指揮官對戰場情況的掌握甚至還不如費斯，他們的部隊自興南港卸載、集結到北進，不過短短一兩天時間，沒有經歷任何戰斗、看到任何敵人。這些坐在吉普車內往返于長津湖與后方集結地域的指揮官親眼“證實”了遠東司令部的情報判斷——當面無大敵，北進無大戰。

美軍各級指揮官在25-27日所做的一系列情報判斷，注定了RCT31日后的潰敗。在1221高地，志愿軍的迅猛穿插與頑強阻擊，阻斷了32團1營、31團3營、57野炮營的彈藥和燃料補給線路，破壞了美軍步坦和步炮協同。而在志愿軍連續澆滅南邊后浦方向以31團坦克連為核心的北上增援企圖，并穩固新興里各主要制高點之后，RCT31主力的命運在戰術層面也已經無可改變。

情報鏈上的人、技術與組織

站在當時美軍的角度，出現上述誤判并非完全不可理解——面對我方的戰略判斷、戰役計劃和前線指戰員的出色行動與犧牲，美國人在情報上失算并不虧。

但美軍所犯的錯誤依然值得參考。首先是技術依賴導致的盲目性。技術進步的確可以部分驅散戰爭迷霧，然而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在戰略、戰役、戰術、組織結構等各個層面依然具有很大影響。這在7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何況是當年——空中偵察并不能在降雪山區有效提高戰場透明度，美軍士兵又沒有志愿軍那樣的戰術水平、主觀能動性與犧牲精神，這樣一來，無論是空中還是地面，都只能做睜眼瞎。

第二是組織因素對情報的影響。歷史上的情報失敗往往都可以在組織結構上找到原因。情報不僅涉及信息的收集整理與分析，更牽涉情報系統與指揮決策者之間的互動結構。情報質量不僅依賴其準確性，更取決于情報分析生成的時機，與決策者關注問題的相關性，以及與指揮和決策人員既有思路的契合程度。組織和系統內部的情報溝通，是決定情報質量的關鍵問題。

機制體制問題、情報人員與指揮人員的信息不對稱、行動權下放與決策權集中的矛盾、錯誤情報的誤導、正確情報被先入之見所埋沒等問題，都出現在了朝鮮戰場的美軍身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美軍。

壞情報與壞指揮在戰場迷霧中往往相伴而生，第二次戰役時期美軍在東線的指揮情況，我們后面繼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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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