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國民頂流”魯迅先生的孫子，是什么體驗？答案在今天的一個熱搜里——躲不開魯迅的魯迅孫子的一生。

真是“榮光與陰影齊飛，自豪與壓力一色”。

其實，這是根據魯迅孫子周令飛，在參加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時接受采訪的內容，造出的一個適合網絡傳播的“梗”。比起魯迅在《覺醒年代》里一句瀟灑的“不干了”，被很多打工人奉為圭臬，周令飛酷似魯迅的面相、話語和微表情，更真實可感，也更具有反差的戲劇效果。

比如，他去參軍，人家認為“魯迅的后代吃不了苦”，他需要各種表現，才通過。遇到新兵點名，輪到他，“周令飛，魯迅的孫子”。分配工作，去了衛生所，原因是“魯迅原本學醫，你要完成祖父未完成的事業”。被安排寫通訊報道，自己最怕寫作文，但人家不信，因為你是魯迅的孫子……不管有意還是無意，每一次為了擺脫祖父光環的舉動，最后都是徒勞。

連爺爺的面都沒見過，就要承受這樣一種重負，真可謂“欲做孫子不自由”了。這是專屬于名人之后的煩惱。尋常百姓家，哪有這事？或許，也正是因為大多數人沒有過這種感受，才會越發好奇、圍觀。

我知道的，還有一位葉至誠先生。他年輕時，人們稱他“葉圣陶的兒子”。成家后，夫人姚澄是名演員，于是他是“姚澄的丈夫”。等老了，兒子葉兆言成了著名作家，于是他又成了“葉兆言的父親”。對此，葉至誠曾無奈地自嘲：我是何許人也？其實，他是一位頗為出色的作家、編輯。無奈家屬名氣太大，只好一輩子活在父親、妻子、兒子的影子里。“我是何許人”這一問，想必是帶有些酸楚的。

其實，對于這種現象，魯迅早有犀利的論述。在《我們今天應該怎么做父親》，魯迅意味深長地說，把后人視為前人的附屬品，透露出傳統文化中的一種劣性，即“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在當時的背景下，魯迅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在于他特別看重“獨立的生命價值”，力呼破除“祖先福蔭”等一切對生命價值造成的壓抑。

在遺囑中，魯迅要求自己離開后，要“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蟲。”他希望，妻子和孩子能過好自己的生活，那才是聰明。這凝結了魯迅一輩子所堅持的立場：人要獨立、自主地生活，前人不能壓迫后人，不能成為后人的重負。他扛起“黑暗的閘門”，就是為了讓孩子們能輕松自如地走向光明。

我們今天不會那么嚴肅、嚴重地看待這件事。不是因為魯迅的思想已經過時，而恰恰是其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共識和常識。

滄海桑田，我們早已不是講人身依附的時代了。人格獨立、個性張揚，社會留出了足夠寬廣的舞臺，人們可以盡情展現自我，每個人都能找到舒服的生活方式。

如今，一個名人之后，想要減少先人對自己的影響，大可以萬人如海一身藏——只要他不主動、公開、頻繁地提起先人就行。就像周令飛，如果不是因為此次參加活動并接受采訪，又有多少人知道他這個魯迅的孫子呢？

近些年來，他主動地把祖先扛在肩上，堅持“尋找魯迅是誰”，更多還是出于一種家族責任和情懷。這免不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和曝光量。由此而為人們所熟知的名人后代的煩惱，其實是這種出世的必然產物。

“爺爺帶來的煩惱”，在某種程度上講，是有保質期的。人們對名人之后有好奇，更有期許。是遵從爺爺的囑咐，忘掉他，“管自己生活”，還是以研究魯迅和魯迅作品為畢生志業，當然是周令飛的個人選擇。如果他能做出擺脫先人光環的、屬于自己的成就，人們也樂見其成。（作者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