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觀點認為，吳作人貫徹徐悲鴻的素描教育路線，某種程度上確立了延續至今的高考素描的教育體系。這一體系對今天的素描乃至藝術教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又或者說今天的素描教育和當時徐悲鴻、吳作人的初衷到底還有多少聯系？

最近在中華藝術宮舉辦的“西學·西行——早期吳作人（1927-1949）”大展再度引起了藝術界對藝術大家吳作人及其美術教育理念的關注。有觀點認為，吳作人主持中央美院期間，堅決貫徹徐悲鴻的素描教育路線，而以中央美院的影響力，某種程度上確立了延續至今的高考素描的教育體系，確立了用素描為基礎進行中國畫教學的體系。這一體系的確立，功過何在？今天又如何理解？這一體系對今天的素描乃至藝術教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又或者說今天的素描教育和當時徐悲鴻、吳作人的初衷到底還有多少聯系？滬上知名的藝術家和美術教育家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話時認為，如今的高考素描在藝術性上或許早已背離了徐悲鴻、吳作人的初衷，在高考產業化的浪潮中已經異化。

事實上，由于素描考試在高考中更具可操作性，當下美院的招生基本都以素描考試為主，這也深刻影響美術基礎教育，由于當下教育的功利性，中國美術教育也終于滑入以西方式素描為中心的體系之中，甚而至于出現通過美術高考的學生很多連毛筆都沒有拿過的奇事——而這在中國數千年美術史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從素描進入高考體系來說，大背景上可能是由社會主義的性質所決定的。這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精神相一致，要求深入生活，描寫工農兵，包括前蘇聯的美術學院也是這套體系，這都是當時的歷史背景。比如崇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創作、講求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等。在這個情況下，無論國畫還是油畫，都要求素描的寫實功力，由此在考試中也需要用素描的杠桿來決定考生的命運。當然，這對中國畫來說雖然是一種創新和挑戰，但同時卻脫離了傳統中國畫的創作方法，和傳統的中國文人畫的創作理念相違背，以至于現在中國畫的展覽很多時候成了素描的大比拼，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究竟是創新更多？還是扔了傳統的傷害更大？值得探討。”

有中國畫專家認為：“素描基礎對國畫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比如有利于對形象的把握。但任何的中國畫教學都不能忽視自己的特點，冠以國名的中國畫是一種特別強調民族文化精神的東方繪畫，它要求繪畫中的文化涵義大于繪畫本身的意義，所以在中國畫的教育中如果忽視了文化的涵義，那任何一種教學形式都不可能達到中國畫的藝術高度。”

有業內人士表示，從個人角度來說，徐悲鴻和吳作人的素描是非常精彩的。然而，當下高考素描在藝術的多元性、寫意性上的不足早已廣受非議，不僅如此，甚至就論其應有的強項——強調寫實功力這點上，卻也無法和前輩相比，出來的作品越來越同質化和低質化，問題何在？從某種程度上這是高考擴招和產業化的結果。因為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美術學院的招生是相對精英化的，考生和招生的人數都非常少，選拔嚴格，而現在的美術高考已經產業化了。據悉，上海的美術考生數量目前一年有約6000人，錄取約3000人。而幾年前像山東這樣的高考大省一年的高考美術類考生就達16萬人，近來考生人數有所下降，但也在10萬人左右。因此，這種大量的擴招勢必導致素描質量的下降。舉個簡單的例子，因為人太多，所以考試連模特兒都沒法請，只能畫照片，這導致很多高考復習班的教學也直接采用畫照片的方式。而這種缺乏生動性的、反復的機械化操練，其實和當時徐悲鴻、吳作人時期相對精英化的素描教學要求早就發生了背離。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高考素描就一定畫不出好東西嗎？答案也是否定的。高考作品中也不乏優秀之作。然而，問題在于既能結合應試要求又能堅持藝術性教學的老師少之又少，與龐大的藝考生數量相對照更是不成比例，大多數考生都在“車間式”的“批量化生產”中疲于奔命，這也反映出人們對美術教育日益增長的需求與優質師資資源間的嚴重不平衡。因此可以說，當年徐悲鴻、吳作人關于素描的美學教育理念隨著時代的變遷如今早已發生了異化。當下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卻非一日之功。我們除了思考如何讓高考素描更多元之外，也該想想如何早日告別那些廣為詬病的“黑乎乎臟兮兮”的素描，畢竟，要論寫實，這些實在不夠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