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6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雜志，發表了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贰?/p>

文章指出，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為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

文章強調，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在依法保護合法收入的同時，要防止兩極分化，消除分配不公。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資本性所得的管理。要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做好試點工作。要加大消費環節稅收調節力度，研究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要加強公益慈善事業規范管理，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文章針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重點論及了與收入分配改革有關的主要稅種，同時還對第三次分配有關的公益慈善事業的稅收政策進行方向指引，并指明了近期改革方向和工作重點。

個稅制度：“擴圍”綜合征收與“嚴管”資本性所得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在論及“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時提出，要“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推進擴大綜合征收范圍，優化稅率結構”，這是對個稅制度改革最新的政策表述。

一般理解，未來五年個稅制度改革的重點在于兩個方面：

一是擴大綜合征收范圍；

二是優化稅率結構。

前者包括將列入綜合所得的四項收入（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之外其余五項所得（經營所得、股息利息紅利、財產租賃、財產轉讓、偶然所得），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稅制改革的節奏逐漸納入綜合征收范圍。業界一般認為，經營所得會被優先納入。后者則主要涉及稅率結構，也即目前的超額累進稅率（綜合所得3%-45%七級和經營所得5%-35%五級）與比例稅率（20%）并舉的方式進行適當優化。業界一般預測，45%的邊際稅率會先調減到35%，并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在適當的時侯對稅率進行綜合簡并，在推動減稅負的同時又能更好地實施高效征管。

至于理論界分析到的，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綜合征收、實施統一的稅率標準等改革措施，暫時還沒安排在更優先的位置。

此次《求是》雜志重要文章特別指出，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資本性所得的管理”。

對于規范資本性所得管理，以前無論是十八大報告、十九大報告以及此后歷次的中央全會文件，都沒有特別涉及，或者單獨作為深化改革的政策要點提出來。此次將“規范資本性所得”作為專門的提法明確出來，也就意味著，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會對資本性收入的所得，在稅收政策上出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個人所得稅法》第2條規定的九個稅目，不外乎勞動性所得、財產性所得和資本性所得，從征管便利性和實際效能上看，勞動性所得的申報納稅合規性最高，征管秩序也最規范。

對于非勞動性所得言，特別是資本性所得，由于納稅人申報意愿、稅務機關征管能力等各種主客觀的原因，不僅在稅收申報上存在很多應申報未申報的情形，而且部分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過程中還會給予所謂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影響了所得稅適當調節收入分配的實際效果，也造成了新的稅負不公平現象。

總體上看，對非勞動所得性質特別是資本性所得的稅制要素或者征管力度做適當調整，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更好地調節收入分配和實現社會公平。

消費稅改革：加大調節“力度”與拓展稅基“寬度”

消費稅是在增值稅基礎上對特定消費品征收的稅種，在1994年稅制改革中作為新稅種得以設立。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環節、稅率，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此后，消費稅稅制按照前述原則進行了適度的改革推動，也適時通過單行規范性文件的方式，對少數稅目稅率進行了技術優化，但總體上，消費稅稅制改革的力度并不明顯。

今年3月通過的十四五規劃，提及消費稅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調整優化消費稅征收范圍和稅率，推進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這里涉及兩個政策要點：

一是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和稅率，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適當調整，體現“調節消費”的特定政府政策意圖，促進綠色消費經濟的發展和并提升民眾的綠色生活質量；

二是將稅種的屬性和征收模式進行調整，在征收環節后移后更多地體現為“雨露均沾”且更加均衡的地方稅收收入。

應該說，消費稅改革的方向，基本上體現了消費稅制改革的國際趨勢和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需要。目前，受制于各種主客觀原因，相關推進力度略顯緩慢。

此次《求是》雜志重要文章特別指出，要“加大消費環節稅收調節力度，研究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應該說，此次提及消費稅稅制改革的角度，與“十四五”規劃略有不同，更多是從加強收入分配調節和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角度來展開，但主要的政策意圖和改革內容還是基本一致的。

“加大消費環節稅收調節力度”，就是說消費稅作為一個體現社會政策的稅種，需要將稅種設立的目的清楚體現，要在傳統稅收三職能（財政職能、經濟職能、監督職能）中更好地發揮經濟職能，推動收入公平分配，規范收入秩序，促進共同富裕。

“研究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可以理解為現在一些奢侈消費、高能耗、高污染、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或者體現經濟社會政策需要調節的特定消費品，可能要擴圍開征，也有可能將一些高檔消費行為，擴圍入消費稅立法的征收范圍。

而基于更高的站位上了解，消費稅稅制改革還是更多地與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改革緊密相關，也即如何更好地完善地方稅收入體系，以真正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

公益慈善事業的稅收優惠：倡導“樂善好施”善舉

此次《求是》雜志重要文章還特別提及，要“加強公益慈善事業規范管理，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為了推動共同富裕，我國正在加緊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就第三次分配而言，可以從公益慈善失業的稅收優惠制度入手，對社會各界，特別是已經集聚社會財富的企業和企業家“善舉善行”“樂善好施”“志愿公益”的行為，要特別加以鼓勵和褒揚。

《孟子·滕文公上》中寫道，“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庇褠刍ブ?、幫貧濟困、同舟共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人性光芒的體現，更是人類社會的德性所在。面向促進共同富裕的稅收政策應當有利于弘揚慈善文化、完善慈善制度、加大慈善力度、強化慈善管理，特別是對從事捐贈行為的慈善組織和經營性社會實體增值稅和所得稅等主要稅種進一步加大優惠力度，充分發揮政策引導和制度激勵的實際效能。

目前，我國在慈善捐贈激勵力度上還不夠，比如實物捐贈視同銷售需要按照規定繳納增值稅等，捐贈扣稅有比例限制，等等。在未來一段時間的改革語境下，可以探索擴大對個人捐贈所能享受的最高優惠扣除比例額度，同時適當降低對于慈善捐贈稅收激勵的門檻限制，包括適當擴大公益性社會團體的范圍等。

此外，還可以進一步考慮合理簡化免稅退稅的程序，簡化和減少相應的認證程序，讓企業和公益捐贈人真正享受到捐贈相關稅收優惠的好處，提高其開展慈善事業的積極性和社會美譽度，助力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從而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作者王樺宇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教授、財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財稅改革及其法治化、公共政策與社會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