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美元”這個詞初聽起來總能給人一種獨特的氣息。石油是現(xiàn)代經濟最重要的能源和基礎化工資源，美元是主導世界經濟金融體系的國際貨幣，即便是單獨看都已霸氣十足，放在一起更是平添幾分神秘色彩：一方面，是仿佛中東沙漠中從地上冒出來的不是黑色的石油，而是綠花花的美元；另一方面，仿佛美國這個在歷史上長期石油供給不足的國家卻只用一張張綠顏色的紙就能保障國內能源供給安全，讓其他國家望洋興嘆。難怪總有人喜歡將石油美元與陰謀論聯(lián)系起來。

一般而言，“石油美元”是指，石油生產國通過出口石油所獲得的美元。這是廣義概念。狹義的“石油美元”是指，石油生產國通過出口石油所獲得的美元減去進口支出后剩下的部分，即可被用于投資的資金。

實際上，根據語境的不同，有時候“石油美元”指代的并不是錢或者可投資資金，而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系下的一套復雜的制度安排。抽死剝繭來看，這套制度安排在早期具有兩個內核：（1）國際石油貿易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2）石油生產國出口石油所獲得的收入扣除進口開支之外主要用來購買美國國債。

這兩個制度內核相當于構筑了一個閉合體系。所以“石油美元”一詞也常用來指代“美元-石油-美國國債”這一循環(huán)過程。時至今日，石油出口國美元盈余的投資流向已經多元化，不再僅限于美國國債；早期的“美元-石油-美國國債”循環(huán)也演化為范圍更廣的“美元-石油-美元計價金融資產”循環(huán)。

“石油美元”制度安排是如何誕生的？

這就要追溯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前夕的1944年7月，44個同盟國國家的代表團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進行談判，達成了一系列旨在確立戰(zhàn)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協(xié)議。這一系列協(xié)議所規(guī)定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后來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其核心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是在那次談判中確立籌建的。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派中國代表團參加了這次多邊談判。

進入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難以繼續(xù)維系了。受“特里芬困境”的影響，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使得美國無法保證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比價關系。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宣布美國政府終止按照35美元一盎司的比價向市場兌換黃金的義務。

美元與黃金脫鉤成為二戰(zhàn)結束之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最重要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對美元的信譽帶來負面沖擊。為了挽救美元，同時也是為保障美國的能源和財政安全，美國政府開始以國際石油貿易作為突破口，尋找解決之策。

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為首的外交團隊首先與沙特阿拉伯王室進行了一系列談判，并最終在1974年達成了協(xié)議。協(xié)議的主要內容是：一方面，美國向沙特阿拉伯出售軍事武器，同時保障沙特國土安全不受以色列侵犯；另一方面，作為回報，沙特阿拉伯所有的石油出口必須全部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

換句話說，沙特在向外國出口石油時，只接受美元。同時，沙特將出口石油獲得的美元盈余用來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美國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協(xié)議為“石油-美元循環(huán)”的形成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礎。

由于沙特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國并在中東地區(qū)阿拉伯國家中擁有廣泛的號召力，到1975年，幾乎所有的OPEC成員國都開始效仿沙特的做法，成為“石油-美元循環(huán)”的一部分：一邊以美元計價和結算賣出石油；另一邊，將美元所得用來購買美國國債。

從“黃金美元”到“石油美元”

因為石油美元體系的建立，不僅增加了國際社會對美元的需求，而且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重塑了美元信譽及其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石油美元體系”可以看做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后續(xù)，是“黃金美元體系”的一種替代或者補充。當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石油在一定程度上代替黃金，成為美元的信用背書，有助于繼續(xù)確保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更重要的是，美國與中東石油出口國達成的石油美元協(xié)議不僅只與協(xié)議雙方相關，而且影響到了在此之后整個國際貨幣金融秩序的演進。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其他國家如日本、中國日后如果想要從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時，就需要首先積攢美元或者從金融市場上借入美元。這就自然而然地導致了在石油之外的其他商品的國際貿易中，更多的出口商會選擇用美元而非其他貨幣結算。所以，“石油-美元”體系對日后“商品-美元”循環(huán)的形成產生了引導作用。

對于美國而言，石油美元體系顯然比黃金美元體系更受歡迎。因為在石油美元體系下，發(fā)行美元無需以固定比例的黃金作為支撐，美國也無需對外承擔按固定比較兌換黃金的義務。

另外，作為石油美元體系的一部分，美國有“義務”為中東產油國提供軍事保護和武器支持。為了完成這一義務，美國借機擴充了在波斯灣地區(qū)的軍事實力，包括興建軍事基地、定期巡航、增加駐軍等等。

發(fā)展

石油美元循環(huán)體系確立之后，有兩段歷史時期值得特別研究。第一段是1974年到1980年；第二段是2000年到2014年上半年。在這兩段歷史時期，石油價格處于高位，產油國貿易盈余快速積累，石油美元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重要的增量資金來源，備受關注。

2014年年中之后，由于國際油價大幅下跌。主要產油國的貿易盈余銳減，不少國家甚至不得不動用歷史上積累起來的存量石油美元來彌補國內財政開支。一時間，“石油美元循環(huán)”收縮成為研判國際金融市場資金流動和資產定價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

OPEC國家是石油美元的主要持有者。以OPEC國家的石油凈出口收入為例，2015年約為4000億美元，比2012年最高點的9200億美元減少了超過一半。事實上，這是自2005年以來石油美元規(guī)模的最低點。沙特阿拉伯是每年產生和持有石油美元最多的國家，占到約OPEC國家石油美元總額的約三分之一。

石油美元的流向

產油國出口石油換來美元，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從國外進口商品和服務，用于支持國內的消費和投資。前者比如汽車、飛機、家電、日用品、礦產品等，后者比如咨詢服務、金融服務、旅游服務、法律服務等。進口商品和服務意味著石油美元再次流出產油國，這部分流出被稱為通過“經常項目”渠道的流出。在1980年代之前，石油出口國的石油收入主要是通過經常項目渠道流出的。

到了1980年代之后，石油出口國開始將大量美元收入用于增加外匯儲備，包括購買美國政府債券、兼并收購（M&A）外國企業(yè)資產或房地產、以及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購買企業(yè)股票或債券。購買國外資產而意味著石油美元從產油國流出，這部分流出被稱為通過“資本和金融項目”渠道的流出。大量石油美元注入國際金融市場，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起到了助漲信貸寬松和資產價格泡沫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拉美債務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fā)與破滅都與石油美元循環(huán)有一定的關系。

一個顯著的趨勢是，石油美元在資本和金融項目下的投資渠道在不斷拓展。早期受政治影響比較大，主要投向了美國國債券或者放在美國歐洲的商業(yè)銀行作為存款。后來開始逐漸拓展到企業(yè)債券、股票、房地產等，并且不局限于美國和歐洲，而是向日本、新加坡、拉丁美洲、中國等地區(qū)擴散。

另外，石油美元的管理早期多是由石油出口國的財政或貨幣當局來負責，后來主要石油出口國紛紛建立了主權財富基金，從而使得石油美元資金的運作更加市場化。根據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WFI）的統(tǒng)計，截止2016年6月，以石油天然氣為來源的主權財富基金總規(guī)模為4.2萬億美元，占到全部主權財富基金總規(guī)模7.3萬億美元的58%。

石油美元協(xié)議誕生對中國的啟示

有人認為，石油美元體系是美國第一經濟軍事大國地位的自然結果，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自然延伸。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筆者在此想要指出的是，這一延伸并不“自然”。換句話說，回到197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政治環(huán)境背景下，如果不是美國的主動作為和運籌帷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完全有可能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其一，當時除了英鎊等老牌國際國幣之外，德國馬克、日元等貨幣也在迅速崛起，國際貨幣體系由“單極主導”走向“多元并存”并非不可能。其二，美國的確與可以通過軍事威懾、武器限售等手段對沙特等阿拉伯國家施壓，以促成石油美元協(xié)議簽訂；但不要忘記，這一時期蘇聯(lián)在中東地區(qū)也具有強大的軍事存在和威懾能力。

毫無疑問，經濟基本面因素是決定一國貨幣相對幣值的根本因素；軍事實力對于大國國際競爭的重要性也毋庸諱言。但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應忽視美國政府在此過程中的主動作為。深入分析和研究這些主動作為，對中國建設新型開放經濟體以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可以以一個有趣的問題作為出發(fā)點：1971年之后的幾年可謂二戰(zhàn)以來國際社會對美元信心不斷下降、美元地位最受質疑的時期，但為什么恰恰是在這個時期確立了對日后影響深遠的“石油-美元”制度安排？

對此，有必要從如下三個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人們忽視的視角去挖掘答案。而這些答案對于當前的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制定也頗有借鑒意義。

第一，開放主義是二戰(zhàn)之后美國在自身發(fā)展的同時不斷拓寬國際影響力的一大法寶。

開放主義的本質，是在更廣的約束空間下優(yōu)化資源配置。二戰(zhàn)之后，開放主義在美國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理念，而是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tài)。

為了理解開放對于大國經濟的重要性，有必要把蘇聯(lián)經濟與美國經濟加以對比。在二戰(zhàn)結束之后很長一段時期，美國和蘇聯(lián)并稱兩個超級大國。盡管蘇聯(lián)稍遜于美國，但不論在經濟實力上、軍事實力上、還是對全球秩序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差距并不太大，至少影響力是可比的。

但是蘇聯(lián)的貨幣始終沒能成為全球貨幣。當然有人會辯解說多數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資源豐富，不需要進口石油，所以“石油-盧布”產生的基礎不存在。但如果深入一想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解釋很難具有說服力。試想，為什么在其他產品的國際貿易中盧布也沒有成為通行的計價和交易貨幣呢？再試想，為什么甚至在蘇聯(lián)與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經貿交往中，也廣泛采用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而盧布在國際經貿中的普遍使用始終未能出現(xiàn)？

回顧近現(xiàn)代經濟史我們會很明顯地看到，幾乎所有的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都實行了開放主義的經濟政策。從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西班牙，到十七世紀的荷蘭，再到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以及后來的美國、日本。概莫能外。

第二，金融市場對于大國開放經濟體至關重要。

發(fā)達的金融市場是石油美元循環(huán)得以成立的基礎。進入1970年代之后，盡管受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困擾，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信心下滑，而且客觀上美元也難以繼續(xù)維持與黃金的固定比價關系；但是，美國具有發(fā)達的、高流動性的、深度足夠的、相對而言較為穩(wěn)定的開放金融市場。這是美國相比于另外一個超級大國蘇聯(lián)最大的優(yōu)勢之一，德國、日本等新興大國最大的優(yōu)勢之一。

而另一方面，客觀上，石油出口國也確實需要穩(wěn)定的海外投資機會，需要依賴、甚至依附于美國發(fā)達的金融市場。

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一種貨幣的國際化有三種路徑：一是“國際貿易路徑”，二是“國際協(xié)議路徑”，三是“金融市場路徑”。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在國際貿易路徑和國際協(xié)議路徑上已經取得了較快的進展；最大瓶頸就在于金融市場路徑進展緩慢。在岸市場和離岸市場上，可供境外投資者投資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數量遠遠不足，渠道不夠暢通。同時中國國內金融市場的制度建設和金融穩(wěn)定性也有待加強。

第三，應當充分重視培育國際協(xié)調和外交公關的能力。

美國與沙特簽署石油美元協(xié)議可謂二戰(zhàn)之后世界經濟外交舞臺上最成功的危機公關事件。回想當時的世界格局和地緣政治環(huán)境，達成這一成果殊為不易：一方面，西方主要經濟體增長動能不足，美國的領導力以及美國模式的號召力開始受到質疑，全球化面臨停滯甚至倒退；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沖突達到高潮，而美國堅定地支持以色列。

正是在這樣復雜的環(huán)境下，美國做到了與中東大國沙特攜手構建起石油美元體系。究其原由，經濟規(guī)模、軍事實力、制度慣性固然重要，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美國靈活而強大的外交公關能力和國際協(xié)調能力。

無獨有偶，也恰恰是在這一時期，美國與中國建交。這兩個看似孤立的外交事件，實則有關聯(lián)性。進入1970年代，以戰(zhàn)后重建和歐洲存量市場恢復為主題的經濟增長動能已經趨于衰減。反映在實體經濟層面，表現(xiàn)為西方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反映在貨幣金融層面，表現(xiàn)為西方主要國家通貨膨脹率的上升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特里芬困境之下難以維持、美元地位面臨重大危機。

面對這些挑戰(zhàn)，美國在積極尋求應對之策。而石油美元協(xié)議和中美建交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美國政府為開啟新格局找到的兩把鑰匙。這些在舊模式困頓中突出重圍的事件充分表明，對于大國而言，外交舞臺上運籌帷幄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外交公關能力和國際協(xié)調能力也是一種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