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一家企業在其官微發出“關于克林頓基金會的情況說明”。之所以有此“情況說明”，是因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高層職員之間的郵件往來近日遭黑客竊取，被曝光的郵件顯示，包括上述企業在內的多家中國企業曾向克林頓基金會捐款。但在一些媒體報道中，中國企業的捐贈成了“政治獻金”。

克林頓基金會由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卸任后建立，是一家全球性非政府慈善組織。一家中國企業向美國具有免稅資格的慈善組織提供政治獻金，其可行性微乎其微。因為，美國法律嚴格禁止慈善組織從事任何政治活動，包括游說、支持政黨候選人選舉等，都被列入明確禁止的范圍。因此，從美國政府的相關法律規制上看，上述中國企業向克林頓基金會提供政治獻金的說法很難成立。

事件背后折射的是部分媒體所欲迎合的某種復雜國民心態。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全球第二，但并未有相應的國民養成，“大國小民”與民粹主義等現象叢生，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信任感、安全感都缺乏的狀態。上述中國企業不是第一次躺槍，可能也不會是最后一家中國企業躺槍。

當我們談論如何給慈善家一個寬松的環境，遠遠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更需要做的是改善社會生態環境，促進公民養成。那么今天，要讓公益慈善成為促進公民養成的重要載體，還需要解決哪些瓶頸？

首先，基本定位上應該認識到，公益慈善不僅僅是扶貧濟困。扶貧攻堅只是公益慈善事業一個部分。公益慈善真正能發揮的更好作用，是通過改變引發貧困和不公的社會根源，促進社會發展。就國家戰略而言，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型，一個重要因素是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和政府共同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和公民精神的培育，才是真正的社會治理。

其次，改進監管模式是保證公益行業公信力的前提。從全球來看，做公益都不是一件簡單和容易的事情。有些發達國家對慈善行業的稅收支持優惠力度很大，但對慈善行業秉持謹慎和嚴厲管制的態度。相比之下，我們的監管極度嚴格的同時卻又寬松過度，嚴的是準入門檻，寬松的是過程監管，比如在防止利益輸送方面，我們的監管反而是寬松過度的。在這種情況下，利益輸送就難以避免，一個負面事件就會影響整個行業。因此，中國公益行業需要在降低準入門檻的同時，提高過程和實質層面的監管。

最后，人人可做慈善，才能真正改善社會生態。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的出臺使得當前大量企業家發起成立非公募基金會成為可能。正是非公募基金會的出現，改善了我們整個公益行業的生態。即將實施的《慈善法》中所確立的慈善組織直接登記制度能否真正落實，成為發揮好公益作用的關鍵。只有當人人可參與慈善的時候，改變才會真正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