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應遠在淮河邊的蒙洼蓄洪區里已經生活了50年，如今他打算遠赴新疆。“我們這里基本靠種地為生，現在覺得留在老家沒什么發展。”

在蒙洼蓄洪區，像鄭應遠一樣的外出謀生者占到了總人口的60%以上。在這些離鄉謀生的蒙洼人眼中，95公里的蓄洪圍堤似乎構成了一座制約發展的“圍墻”。

“不能發展，不敢發展，不愿發展，與周邊鄉鎮有五到八年的發展差距。”阜南縣委書記崔黎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自1953年建成以來，國家一直不允許蒙洼蓄洪區內興辦工業，規模企業不能引進，導致勞動力大量外流，高頻率的分蓄洪使得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來場水” 。

澎湃新聞記者近日在蒙洼蓄洪區走訪發現，隨著2003年以后蓄洪區防洪工程建設趨于完善，人們對洪水的恐懼和分洪的記憶日漸模糊，如何走出限制社會經濟發展的“圍墻”正成為注意力的中心。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孔令剛關注蒙洼蓄洪區發展多年，他對澎湃新聞表示， “這個區域本身是不可能積累財富的，實際上不應當搞就地脫貧致富，應當盡可能把人遷移出來。”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教授劉樹坤也強調，蒙洼蓄洪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外面也是正常的，這樣也能鼓勵移民，“蓄洪區的人收入比周邊高是不行的，與蓄洪區的初衷就違背了。未來根本的解決發展問題的方法還是把人遷移出來。”

“最理想的就是把人遷出來。”崔黎也同意上述說法。他表示，2003年之后的移民遷建工程遇到了居民不愿外遷的問題，近幾年來，阜南縣把“置換搬遷”方法付諸實踐，即把蓄洪區的青壯年和孩子遷移出來，并專門開辦職業技術學校，而阜南的省級經濟開發區的200多家企業也可以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

“一般老人不愿遷移出來，我們通過就業和教育先把年輕人吸引過來，從而爭取到未來把人逐步遷移出來的目的。”

逃離土地的農民

今年4月，鄭應遠經人介紹在新疆阿圖什承包了2000多畝魚塘。他此前一直沒有下決心離開，王家壩鎮鄭臺子莊臺下的5畝多土地曾是他多年來賴以為生的根本。

“蓄洪區里人均耕地本來就不多，我家十幾口人，人均耕地才只有幾分地。”鄭應遠與父輩們一樣，選擇了當地最為傳統和普遍的“一稻一麥”的耕作模式，即每年6月初種植旱稻并在9月底收獲，10月初種植小麥并在次年5月收獲。而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耕作一年，“每畝耕地收益也難以突破1000元。”

“每次分蓄洪后退水時，等到水不到一尺深的時候，很多鄉親都會準備好綠豆子，趕在水退前種進去，這叫水退一尺人進一步。”鄭應遠告訴澎湃新聞，歷次分蓄洪后，尤其是在2000年之前沒有蓄洪補償時，種地的鄉親們往往需要兩年左右才能緩過勁來。“其實最擔心的還是不知道什么時候會分洪來一場水，莊稼就什么都沒了。”

“大干苦干加油干，一場大水都完蛋”的玩笑話曾在蓄洪區里廣為流傳。

正因如此，鄭應遠的兩個兒子早早放棄了種地的打算，到杭州的一家繡花廠打工，“也是沒辦法，蓄洪區里哪來的企業，回來能干啥？”

基于對分洪的擔憂，鄭應遠在2013年決定放棄種植農作物，東拼西湊了20多萬元在自家的耕地上建起了一座養豬場，成為王家壩鎮僅有的兩戶養豬在50頭以上的養殖大戶，“萬一有水來，豬還可以轉移走，莊稼不行。”

然而受豬肉價格波動的影響，養豬場辦得并不那么順利，鄭應遠每年養豬的收益大致在一萬多元，“稍有些風吹草動就有些吃不消，之后養豬場會交給弟弟打理。”

在蒙洼蓄洪區里，一個又一個鄭應遠們選擇了離開世代耕作的土地，前往外地謀生。

為了解決勞動力外流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造成的土地分割零散的問題，蒙洼蓄洪區從2010年開始逐步開展土地流轉，阜南縣鹿城鎮人季立勇2013年在蒙洼蓄洪區里承包了1000畝耕地。

38歲的季立勇自認是一個對土地頗有感情的人，“種地是農民的本分”的觀念在他心中始終未曾消失。但三年過去，他也打起了退堂鼓。

“今年雨水多，小麥達不到國家優質糧的標準，只有七八毛一斤，畝產700斤的情況下，小麥和旱稻每畝都要四五百塊的成本，算上承包費500元一畝，沒賺到還虧了。”談及未來，季立勇面露難色，這三年年年虧損，與他一起承包大片土地的種糧大戶也已紛紛退出，“現在退了600畝地，擔心有洪水又不敢搞蔬菜大棚、藥材等高成本的，明年再這樣我也要出去做小生意去了。”

“現在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農民的抗風險能力比較弱。”近日，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周建軍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分析。

周建軍認為，蒙洼蓄洪區要以發展現代農業的方式，跳出過去框定的小農生產模式，通過鼓勵發展大型農工商聯合企業，使農民變成工人。“要延伸產業鏈，單純的種植業致富難度大，而蒙洼這樣的地區在土地、生態上相對比較完好，在現代農業上先行先試的阻力也小一點。”

“蓄洪區生意要難做很多”

7月20日，在蒙洼蓄洪區內的王家壩鎮上，澎湃新聞記者時不時可以看到“人窮志更堅，脫貧路更寬”之類的脫貧標語。

鎮上3米寬的道路混雜著雨后的泥濘，不時穿過一群放暑假的孩子和幾位須發斑白的老人。

王鈺的手機店就開在小鎮中心的路旁，對她而言，最期盼的是春節的那兩個月，因為只有在那時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返回，店里才會有生意。“農民都沒有太多經濟來源，我們往哪里賣？就是勉強圖個溫飽，開業三年每年也就是保個本。”她失落地說道。

作為蒙洼蓄洪區里的八零后，同大部分同齡人一樣，王鈺最初就放棄了父輩們以農耕為業的傳統，22歲那年便和丈夫前往浙江杭州打工達五六年之久，“在杭州，一個孩子一學期學習上的花銷就需要3000元，我一對雙胞胎兒子一年就是12000元。”

外地沉重的生活負擔讓王鈺決定返回蒙洼，而今人多地少的蒙洼蓄洪區內高企的房價又成為她沉重的負擔。“保莊圩里兩間房最起碼要二三十萬元，現在就覺得生活好難、壓力好大。”王鈺有些焦急。

蒙洼蓄洪區內多位生意人告訴澎湃新聞，蓄洪區內由于勞動力大量外流，各行各業基本都指望春節那兩個月做生意，而此前多年的洪水和分洪也使商家普遍缺乏足夠的原始積累。

52歲的孟慶友在蒙洼蓄洪區內做了一輩子生意。孟慶友表示，在2000年之前的12次分洪中，每人每天除必要的食品和水之外，拿不到補償，“隔幾年來一次的分洪就像洗牌一樣，好不容易積累的一點東西又損失了。”

而在2003年6月溝通蒙河分洪道的蒙洼防汛大橋通車前，每到汛期蒙洼蓄洪區的四個鄉鎮便成為孤島。“與外界只能通過木船擺渡，正常的生意完全中斷。”孟慶友說道。

時至今日交通仍然嚴重制約著蒙洼蓄洪區的發展，蒙洼蓄洪區與河南省固始縣隔淮河相望，為架起淮河大橋溝通河南第一人口大縣，蒙洼蓄洪區的人們呼吁多年。“在進貨時每每和河南淮濱、固始等地的同行溝通時，都感覺蓄洪區的4個鄉鎮生意要難做很多。”2013年，孟慶友在王家壩保莊圩內辦起了全鎮最大的家私店，每每望著寂寥的街道和對面開了又關的店鋪，老孟常笑侃自己守著一座“外面客商進不來，里面人都往外跑”的“圍城”。

令人欣慰的，是淮河大橋也已列入了當地的“十三五”規劃中。

眾多在蒙洼蓄洪區內開設商鋪的居民表示，如今最期盼的就是“有一顆石子能打破一潭死水的寂靜”，比如蓄洪區內正在規劃的旅游區。

打造特有的莊臺文化

在蒙洼蓄洪區的4個鄉鎮中，曹集鎮是發展基礎最好的一個鄉鎮，而規模企業卻也只有8家，以食品、柳編等為主。規模企業最少的王家壩鎮只有1家。蒙洼蓄洪區內極為有限的規模企業均為本地企業。

“工業經濟不發展，其他都不行。蒙洼蓄洪區里不允許辦工業，保莊圩是居民居住的，辦工業是違法的。”阜南縣委書記崔黎無奈地說道。

曹集鎮村民李國正在1991年辦起了一個賣小冰棍的家庭小作坊，時至今日已發展成一個產值近億元、擁有5條生產線的冷凍食品企業。

“行洪時交通會阻塞，例如2003年和2007年分洪后，廠里的商品很難運出去。”李國正的公司目前雖已成為安徽省內最大的行業企業，但讓他頗感無奈的是，曹集鎮所在的天然高地“安舟崗”面積僅有2.04平方公里，而人口卻有3萬多人，“企業現狀不錯，但是再發展確實沒有空間了。”

曹集鎮鎮長唐洪彬告訴澎湃新聞，蒙洼蓄洪區雖有180.4平方公里，但蓄洪區里的可用地卻只局限在6個面積合計不到10平方公里的保莊圩里。“發展很受限制，辦企業別人不敢來，也沒地方建，我個人建議4個鄉鎮全部搬遷。”唐洪彬無奈地說道。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各類關于如何脫貧扶貧的文件。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教授劉樹坤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蒙洼蓄洪區的經濟發展必須做到與洪水能夠和諧共處，而原則是不能增加內部的人口，不能招商引資。“高投資的工業城鎮模式不適合這樣的蓄洪區，保護生態并發展旅游是未來可行的道路。”劉樹坤說道。

劉樹坤的觀點與蒙洼蓄洪區目前的發展思路不謀而合。

王家壩蒙洼濕地面積目前有6400公頃，2010年王家壩被國家批準為國家水利風景區，2015年12月，王家壩國家濕地公園也正式獲批待建。2016年阜南縣還專門拿出100萬元做旅游規劃。

“其實我們目前倒不希望在蓄洪區里發展工業，正因為沒有工業，蓄洪區里的生態比較好。”崔黎表示，目前兩個風景區都在規劃實施中，并將把蒙洼地區特有的莊臺作為文化特色，而與之配套的基礎設施也在完善中，串聯起蒙洼蓄洪區4個鄉鎮的沿淮快速通道正在規劃，而連接曹集鎮與阜陽市區的阜曹快速通道已經于今年動工，并預計于明年年底完工。

“以往蒙洼地區的基礎設施是欠賬的，交通很不方便，能讓人走出去并讓外面的人走進來是當務之急。”崔黎說道。

“不應當搞就地脫貧致富”

2014年，蒙洼蓄洪區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0.77億元，人均年收入僅有5306元，不僅遠落后于安徽省的平均水平，也落后于阜南縣的平均水平。

“落后不是縣委縣政府不努力，更不是老百姓不勤勞，頻繁的分洪、蓄洪和行洪大大牽制了人們的精力。”崔黎算了這樣一筆賬，縣里的財政收入2000年時是1.1億，2005年時是1.3億，而2010年時是3.4億。“2000年之后的5年蒙洼地區年年行洪，2003年還分洪兩次，而2005年之后汛情相對平穩，洪水對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孔令剛關注蒙洼蓄洪區發展多年，孔令剛對澎湃新聞表示，蒙洼地區長期以來為下游地區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犧牲，在淮河流域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當前需要從國家戰略層面對整個淮河區域進行統籌規劃，已列入“十三五規劃”、統籌流域內21個縣市的淮河生態經濟帶構想應盡快實施。

“這個區域本身是不可能積累財富的，實際上不應當搞就地脫貧致富，應當盡可能把人遷移出來。”孔令剛認為，未來蒙洼蓄洪區可以適當保留開發一些適應性農業，并整合周邊的文化資源發展旅游業，但不應再大張旗鼓地發展種植業和養殖業。

“通過年輕勞動力在外被動打工和老弱病殘在老家來獲得發展，是難以取得效果的。”孔令剛感嘆地說道。

對此，劉樹坤也強調，蒙洼蓄洪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外面也是正常的，這樣也能鼓勵移民，“蓄洪區的人收入比周邊高是不行的，與蓄洪區的初衷就違背了。未來根本的解決發展問題的方法還是把人遷移出來。”

“最理想的就是把人遷出來。”崔黎也同意上述說法。他說，2003年之后的移民遷建工程遇到了居民不愿外遷的問題，近幾年來，阜南縣把“置換搬遷”方法付諸實踐，即把蓄洪區的青壯年和孩子遷移出來，并專門開辦職業技術學校，而阜南的省級經濟開發區的200多家企業也可以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

“一般老人不愿遷移出來，我們通過就業和教育先把年輕人吸引過來，從而爭取到未來把人逐步遷移出來的目的。”崔黎說道。

7月30日，鄭應遠已收拾好了行裝，新疆的新事業于他而言頗具冒險色彩。“確實外面會好一點，”他頓了頓又說道，“可是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蒙洼，打心里希望家鄉早日有新變化，那樣能早點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