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古代傳統輿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那些繪本地圖（集）和重要的刻本地圖集，如《廣輿圖》，以及少量古籍中重要的插圖，如《鄭和航海圖》，但實際上中國古籍中有著大量以插圖形式存在的地圖，僅就《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和《四庫禁毀書叢刊》以及相關補編進行統計（文本此后的統計數據都來源于這四套叢書），并去除重復收錄的古籍，上述叢書中收錄的地圖多達5000余幅。

數量如此龐大的地圖在以往中國古代地圖的整理與研究中基本被忽略了，其原因一方面是古籍中的插圖大多是刻版印刷的，精美程度難以與繪本地圖相比；另一方面，傳統中國古代輿圖的研究大都只關注那些體現了“科學性”、看上去繪制“準確”的地圖，從這一視角來看，古籍中的地圖絕大多數都是示意性質的，遠遠談不上“科學”。但是與繪本地圖以及那些所謂的重要刻本地圖集相比，古籍中作為插圖存在的地圖也有著其自身的價值。一般而言，保存至今的繪本地圖，大多數是因時因事而畫，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比如河工圖，因此流通范圍往往不廣，且繪制成本較高，也難以大量復制，故無法代表當時普通人所能看到的地圖。而古籍中的地圖，能保存至今的多為刻本書籍中的地圖，印刷量通常較大，且收錄這些地圖的大都屬于士大夫重點關注的經、史類著作，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這部分人所能看到的地圖。

四部分類法是中國古人對于知識的一種分類體系，通過統計可以發現古籍中的地圖在四部中的分布是極不平衡的：

經部中收錄有地圖的古籍約有30種，收錄地圖460多幅，集中在與《禹貢》有關的著作中，主要通過地圖展現《禹貢》中所記載的山川位置、走向以及九州的范圍。與《春秋》有關的著作中也存在大量地圖，如《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春秋列國之圖”就經常被引用；此外與《詩經》有關的著作中經常出現“十五國風地理圖”以體現“十五國風”的地理分布。因此，除了“左圖右史”之外，中國古代實際上還有“左圖右經”的傳統。

史部中收錄有地圖的古籍約170種，收錄地圖近3600幅，主要集中在以《大清一統志》為代表的地理志書、以《東吳水利考》為代表的水利著作以及以《籌海圖編》為代表的軍事著作中，基本屬于地理類。不過需要提及的是，在史部中以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為代表的那些所謂正宗的歷史類著作中，卻基本都沒附有地圖，只是在對這些史書進行注釋或節錄的著作，如史鈔類的《十七史詳節》中附有一些地圖。另外，當前史學研究者經常使用的以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為代表的歷史地圖集，最晚在宋代就已經出現，如著名的《歷代地理指掌圖》以及明代的《今古輿地圖》等，在史部屬于地理類。總體來看，無論收錄有地圖的古籍數量，還是收錄地圖的數量，史部都是四部中最多的，因此古人所謂的“左圖右史”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正宗的史部著作中基本沒有收錄地圖似乎又與這一原則不太符合。

子部中收錄有地圖的古籍約有60種，收錄地圖1010多幅，雖然在數量上要遠遠超過經部，但子部古籍中的地圖大多數都集中于以《圖書編》《三才圖會》為代表的類書中；除去類書，子部中其余的地圖主要集中在以《江南經略》《武備志》為代表的兵家類即軍事著作中；此外在術數類，也就是與算命有關的著作中也收錄有一些地圖，如“中國三大干山水總圖”等。

集部中收錄有地圖的古籍約有18種，收錄地圖約78幅，是四部中數量最少的，而且在這78幅地圖中，僅葉春及的《石洞集》中就收錄了28幅。由此產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即中國古代一些著名的地圖繪制者，如《廣輿圖》的繪制者羅洪先，在自己或者后人為其編纂的文集中基本都沒有收錄他們繪制的地圖。

古籍中作為插圖存在的地圖可以改變或者增進我們對于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的認識。

由于繪本地圖大都繪制精美、“準確”，而刻本地圖通常較為“粗糙”、“不準確”，所以傳統認為，在中國古代地圖繪制中，有時會將繪本地圖改繪后刊刻，也就是繪本地圖會演變為刻本地圖，而刻本地圖繪畫不會被改為繪本地圖。但就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這一推測并不成立。

一個例子是現藏于美國國會圖書館、繪制于明后期的《大明輿地圖》。該圖絹本彩繪，共有18幅地圖，疊裝成冊，每頁圖幅縱75厘米、橫84厘米。首頁《輿地總圖》采用計里畫方，每方500里；其余各圖不畫方。《輿地總圖》中用黑色套紅的長方框表示布政使司治所，黃河用黃色雙線表示，長江用藍色雙線表示，其他河流用藍色單線表示。分幅圖中，府州用深藍套紅的長方框表示，縣城用淺藍色方框表示，文字皆為黃底黑字，府、衛所邊界用紅色線條表示，山脈用淺藍色形象畫法表示，河流用雙線表示。將《大明輿地圖》中的“輿地總圖”與《廣輿圖》中的“輿地總圖”進行對比，發現兩者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如山東半島、遼東半島的形狀，黃河河源的形狀，甚至黃河的形狀也非常相似，因此，《大明輿地圖》與《廣輿圖》之間不單單是簡單的參考關系。從《廣輿圖》各版本的序言來看，《廣輿圖》的繪制在當時是一件眾所周知的事情，羅洪先斷無抄襲《大明輿地圖》的可能，所以可以肯定《大明輿地圖》是根據《廣輿圖》刻本摹繪的。

又如，《籌海圖編》的天啟刻本由于被《四庫全書》所采納，因此成為該書各版本中影響力最大的。不過天啟本在重刊時，將其中“沿海山沙圖”表現臺州府海岸的兩頁圖的順序倒置，這個錯誤又通過《四庫全書》四處流傳，后來在相關的摹繪圖，如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海不揚波》等圖中發現了同樣錯誤，這是刻本地圖轉化為繪本地圖的一個典型例子。

此外，過去中國古代輿圖的研究主要強調那些繪制準確的地圖，認為這些地圖繪制之后，通常會產生廣泛的影響。確實也有這樣的例子，如《廣輿圖》繪制完成之后，影響了明代后期地圖的繪制，出現了大量以《廣輿圖》為基礎編繪的地圖集和著作，如明萬歷年間（1573年—1619年）汪作舟的《廣輿考》，明末吳學儼等編制的《地圖綜要》，明崇禎年間（1628年—1644年）陳組綬的《皇明職方地圖》，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沈定之、吳國輔編繪的《今古輿地圖》，明末陸應陽撰、清蔡方炳增輯的《廣輿記》等等。同時，《廣輿圖》中的“輿地總圖”以各種形式出現于明末的至少14部著作中。不過，這種敘述只是強調了事情的一個方面，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在繪制“準確”的《廣輿圖》廣為流傳的同時，那些繪制粗糙、不那么準確的地圖同樣也有著不小的影響力，如桂萼《廣輿圖敘》中的“大明一統圖”也以各種形式出現在至少8部著作中；《大明一統志》的“大明一統之圖”也出現在了6部著作中。因此明代中后期，至少存在3種有影響力的全國總圖，《廣輿圖》的“輿地總圖”只是其中之一，而且那些以各種形式參考了《廣輿圖》的古籍，在繪制地圖時大都對《廣輿圖》的圖幅進行了變形，可見地圖繪制的準確與否并不是古人選擇地圖時的唯一標準。

還可以舉出一個更早的例子。宋代流傳有一套歷史地圖集，即稅安禮的《歷代地理指掌圖》，這套地圖集雖然繪制得不太精確，但內容極為翔實，直至明代都被大量引用。不過在南宋呂祖謙編纂的《十七史詳節》和南宋陸唐老撰的《陸狀元增節音注精議資治通鑒》等著作中收錄了10余幅內容和輪廓極為相似的歷史地圖，可以推測這些地圖應當來源于同一套歷史地圖集，只是原本目前已經散佚。從繪制內容來看，這套圖集繪制得極為簡略和抽象，但是這套地圖集同樣具有廣泛影響力，如其中的“五代分據地理之圖”就出現在5部著作中。更有甚者，明代黃道周的《博物典匯》中收錄了一幅與這套歷史地圖集輪廓相同的一幅“大明一統圖”，顯然這幅地圖是明代某位人士以這套歷史地圖集的輪廓為基礎填充明代的內容而成的。

而且，通過統計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古籍中，極少出現新的地圖。比如在經部春秋類中，關于春秋時期的歷史地圖，直至明代基本使用的都是《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春秋列國之圖”。在關于《詩經》的著作中，直至明代主要流傳的依然是宋楊甲撰、毛邦翰補的《六經圖》中的“十五國風地理圖”。在關于《禹貢》的著作中，同樣直至明末使用的基本是《六經圖》“禹貢隨山浚川圖”以及宋代《歷代地理指掌圖》中與此有關的一些地圖。

地圖除了其本身所反映的地理要素和地理空間之外，其研究價值更在于其背后隱藏的內容。如成書于南宋末年，在宋元時期廣泛傳播的民間日用類書《事林廣記》中收錄的全國總圖——“大元混一圖”。從圖名來看，這幅地圖應當是一幅元代的全國總圖，不過地圖南半部分的政區，雖然名義上是各種“道”，但從政區名稱來看，基本上是南宋的十六路；北半部分在長城之南，除了秦鳳道之外，基本上是金代設置的路。長城以北的會寧道、咸平道、東京道、北京道也都是金代的路。比較特殊的是上都道以及更北字跡模糊的“□□道”，并不為金代所有。此外，地圖的西側還繪制有西夏。因此，從繪制內容上來看，這幅地圖應當是一幅南宋、金、西夏時期的全國總圖。目前《事林廣記》留存至今的較早版本，即元至順間（1330年—1333年）建安椿莊書院刻本、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建陽鄭氏積誠堂刻本中收錄的這一地圖的圖名都是“大元混一圖”；但較晚的版本，即日本元祿十二年（1699年）刻本中這一地圖的圖名為“華夷一統圖”，而這一版本實際上是根據元泰定二年（1325年）本翻刻的，因此與上述幾個版本相比可能更接近于最初的版本，且“華夷一統圖”中的政區依然為“路”，即宋金時期的政區名。因此可以認為，該圖很可能是《事林廣記》后續各版本中收錄的全國總圖的祖本，且原圖名很可能就是“華夷一統圖”。

如果僅僅將這幅地圖的演變過程看作中國古代缺乏版權意識和存在造假現象，還只是局限于現象的表面，我們還可以繼續深挖下去。《事林廣記》在宋元，尤其是元代存在多個版本，流傳范圍十分廣泛，而且其所針對的對象應當是當時有一定讀寫能力的中下層知識分子。不僅如此，元代還存在另外一部有著眾多版本、流傳頗廣的類書——《翰墨全書》，其中的“混一諸道之圖”與“大元混一圖”一樣，也是使用一幅南宋地圖改造的，且從書名“翰墨全書”來看，其對象顯然也是至少有一定讀寫能力的中下層知識分子。那么問題就來了，從地理要素來看，“混一諸道之圖”和“大元混一圖”的造偽水平非常糟糕，因為其造偽的方式是對當時最高地方行政區劃的篡改，就好比今天的書商將一幅宋朝地圖改造為現代地圖時，將其中的路改為了省，稍有常識的人都能輕易辨別出來。不過，在元代這兩部類書中，如此拙劣的造偽在后續的版本中長期存在，似乎說明當時的中下層知識分子對于當時的政區可能是不太了解的。

不僅如此，從民間書商的角度來看，為了圖書的銷量，如果當時能找到同時代的全國總圖，就應當在后續版本中將這幅地圖替換掉。而且我們知道，元代也確實存在一些全國總圖，如朱思本的《輿地圖》、清浚的《廣輪疆里圖》、李汝霖《聲教被化圖》和烏斯道的《輿地圖》，但從《事林廣記》和《翰墨全書》的情況看來，當時民間書商所能看到的全國總圖似乎非常有限，再結合當時中下層知識分子對于政區可能不太了解，由此可以推測當時民間基本看不到什么全國總圖。

古籍中作為插圖存在的地圖在以往的研究中沒有受到重視，除了在本文開始部分提到的原因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目前有著一定古地圖收藏量的圖書館大都對其所藏的古地圖單獨編目，與此對應的是，目前古籍中的地圖并沒有進行過編目工作，也沒有任何工具書可以使用，因此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首先需要編訂這些地圖的目錄，而且基本只能依靠手工翻閱，費時費力。

不僅如此，同一部古籍的不同版本中所收錄的同一主題、甚至同一圖名的地圖，在具體內容上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如前文提到的《事林廣記》。又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六經圖》中的“十五國風地理圖”，圖中有“今兩浙路”等地名，因此該圖很可能與最初的宋本非常近似，甚至是直接來源于宋本的。不過現藏于江西上饒市博物館的《六經圖碑》中的這一地圖，雖然圖中繪制的內容與《六經圖》中的地圖基本相同，但上面提及的地名則改為了“今浙江省”，并出現了“江南”“今湖廣”“今甘肅省”“兩廣”“今北平”以及“今嶺北省”等，圖中地名所屬的朝代非常復雜，因此這一圖碑很可能是經過后代改繪后刻石的。因此，對于同一部古籍需要查閱其不同的版本，才能對其中作為插圖存在的地圖進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而這些版本通常又收藏在不同的藏書機構，由此也就進一步加大了整理與研究的難度。

還有一點就是，古籍中作為插圖存在的地圖，其繪制年代的判定也是非常困難的，其中不少地圖并不是著作的作者自己繪制的，而是來源于其他著作，因此不能將收錄地圖的古籍的成書年代作為地圖的繪制年代。而且，古籍中地圖所表現的內容有時非常簡單，很多又屬于歷史地圖性質，對地圖繪制時期政區等地理要素的表達過于粗略，因此其繪制的準確年代通常難以判斷。

總體而言，古籍中作為插圖存在的地圖是中國傳統輿圖重要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對于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的研究，還是對于古人地理知識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價值，不過與此有關研究之前長期被忽視，因此這一領域的研究大有可為，當然也存在極大的難度。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原載2016年8月5日《文匯學人》，原標題為《被忽視的寶藏——古籍中作為插圖存在的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