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近代史學者去臺灣，很大的動力是那里的檔案利用起來較為方便（現在寫此文章，可能要改為“一度較為方便”）。我去臺灣，有時是專程去查檔案的，有時是利用開會與講學之便，抽空去查檔案。

楊奎松以前寫過一篇《在臺北看檔案》，有許多地方談到兩岸檔案機構的對比，至今在網上流傳。我只談在臺灣查檔案的感受。

臺灣典藏中國近現代史資料的檔案機構有些分散，楊奎松列了六個：“國史館”、國民黨黨史館、近代史所檔案館、史政局、“外交部”、“調查局”。其實還有不少，如臺灣文獻館等。我常去的是“國史館”、國民黨黨史館、近代史所檔案館這3家。

“國史館”里的“小金庫”：蔣介石特藏

“國史館”是典藏“政府機關”檔案較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歷任“總統”、“副總統”的檔案均藏于此。1990年代，蔣介石的個人檔案移交給“國史館”，并很快開放，更使得“國史館”在學界聲名大振。我去“國史館”次數很多，主要看蔣介石檔案，也看過中國與意大利關系的檔案。

“國史館”是在大陸原有的機構，在臺灣恢復時，建在了臺北郊區的山里，一個叫碧潭的地方。交通很是不便，需要轉幾次車才能到達。為照顧工作人員上下班，館里有車在新店接送。與工作人員熟悉后，我們也蹭班車。

我去“國史館”主要是看蔣介石檔案。館內的大部分檔案是可以復印的，但蔣檔一直不能復印，只能帶電腦去錄入。最早開放的是原件，查閱者必須戴館里提供的橡膠手套與口罩，以保護檔案。

檔案館負責閱覽的幾位女士，對大陸學者很友好，查檔中的任何問題，她們都樂于幫助。那時大陸的機關普遍有“門難進，臉難看”的現象，所以我對“國史館”工作人員的印象極深、極佳。因為去一趟確實不方便，通常是要整天在那里看檔案。“國史館”最初是有工作人員小食堂的，查檔者也可以蹭午飯。后來食堂取消，改由飲食公司送午餐便當，工作人員與查檔者自行選定。大家每天進館第一件事，就是先選訂午餐便當，工作人員也會為我們提供菜品與口味方面的建議，很是熱鬧。

因為特殊的機緣，我是很少能進入蔣介石檔案庫房的史學工作者，大陸學者中應該是唯一的。2007年我在政大客座教書，有門課是“民國史史料研讀”，其中有介紹到檔案。于是經由政大校方聯系，我以帶學生到“國史館”參觀，了解檔案的收集、典藏保管與利用的全過程。館方十分熱情，由一位處長出面接待、介紹。最后是參觀設在庫房8樓的B802室“蔣中正總統文物特藏室”，特藏室內就是原先十分神秘的“大溪檔案”。上電梯時，處長要刷卡才能啟動，到達樓層后，我作為帶隊教師要登記簽名。處長介紹，特藏室是“國史館”最核心的部分，庫房除了恒溫恒濕等基本條件外，墻體與門也經過特殊處理，與銀行金庫標準完全相同。庫房的鎖需要兩人分持的鑰匙同時啟用才能打開。

進入特藏室，里面有張圖簡要地說明蔣介石檔案從大陸運臺灣的基本線路。處長介紹說，蔣介石十分注意個人檔案的保管，1949年春下令由南京運到上海，再由運送黃金的船運到臺北，先存放在臺灣銀行的金庫里，之后才移到大溪，成為著名的“大溪檔案”。蔣介石1949年搶運到臺灣最重要的東西是三種：黃金、故宮文物、他的檔案。黃金與故宮文物人所共知，但檔案的事很少有人提及。蔣介石檔案最后是從“陽明書屋”連同書櫥一起移交給“國史館”的，所有文件都裝在原先的書櫥中。

處長特意介紹了一個特殊的書柜，里面有個架子。蔣介石在世時，即使是獲準看其檔案文件的人，也不能接觸文件本身，必須由保管人員翻好，放在架子上，關上玻璃門，查閱者只能隔著玻璃看，看完一頁后，再請保管人員幫助翻頁。

2010年左右，“國史館”的閱覽室搬到臺北鬧市區的長沙街，蔣檔也完成了數字化掃描，閱覽起來方便多了。呂芳上2011年就任“國史館”館長后，大力推進民國史研究與資料出版，加強與大陸的學術交流，多次主辦學術會議，編輯出版了12卷的《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等。

2016年4月14日，在臺北舉行的“互動與新局：30年來兩岸近代史學交流的回顧與展望討論會””開幕式上，呂芳上館長突然宣布，從次日起，“國史館”取消對“蔣介石檔案”的復印限制，按普通檔案處理，每位查檔者可按規定，每年復印“國史館”的檔案500頁。我立即將消息通過微信發布，贏得一片喝彩。次日下午，我專程逃會到“國史館”閱覽室，準備做第一個復制蔣介石檔案的人。結果柜臺工作人員說，館里的電腦系統對每份檔案能否復印是有設定的，開放蔣檔的復印還需要很多天的后臺作業才能實行。我空歡喜一場。

現在，“國史館”宣布不對大陸、香港與澳門的學者開放，完全是倒行逆施。多位臺灣的“中研院院士”對此提出批評，近代史所研究員朱浤源指出，“國史館”是以行政理由作政治對抗，背后應該與蔡英文有關。臺灣學者與學生發起了“捍衛學術自由，反對閱覽新制”的全球聯署活動，抗議“國史館”歧視大陸香港澳門學者的做法。大陸學者也通過不同的方式發聲，嚴正要求“國史館”能改弦易轍。

黨史館：從“位高權重”到“親民路線”

黨史館原名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委員會，曾經是個位高權重的“部級單位”，羅家倫、秦孝儀等任過主任。2000年國民黨選舉失敗后，機構大幅度改組，“一切為了拼選舉”，“黨史會”降為文化傳播委員會下屬的“黨史館”，目前專任人員只有主任1人，日常閱覽等工作要聘請工讀生來維持。因為這樣的變化，學者有時會為稱其“黨史會”還是“黨史館”犯愁。有臺灣學者認為，國民黨對抗民進黨最大的資本就是國民黨是個有光榮歷史的百年政黨，馬英九沒有眼光，壓縮黨史會，等于是“自宮”。我在黨史館主要是查國民黨史、胡漢民、張群的相關資料。

2000年，我得到中正文教基金會的資助，到臺北訪問，直接目標是去查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女兒胡木蘭捐給黨史會（到時已更名為“黨史館”）的資料。胡木蘭將其父的資料絕大部分捐給了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已整理完畢。在臺北一個月，每天去坐落在中央黨部大樓七樓的抄錄與整理，最后得以提前完成，還抽空看到不少國民黨五全大會的檔案資料。

查檔案期間，黨史館的邵銘煌主任、劉維開先生與楊麗美小姐均對我十分照顧。還記得一個挺有意思的細節，當時國民黨剛選敗，采取了一些“親民”措施，將設在大樓地下室的黨部工作人員餐廳對一般民眾開放，價格十分便宜。每天中午有許多中學生來吃飯，十分熱鬧。從后來選舉的結果看，這一措施也未拉到多少選票。

2005年去臺灣參加黨史館主辦的會議，同時見到了黨史會的前后3位主任：曾任蔣介石秘書、人稱“孝公”的秦孝儀與李云漢、陳鵬仁，留下了珍貴的合影。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陳誠日記到底能不能看？

“中研院”近代史所檔案館是臺灣最正規的一家檔案館，管理水平很高，開放規則也最明確。我在近代史所檔案館查閱的，主要是朱家驊檔案、外交部檔案、陳誠日記、陳之邁日記等。

朱家驊是浙江人，擔任過教育部長，與浙江大學老校長竺可楨關系密切。我在他的檔案中找到抗戰時期與竺可楨的往來信件，便向檔案館提出高精度彩色復制，經請示主管所長后，獲得允許。這批信件，成為浙大檔案館的校史展品。

在近代史所查檔有段有趣的經歷。2012年9月，我在臺北參加會議，報告的是篇關于蔣介石與陳誠的論文。評論人陳三井教授指出，論文資料上有缺陷，為什么用了蔣介石的日記，而不用陳誠日記？我已查閱過“國史館”檔案的全部目錄，顯示沒有陳誠日記，便在回應的環節中據實以告，說陳誠應該沒有日記。晚餐時，陳永發教授告訴我說，陳誠有日記，沒在“國史館”，他的親屬捐給近代史所檔案館了。我大喜過望，立即決定改簽機票，推遲一天返回，去近代史所檔案館看。次日，我趕到時，檔案館還未開門。工作人員告訴我，陳誠日記剛剛掃描結束，查閱需要檔案館館長批準，不巧的是，館長當天請假，要主管所長批準。我只好到辦公樓室碰運氣，近史所研究人員是不坐班的，這么早通常無人。但居然幸運地遇到了主管的所長，他聽說我是改簽機票，只有當天時間，就給檔案館打電話允許我閱覽。我榮幸地成了第一個閱讀到陳誠日記的學者。當天，我一直坐在檔案館閱讀、打字錄入。中午，有位近代史所的朋友專程來約吃飯，被我婉言拒絕。從早上進館直至到下班關門時，我只出門喝了兩次水，共錄入了6千余字。

我將抄錄的陳誠日記內容加到一篇已二校的論文中，很快發表出來，近代史所有陳誠日記的消息就在學界傳開。有位大陸的學者也到檔案館要求查閱，被館長婉拒，理由是與陳的親家屬有協議，只先掃描，暫不開放。學者便質問：“陳紅民不是已經看過了嗎，還發表了論文？”館長才發現，是主管所長不了解協議細節，允許我閱讀是個“錯誤”（對我，當然是個美麗的錯誤）。之后，那位學者幾次在不同場合批評近代史所檔案的開放尺度不一。

好在，2015年夏天，陳誠日記公開出版，大家都能便利運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