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5-26日，“中國經濟史中的糧料、財用與價格”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珠海校區海琴六號樓A350會議室舉辦。本次會議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主辦，采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北京行政學院高壽仙、故宮博物院趙中男、浙江師范大學胡鐵球、復旦大學劉永華、廈門大學張侃、河南大學彭凱翔、蘇州科技大學侯鵬、上海交通大學蔣勤、復旦大學王哲、華東師范大學周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申斌、上海交通大學趙思淵、遼寧師范大學丁亮、暨南大學黃忠鑫、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郭永欽、中國人民大學張亦冰、浙江西財經大學邱永志、江師范大學阮寶玉、南開大學張葉，以及中山大學劉志偉、吳滔、謝湜、于薇、周曲洋、吳兆慶、曹振禹、馬驥等二十余位學者、學生就相關問題進行了報告與討論。

25日上午第一場學術報告

劉志偉以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中的一段話作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探討了貢賦體制下的價格問題。布羅代爾談到，中國的初級市場非常發達，同時高級市場形式又太少。事實上，傳統中國在初級市場之上，是一個以物質資源的集中流動主導的貢賦體制，市場是內在于其中的。布羅代爾已經指出，市場之外的都是使用價值，只要進入市場的都是交換價值。如果把這個邏輯反過來，即是只要有交換價值呈現在經濟生活中，那就是市場。所謂交換價值，就是本次會議的主題——價格。如果交換價值是通過市場機制形成的，通過供求關系決定的，那它就是市場體制。但如果交換價值不是通過市場機制形成的，甚至不能用供需關系解釋，那它可能是市場，但不是市場體制。因此，價格非常重要，而探討的關鍵在于它形成機制，即初級市場物質流動和頂層物質流動當中的價格形成機制怎么互相影響。

吳滔的報告利用清代檔案探討了清代布匹定價機制。在清代江南的四種上納布匹中，兩種屬于額辦布，其定價是戶部核定的價格，長期沒有變化；兩種屬于添辦布，需要調查時價，但地方官開報的時價往往被戶部駁減，導致確訪時價的機制逐漸流于形式。盡管如此，還是可能通過挖掘上納布匹定價中的花紗價、工價、染漿價等價格信息，研究時價和例給布價的關系。

高壽仙的報告對清代《九卿議定物料價值》中的物品價格進行分類整理，同時與明代《工部廠庫須知》中的同類物品進行對比，認為清朝雍乾之際的糧食及其他物品價格相較明朝萬歷后期都有明顯上漲，但是工資水平增長幅度更大，民眾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胡鐵球的報告探討了研究明代糧價問題的思路，認為由于現存明代糧價資料以災荒價為主，導致加平計算的研究方法失去依據，所以應該將明代糧價分為災荒價和非災荒價進行討論。明代各地的度量衡相差很大，但是有關明代市石和倉石換算率的記載很少，這是研究明代糧價問題的一大難點。此外，明代存在多種價格形態，如折價、召買價等，這些價格與市價沒有多大關系。

25日上午第二場學術報告

張亦冰的報告討論了唐宋時期北方鄉村中的“莊”。唐宋時期推行兩稅法，調查民戶資產調查時，就以“莊”為單位進行村落范圍內的資產登記和歸戶。北宋熙寧年間推行方田均稅法時，官府以“方”為地域范圍進行資產歸戶，編制方內稅產歸戶文書“莊帳”，進而制成“戶帖”，作為賦役征發的依據。

周曲洋的報告比較了南宋嘉定年間慶元府酒務文書與南宋前期舒州酒務文書，發現前者的特點是未對財務進行分隸。兩者的不同反映了南宋前期到中后期地方財政制度的重大變化。紹興末年起，宋廷開始對經總制錢實行定額管理。這導致管理經總制錢的州府無法催收足額，不得不求助于通判，由此形成了知州、通判共催的局面。知州為足額完納經總制錢，開始擴大財源，自建私庫，不再如實分隸財政。

郭永欽和申斌的報告對“衰分”、“鼠尾”、“均平”進行了考察。傳統中國的“均平”不意味著均等，而是按照有差等的比例分配利益或者負擔，這在土地、賦役制度中有深刻體現。用傳統算學語言表達，就是“衰分”，也就是按照有順序差等的比例進行分配。明代王文素在《算學寶鑒》中進一步發展出了鼠尾均這種特殊的衰分法。

25日下午第三場學術報告

邱永志的報告考察宋至清前期中國銀價的變動狀況。從貨幣體系內部的比價來看，南宋白銀兌價最高，北宋、明代、清前期較為相近。從糧米價格來看，北宋、明代的白銀購買力相對較高。以一朝代為斷限，白銀購買力始終處于下降趨勢，表明其貨幣化程度漸次加深。白銀作為計價尺度和流通媒介的穩定性遠勝銅錢，折射出白銀貨幣對帝制晚期中國社會經濟運行的意義。

丁亮的報告探討了明代的紙價和紙張流通問題。弘治以前，官府用紙主要由囚人買辦上納，其時估價目的是防止攬納戶索價過高。弘治以后，“囚人納紙”改折為“紙贖”銀，官府開始通過鋪戶或坊里長買辦紙張，但紙張的召買價格不能真正反映市場價格。地方志記載的上供物料紙張折價，也不包括包裝、運輸費用，一條鞭法施行以后，對紙張的包裝、運輸費用才有了詳細計算。

張葉的報告探討了明代龍江、清江船廠的黃麻、桐油兩種造船小料的來源和折價。南京龍江船廠的油麻征課有建立園圃和官地招佃兩種，淮安清江船廠的油麻由各地征解逐漸轉變為折色征派。造船小料的折價受到征收、支放、用途、管理機構、地域性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吳兆慶的報告討論了明代馬匹價格問題。成化至弘治前期，俵馬折價基本平穩，且是依照市價確立的；弘治后期至嘉靖前期，馬匹折價快速上漲；隆慶以后又變得相對穩定。同時，從嘉靖年間起，折價逐漸脫離市價。明朝政府通過提高馬匹折價，再低價收購馬匹，既得到了良馬，又增加了財政收入。

25日下午第四場學術報告

劉永華的報告利用徽州婺源縣北鄉程家的排日賬記錄，探究19世紀中后期的物價變動如何影響這家農戶的收支和生計狀況，認為物價與生計間不存在單線的因果關系，19世紀后期的生計狀況不是整體惡化或者向好，而是存在非線性、周期性的變動。

趙思淵的報告探討了明清崇明縣一田兩主的社會構造。明代崇明尚未完全成陸，新漲沙洲筑圩開發的過程是田面權形成的機制。本地土著豪強和周邊州縣紳宦都投入新漲沙洲的開發與爭奪。萬歷清丈后，官府利用狀首群體確立秩序，但清初復界，狀首群體消失，沙洲爭奪再度白熱化。到乾隆時期，崇明成陸基本穩定，沙洲之爭漸消。崇明縣進入“原額主義”的賦役核算體系中。

黃忠鑫的報告利用《增城縣清田集》，探討清代前期的土地清丈與地方賦稅秩序重建。康熙后期增城縣的土地清丈分為四個階段：準備期、履畝丈量、開局造冊、編成清丈田由發給業戶。其中統計、折算、造冊的時間遠多于履畝丈量。鄉民自丈和人役抽丈是最基本的丈量方式。土地清丈的目的是實現賦稅均平，其最重要的結果性文本是柳條歸戶冊，而不是魚鱗冊。

阮寶玉的報告探討了清代漕糧搭運體制的形成。明代面對漕船缺失的局面，為保障漕糧足額解運，以其他現存漕船灑帶作為權宜之計。入清以后，隨著漕運衛所改制，漕糧搭運體制全面建立。清朝政府此后仍不斷裁革漕船，把不屬于漕糧的糧食納入搭運系統中，導致漕船負重難行。從這個角度來看，道光年間實行海運是勢在必行的。

26日上午第一場學術報告

謝湜的報告討論了明代江南水利派浚中的夫役與工食，發現明中期以前，江南水利興修存在由官府出費或助費募工和由里甲征派夫役兩種主要運作方式。當作為工食與物料支費的導河夫銀被地方政府挪用后，兩種運作方式開始整合，以照田派役、限制優免、業食佃力為主要特點的縣域治水模式登上歷史舞臺。

侯鵬的報告討論了明中葉江南賦役包攬網絡的建構，認為明初徭役的強度是親身應役無法實現的，尋求包攬是唯一可能的選擇。徭役就是一系列的支付關系，因此應將徭役的研究看做對整個支付關系網絡的研究。

彭凱翔的報告由崇禎十五年借兌客標之議入手，發現此次籌借商款以兩淮鹽稅為抵押，與早期近代歐洲國家接近。但是，借兌最終落實的形式卻是商人納銀京師而領兌外郡的“兌會”，揭示了中西財政的不同運作機理與發展軌跡。同時，借兌客標則是明代財政與商業金融的一次歷史性交匯，為后續跨地域的匯兌網絡埋下“伏筆”，可見明清中國的金融演化路徑與財政—金融關系息息相關。

26日上午第二場學術報告

趙中男的報告從宮廷財政的角度討論了正統、天順朝新政，發現天順朝新政宮廷政治背景是前朝弊端較大、先帝失誤較多，正統新政則是對明代前期宮廷財政的大規模減免，某種程度上是“仁宣之治”的繼續，新政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蔣勤的報告討論了清代石倉的市場、價格與生計，以清代石倉的農家賬簿為核心史料，構建了當地近百年的大米、豬肉、洋銀、勞務等價格數據序列，并對價格的相對變動進行了分析，發現只有當產業結構向非農轉型時，鄉村商品和勞務價格的波動才真正增大。

周健的報告討論光緒年間皖中米市與輪船招商局的漕糧采辦，指出1874-1894年間，湖北、湖南、江西以采買海運變通漕運制度，在漕糧折征基礎上，借助招商局的糧食采辦與輪船海運，實現戶部要求的本色交倉。與河運時期相較，嚴格控制成本、高度依賴市場成為制度運作的顯著特征。官督商辦企業的經營由此與官僚行政的運作互相嵌合與影響，改變了貢賦體制的運作，形成新的政治經濟格局。

王哲的報告討論了近代中美貿易的系統性低估，發現日本、香港轉口因素于中國港口極為特殊的噸位稅計稅方式等，導致了中美貿易尤其是中國出口美國貿易方面的計算誤差，而通過美方資料推算，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出口美國貿易起碼有50%左右的低估。

26日下午第三場學術報告

于薇的報告討論西北漢簡所見漢代邊地的僦運，通過復原、對比王莽居攝三年“大煎都候官轉入谷簿”與王莽始建國二年“肩水候官轉入粟簿”中的糧谷發運時間、轉運辦輸人、入受登記中轉車單位核算與載粟量等內容，討論了邊郡與部都尉間糧谷輸運供應中商人與貲家可能的角色以及漢代邊地供運的實態場景。

馬驥的報告討論糴買制度下明代邊鎮對腹里地區糧料的吸納，以邊鎮的階梯式召商價格為切入點，說明糴買制發揮功效的關鍵是覆蓋糧料較為富余的地區。這種異地糴買舉措雖然存在雙重消耗的缺點，但促進了部分邊鎮糧食販運業的發展。

曹振禹的報告是明代湖廣上供物料的結構與演變，討論湖廣上供物料在明嘉靖以前歲進、歲辦、歲造的分類與嘉靖以后額辦、派辦的結構，以及方志中兩類物料價格史料的不同意義。

張侃的報告討論解放戰爭前后的根據地糧價、專釀專賣與戰時財政，主要分析山東根據地酒類專釀專賣政策在調節糧食供應、平抑糧價和保證戰時收入等方面的作用，并進一步觀察到這一經驗在華北、東北根據地，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全國的推廣和影響。

26日下午的圓桌討論中，與會學者就貢賦體制與市場、銀錢比價與銀錢購買力、物料折納與物料價格、官方召買價、時估價與市場價、價格趨勢及其解釋、徭役的僉派與征調系統，以及價格數據庫的建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