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反腐敗不斷推進，腐敗手段越來越多樣化，中紀委和司法機關發現，打擊一般腐敗比較容易，而尋找到隱性腐敗卻非常困難，可謂反腐的一大死角。

隱性腐敗的問題得不到重視，反腐工作便難有突破性進展。

法律法規明令禁止的貪污、受賄以及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等行為，是貪腐的典型形態。因其法律性質（違法犯罪）明確、法律監督嚴格而嚴厲、案件統計“黑數”或隱蔽數字相對小些，故稱為“顯性貪腐”。除了典型貪腐，還有大量的非典型貪腐。

什么是“隱性貪腐”？

非典型貪腐通常以公開或隱秘、合法或非法、直接或迂回、親手或假手他人等方式，以近乎“潛規則”或者“慣例”的形式存在、運作。因違法性質模糊，法律監督往往缺位，隱案規模或曰官方統計“黑數”巨大，故稱其為“隱性貪腐”。

尋找到隱性腐敗卻非常困難，除了認定難以外，隱性腐敗還有一定的欺騙性與模糊性，它的隱蔽性強、難以查辦，因此，如果在原有的制度安排中，無法及時發現隱藏的腐敗行為，會不利于反腐斗爭的繼續與深入。

由于隱性腐敗有不同的表現方式，類別也不少，很難具體界定哪些行為是隱性腐敗。在此可以略舉幾例：

一是借車行為。企業老板將私車“借”給官員家屬使用，汽油費和過路費由官員家屬自己支付。

二是提供無償勞務。為官員家屬提供家庭保姆服務，以親戚朋友的身份工作，不收取勞務工資。

三是給予優惠價格。在買房、買車等行為中，為官員或官員親屬提供相當多的優惠或折扣。

四是設立股權或債權。官員或官員親屬沒有提供實際的錢物，但實際占用一定的股權或債權。

五是休閑活動。為官員或官員家屬安排釣魚等休閑活動，沒有直接的經濟利益。

六是性賄賂。這方面行為與人的道德和情感有關。

以上隱性腐敗，不僅在東部地區存在，還在中部、西部地區存在，有著一定區域上的差異。這些隱性腐敗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糅合在一起，嵌入其中，因此，不容易區別是正常社會交往還是特殊的腐敗行為，如果要把它全部羅列出來，技術操作層面上會遇到大的問題，無法羅列全部。而且隨著國際交往逐漸增多，網絡活動越來越頻繁，隱性腐敗將會以新的形式和類別呈現出來，需要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

客觀地來看，腐敗犯罪的隱性化是一個長期的趨勢。腐敗犯罪是一類高智商犯罪，在犯罪學領域被歸于白領犯罪（White-collar crime）。腐敗犯罪和打擊腐敗犯罪就像一場漫長的貓鼠游戲，隨著打擊腐敗犯罪力度的加大，腐敗行為就會不斷以更加隱蔽的方式出現，以規避打擊。

2016年4月18日開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首次把賄賂的媒介物從多年不變的“財物”擴展到包括“財產性利益”（第十二條），并對財產性利益進行了定義和列舉。

對我國治理隱性貪腐的建議

輿論認為兩高的新《解釋》是中國通過反腐敗立法加大對隱性貪腐（準確地說是“隱性賄賂”）打擊力度的一次重要嘗試。

兩高《解釋》第十三條認為以下三種也是隱性腐敗，可以納入查處的范圍：（一）實際或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的；（三）履職時未被請托，但事后基于該履職事由收受他人財物的。

顯然，這次的兩高《解釋》為反腐敗活動，提供了新的可量化的標桿，向腐敗分子發出警示信息，只要有腐敗行為存在，都會堅持零容忍，不管是顯性的腐敗，還是隱性的腐敗，都會遲早得到法律的追究。

打擊隱性貪腐，重點是根除隱性的、花樣百出的賄賂。對照國際的先進經驗可以看出，我國在打擊隱性賄賂上還有不小的差距。要能成功打擊各種隱性賄賂，首先就要補上立法環節的短板。具體地說，在立法上打擊隱性賄賂就要在兩個方面進行改進，一是改進賄賂的定義，二是改進賄賂的懲處。

在賄賂的定義方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第一，把賄賂媒介直接修改為任何“好處”或“利益”，而不必再沿著“財物”、“財產性利益”的老路躑躅前行。這些年來，隨著腐敗以及賄賂犯罪的嚴重化，實際上發生于我國的賄賂的媒介已經十分廣泛了，有些甚至還是中國的首創。例如，“雅賄”中的大學主動販售博士文聘，在這種情形下，博士文聘就成了賄賂的媒介。另外，提供實際的或名義的職位以替代直接的金錢賄賂、性賄賂。以“好處”或“利益”來定義，就可以涵蓋上述所有賄賂媒介。

第二，放寬提供或收受“好處”方式上的限制。

第三，把定義焦點放置在受賄方“職務行為”的改變上，即“作為或不作為”。

第四，把現有定義中的不必要的限制取消，首當其沖的就是“為他人謀取利益”。這種限制無異于為反腐敗設置了障礙，加大了反腐敗的成本，為腐敗逃避打擊提供了便利，各國立法和國際法早已取消了這個“要件”。

在賄賂懲處方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第一，改變“重刑主義”的傳統，減輕自由刑處罰，而加大經濟方面的處罰。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在（主要依據腐敗數額）裁判自由刑上的自由裁量幅度過大的困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

第二，解決賄賂和貪污同罪的問題。在過去30多年的立法史上，我們早期是懲治貪污重于賄賂，后來或許是因為立法者發現，同樣數額的賄賂所造成的哪怕只是經濟損失也比同樣數額的貪污要來得大、甚至大得多，因此，加重了對賄賂的懲罰。1997年《刑法》至今，則都堅持賄賂和貪污同罪的原則，但賄賂損失，即使僅限于經濟損失，通常也要比貪污來得大。解決賄賂和貪污同罪問題的一個方案是通過經濟處罰的不同設置而實現。

第三，加大經濟處罰并限制其自由裁量幅度。本次司法解釋的一個優點是對“罰金”進行了規定，可以預見，這將對我國重視腐敗犯罪的經濟處罰產生很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