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印度總理莫迪2014年率印度人民黨（印人黨）在印度人民院（下院）大選中大勝上臺執政以來，被認為是印度教右翼“母體”的國民志愿服務團（RSS）日益受到關注。今年10月15日，RSS“最高領袖”（Sarsanghchalak）莫漢·帕格瓦特發表一年一度的“十勝節講話”，這也是RSS最重要的年度政策宣示。

在今年的講話中，帕格瓦特一方面再次以長段發言強調少數教派與印度教社群同屬一個文明，有共同的祖先，還專門列舉了哈桑·梅瓦蒂（Hasan Khan Mewati）、哈基姆·蘇爾（Hakim Khan Sur）、阿什法庫拉·汗（Ashfaqullah Khan）等南亞穆斯林歷史人物作為“模范”；另一方面，他也就“人口問題”發表看法，呼應了印度教右翼近日“愛情圣戰”（Love Jihad，指控穆斯林男性致力于勾引其他族群女性，以擴張其教派勢力）等針對穆斯林的教派主義煽動。在同一次講話中出現的鮮明對比引起了一些印媒的關注。事實上這種對比隱含著政治印度教右翼既有動員路徑與印度國家治理需要的碰撞。

介入矛盾、煽動對立：印度教右翼擴張勢力的“法寶”

印度教右翼政治動員的核心邏輯是介入矛盾并煽動對立情緒，近日來印度國內政治的兩個熱點事件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首先是發生在阿薩姆邦達朗縣（Darrang district）西帕哲哈爾鎮（Sipajhar town）的惡性暴力事件。9月23日，一群印度武裝警察在試圖驅逐“非法移民”的過程中開槍射殺了兩名農民。特別是當時一名隨軍警記者對遇難農民施暴的視頻在社交媒體瘋傳，引發廣泛輿論譴責。

這一暴力事件的根源是當地阿薩姆“本地人”與主要是孟加拉裔的“非法移民”之間的矛盾。西帕哲哈爾鎮位于阿薩姆邦中部，布拉馬普特拉河沿岸。很類似埃及的尼羅河，布拉馬普特拉河水年復一年的漲落帶來了肥沃的土壤，支撐起了當地的種植業，然而河水定期泛濫與水利設施的缺乏相結合，也使當地地貌變動不定。在英國殖民時期，殖民者推行了確定土地所有權以保證土地稅收入的政策。然而，當地河水定期泛濫帶來的地貌改變使得固定的“土地所有權”難以維系，這也使 “本地人”與自殖民時期遷入的孟加拉裔經常因土地問題產生糾紛。

雙方的矛盾隨著西帕哲哈爾鎮日益卷入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日益升溫。在20世紀80年代阿薩姆邦動亂期間，該地就是熱點區域之一。不過，這一輪動亂的主要參與者是城市中產階級，農村地區受沖擊較小。然而自1991年印度啟動經濟自由化改革以來，隨著當地經濟進一步卷入市場，農村社會被卷入族群對立的程度急劇攀升。當地人接受印媒采訪時，特別提到了玉米作為新引入的經濟作物的影響。由于玉米需要的人力投入小，經濟回報又非常豐厚，這增加了“本地人”驅逐孟加拉裔并占有其土地的渴望。政治印度教右翼正是在這個節點進入，并通過將當地矛盾整編入其“驅趕整個阿薩姆邦孟加拉穆斯林非法移民”的敘事中，獲得政治利益的。

2016年，印人黨首次在阿薩姆邦勝選上臺執政。今年，印人黨政府再次在阿邦選舉勝選上臺，隨即公布了新一輪驅逐“非法移民”的計劃，僅在西帕哲哈爾鎮就計劃將孟加拉裔從約77000比加（約10300公頃）土地上驅逐出去。

西帕哲哈爾鎮的案例生動展示了殖民者的法權結構如何埋下了當地的矛盾，而在資本主義深入發展釋放出貪欲的作用下，這種矛盾又是如何升溫的。

近日印度國內政治另一個熱點，即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毒品-愛情圣戰”騷動則成為全球化背景下不均衡發展導致矛盾升級的范例。

9月下旬，喀拉拉邦一位敘利亞-馬拉巴爾天主教教會（Syro-Malabar Catholic Bishop）大主教一段布道錄音傳出，他聲稱當地穆斯林正在對其他群體發動“毒品-愛情圣戰”（Narcotics Jihad，指控穆斯林男性不止通過愛情，還以毒品為工具勾引其他族群婦女），這也被認為是當地高級宗教領導人歷史上首次公開發表“仇恨演說”。

伊斯蘭教傳入喀拉拉邦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相關研究顯示，其主要途徑是和平的貿易和文化交流。喀拉拉邦一帶也歷來是多族群雜居，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當地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分別占比約54.7%、26.5%、18.3%，幾百年來相安無事。

那又是什么導致了當地矛盾的升溫？很多印媒分析都指向了全球化的影響。一方面，“9·11事件”以來，美西方推動的全球“伊斯蘭恐懼癥”帶來沖擊，這對當地基督教社群的影響尤其大。另一方面，全球化帶來了不均衡發展，使敘利亞教會感到了“威脅”。

傳統上，敘利亞教會社群在喀邦居于政治經濟社會上的優勢地位，屬于這個教派的基督徒也被認為源于南布迪里（Namboodiri）婆羅門種姓。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批喀邦穆斯林到海灣石油富國打工，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并使喀邦穆斯林企業家群體不斷興起，進而增加了穆斯林群體在喀邦的政治話語權。敘利亞教會與印度教右翼在此背景下接近。而在敘利亞派主教“仇恨言論”事件后，全國范圍內的印度教右翼也很快給與聲援，喀邦也掀起了敘利亞派基督徒對穆斯林企業的抵制浪潮乃至發生打砸事件。

搞事情還是解決問題？印度教右翼擴張 “極限”凸顯

以上兩個案例正是印度教右翼快速擴張路徑的生動寫照。伴隨著經濟增長和全球化的深入，印度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不充分日益凸顯，印度社會也日益受到源自外部的經濟危機、文化沖突等的影響。在印度社會教派、種姓、族裔高度多元的語境下，社會矛盾往往反映為各社群之間對立情緒的升級。

以靈活方式介入各個矛盾沖突，并將其“整編入”印度教右翼的宏大敘述之中，標記出“身邊的敵人”進而煽動對立情緒，正是政治印度教勢力擴張的法寶利器。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么自1991年經濟改革啟動以來，印度教右翼的勢力能夠不斷擺脫“邊緣”身份，逐漸走向政治舞臺中央。

然而，印度社會的特性，也使得有效治理離不開各個社群的協調與合作。很顯然，印度教右翼的理論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很早就開啟了理論上的探索，試圖轉向文化民族主義。RSS“最高領袖”莫漢·帕格瓦特在今年十勝節演講中有關印穆同宗的說辭，不僅僅是政治宣傳，也體現了這個組織在意識形態理論工作方面長期、一貫的努力，即試圖以文化民族主義整合印度社會。

這也不是帕格瓦特首次發出“親善穆斯林”的言論，7月4日他就曾聲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者其實沒有差異，是一體的。所有印度人都有相同的DNA，無論屬于什么教派”。然而，帕格瓦特呼應印度教右翼內教派主義煽動的有關“人口問題”講話，也凸顯了印度教右翼政治動員與擴張的既有路徑與印度社會治理需求的碰撞。

隨著印度教右翼從邊緣不斷走向政治舞臺中央，其政治動員開啟的持續“內戰”狀態與治理所需要的和諧安定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以印度教右翼主要針對的穆斯林為例，這個群體在印度達到近兩億之眾，占印度總人口的約14%。在與如此龐大的族群進行持續不斷“內戰”的狀況下，印度又該如何實現發展與治理呢？況且將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都“轉化”為族群、教派間的對立，也無助于問題的解決。以上文西帕哲哈爾鎮為例，綜合各個印媒報道可以看出，當地水利設施短板凸顯，加大力度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改革不適宜當地情況的法律所有權結構明顯是更長遠的問題解決之道。選擇“拉一打一”、放大對立情緒來獲取政治利益則無助于問題的真正解決。

然而，政治印度教右翼事實上在激進化道路上已經“積重難返”，其內部激進勢力已經“尾大不掉”，激進化程度也不斷升級。以印人黨為例，在20世紀80—90年代，尚是瓦杰帕伊等“溫和派”占領導地位；2014年，激進派的莫迪當選印度總理；2017年，出身印度教寺廟住持的約吉·阿迪蒂亞納特成為北方邦首席部長，標志著印人黨的激進化進入了新的階段。

世界印度教大會（VHP）對印人黨和整個印度教右翼的影響力也日益凸顯。在印度教右翼政治光譜中，VHP無疑代表著最保守、最激進的派別，其掌握著印度北部的印度教寺廟網絡。在2018年年底一輪地方選舉中，正是VHP的抵制，使印人黨在拉賈斯坦邦和中央邦失去政權。今年3月，印人黨在北阿坎德邦的首席部長又因為VHP的抵制而被撤換。帕格瓦特7月發表有關“印度教徒和穆斯林DNA相同”的言論后，也遭到了VHP勢力的公開反對。與VHP關系緊密的激進右翼政客影響力也不斷增強，例如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就是當下印度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被認為在印度教右翼內地位僅次于總理莫迪、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和RSS“最高領袖”帕格瓦特。

自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度教右翼已經深刻改變了印度的政治生態，使之進一步極化、右傾化。然而，印度教右翼擴張的“極限”也日益凸顯。

一方面，印度教右翼自身不斷激進化的主張已經越來越不能包容印度多元、多樣化的社會現實。例如今年5月印人黨在西孟加拉邦選舉中遭遇慘敗，“文化沖突”就發揮了一定作用，如孟加拉社會喜歡吃魚，而激進印度教右翼則試圖強推素食。再比如當下印度教右翼主張寺廟由獨立教會管理，這就與印度南部達羅毗荼社會悠久的寺廟國有化傳統相悖。

另一方面，印度教右翼介入矛盾而不聚焦問題的做法，不僅破壞了社會和諧穩定，還使得社會無法聚焦真正的問題。這方面的影響也同樣外溢到了印度外交政策領域。例如，在阿富汗出現重大變局的當下，印度就由于其國內激進的反穆政策而失去了外交靈活性，在阿富汗問題上陷入空前的被動。

對華關系也是鮮明例證。10月10日，中印第十三輪軍長級會談無果而終，11日凌晨西部戰區發表聲明，指出，“中方從維護中印兩國兩軍關系大局出發，為推動邊境局勢緩和降溫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體現了誠意，但印方仍堅持不合理也不切實際的要求，為談判增加了困難”。

從印度國內政治的角度看，正是印度教右翼勢力長期“堅持不懈”地反華宣傳，使其在反華問題上已經騎虎難下。當下，能源、化肥與糧食價格暴漲，印度國內通貨膨脹不斷攀升、經濟復蘇遭遇疫情重大打擊，而阿富汗-克什米爾-旁遮普一線安全壓力又不斷攀升。在這種背景下，印方還持續對華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在中印邊界投入大量本可用于國內發展的資源，陷入一場很可能曠日持久的“消耗戰”。這些都可以說是印度教右翼政治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正如中國駐印度大使孫衛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視頻座談會上指出的，中印和睦相處、攜手合作，不僅事關世界五分之二人口的未來和福祉，也對亞洲乃至全球具有重要意義。印度方面有必要做出改變，與中國一道攜手努力，推動兩國關系重回正軌。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