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8月3日消息，因為在征集新地名的通告中附上了暫時擬定的地名“定軍山市”，這些日子陜西勉縣吸引了不少關注。有人就提議，算一下因為改地名而增加的開支。當然，勉縣的地名更改，源于撤縣設市的契機，即便沿襲原地名，行政區劃的調整帶來的支出也難以避免。但對于那些有意更名的地方來說，改地名的成本賬，值得好好算一算。

地名一變，單位印章、公司牌匾、地圖都得跟著換

更改地名，前后可能只是幾字之差，但落到日常生活中，牽涉面卻甚廣。

地名更名，成本如何？以西部某縣為例，撤縣設區時，當地順勢改了地名。

“從法律上說，撤縣改區后，原有成為某縣的政府部門印章已經無效，必須啟用新的印章。章、印、牌，這3件必須換。”該縣公務員楊唯（化名）說。撤縣設區后，當地印章店、廣告門市好一陣忙碌。

楊唯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按照目前當地市場價，制作一副鋼印需要1000元，一個牌匾500元，鋼制印章300元以上，普通塑料材質印章則要80元。“這是平時價，說不準個別商家還會借機漲價。”

楊唯估算，僅以縣級政府部門為例，大的部門比如人社局，加上內設機構和下屬機構，差不多有上百枚章，按照平均一個部門40枚章，一共25個政府部門計算，那就要1000枚印章；而到了鄉鎮一級，按照每個鄉鎮政府20枚章保守估計，全縣10個鄉鎮就要200枚章；而全縣近120余個村（居）委會，每個居委會黨支部、村（居）委和村民監督委員會加起來又要360枚章。“像用章大戶教育局系統，算上所屬學校，少說也要300枚印章；每個鄉鎮還有10個左右獨立的鄉鎮站所，也要100多枚印章。全縣保守估計，光是政府部門就不少于2000枚章，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標準的原子鋼章。”楊唯說。“往低里算，假設一枚章是200元，光2000枚章就得40萬元。上百枚鋼印、牌匾也要花將近30萬元。”按照楊唯的計算，僅縣級政府和縣村兩級機構章、印、匾的更換就需要70萬元左右。

“這還是保守計算。”楊唯說，“要是再算上縣級黨委、人大、政協，那又有一大批章，國企、私企章也要跟著換，100萬元都打不住！”

實際上，地名更改后，需要更改的遠不止章、印、匾。“工商行政登記、地名標識、地圖標注……很多東西都要跟著改，改了之后還要逐個通知，這些都是成本。”楊唯說。

有的地方改名十多年，當地百姓還是叫不習慣

雖然已經更名十余年，但在甘肅天水的本地人看來，麥積區還是北道區。

“2005年，北道區要更名的時候，我還在上學，記得當時，學校和周邊店鋪的門牌都換了，特別不習慣。”沈磊是天水市麥積區人，他和周邊的許多親戚朋友到現在還是不習慣稱呼家鄉的新名。

為什么一直改不了口？“新地名麥積，不順口又不好聽。而且在麥積區還有一個麥積鎮，很容易相互混淆，所以我們一般用‘麥積’指代這個城鎮，用‘北道’指麥積區的城區，這樣更好區分。”沈磊表示，雖然知道，當地選擇改地名是為了更好地宣傳天水的麥積山石窟，突出天水的人文自然景觀、地域特色，但作為土生土長的北道人，他確實從心理上對新地名還有所排斥。

和北道區一起改名的，還有同市的秦城區，它被改名為秦州區，本地人對于后者的接受程度更高。“秦州比秦城聽起來更‘洋氣’，而且也更有歷史依據。”沈磊說。同樣是土生土長的天水人，王碩彤則認為更名提高了家鄉的知名度，也為本地旅游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去年坐火車的時候，我碰到幾位來自寧夏的游客，聽說火車路過麥積區，他們就立即提到了麥積山，這讓我感覺挺自豪的。”

更改地名還會帶來許多“連鎖反應”，居民身份證與戶口本、銀行開戶信息等許多和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都要更換，平添了很多麻煩。

改地名不是提升知名度和經濟收入的制勝法寶

據當時的媒體報道，2005年，天水的兩個區更名，一共改掉3個字，直接花費在200萬元到300萬元之間，這對200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6000元的天水來說，不是個小數字。

與天水一樣，盡管知道改地名成本不菲，很多城市還是選擇“改頭換面”，更名之后可能帶來的知名度和收益上的提升也許是最直接的推動力。

從全國范圍看，的確有些地方憑借更名打響名氣，獲得較為可觀的經濟收益。

說起云南思茅市更名為普洱市，普洱商人吳禾覺得改得好。“普洱本地從事茶業銷售、開辦茶廠、種植茶葉的人越來越多，慕名前來進貨的外地客商也多了。”吳先生說，改名之后，當地原本發展就不錯的茶業越來越紅火。

“思茅市更名為普洱市，原來思茅市下轄的普洱縣改成了寧洱縣。”寧洱縣的錢陽告訴記者，剛更名的時候，確實有人被新舊地名弄糊涂，后來，游客繞開了老“普洱縣”，直奔新“普洱市”。

同樣，在1994年經國務院批準，由安徽嘉山縣撤縣設市更名的明光市也獲益于此。

時任嘉山縣民政局局長張來兵表示，改名的考慮之一是提升地方知名度，新地名既源于當地的歷史傳說，也與當時嘉山縣的支柱企業——明光酒廠同名。“改名后，企業知名度大增，發展勢頭一度很猛，不少知名企業當時還提出要和明光酒廠進行項目合作，經濟效益也不錯。”

不過，在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楊福泉看來，更名并非制勝法寶。

“比如地處滇西北的香格里拉。當地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動滇西北的旅游產業，麗江獲得世界文化遺產稱號后，其知名度的提高也帶來了‘周邊效益’，因此，改名為香格里拉對當地旅游發展雖有推動作用，但并不是根本原因。”楊福泉說。

在他看來，想要提升一個地方的知名度、推動經濟發展，除了依靠本地的自然人文資源魅力外，還應思考怎樣保持這種魅力的可持續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