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黨員領導干部的“身邊人”，家人親戚、秘書司機、老下屬等利用這一層特殊關系來謀利的案件已經屢見不鮮。這樣的一種行為在刑法中已經有了明確的罪名“利用影響力受賄”。今年以來不斷公開的相關案件也在警示著：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利用影響力受賄”案引關注

７月２７日，最高檢發布消息，湖南省張家界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程丹峰涉嫌利用影響力受賄一案，經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由株洲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向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公開報道顯示，程丹峰是江西省委原書記蘇榮的女婿。此前，蘇榮因涉受賄、濫用職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已由濟南市檢察院向濟南市中院提起公訴。

記者梳理公開報道發現，今年以來，已有多人因涉“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而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或被人民法院宣判。其中，既有落馬官員，又有落馬官員身邊的家人親戚、下屬同事等。

今年６月，周永康妻子賈曉曄被判處有期徒刑９年，其罪名中就有“利用影響力受賄罪”。６月１５日，湖北省宜昌市中院對周濱案公開宣判，其罪行中也包括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法院判決顯示，周濱伙同他人，利用其父周永康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１．２４億余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７月２６日，六安市人民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對安徽省委第二巡視組原副組長方克友（副廳級）提起公訴。檢察機關指控，方克友在擔任安徽省委第二巡視組副組長期間，在土地復墾、承攬工程、變更土地規劃性質等方面為他人謀利，收受請托人賄賂３０萬元；退休后，利用原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利，收受請托人賄賂１１３萬元，應當以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領導干部“身邊人”是“高危群體”

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２００９年刑法修正案（七）通過之后新設的罪名。設立這一罪名，就是要震懾權力擁有者的親屬及其周圍有著密切關系的人，不要試圖利用其影響力來犯罪。

“利用影響力受賄，指的是黨員領導干部的‘身邊人’利用領導干部權力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夫妻、子女、秘書、舊下屬等領導干部身邊的群體，都屬于‘身邊人’這一范疇?！敝x春濤表示。

福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湯黎虹說：“一些退休、離職的領導干部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領導干部的原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也會按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

湯黎虹說，一些領導干部本身握有實權，通過私底下打電話、聊天中做出一些暗示，或是在具體操辦某件事情中帶有一些主觀色彩等行為，讓身邊的家人、下屬等“心領神會”，進而“辦成事”，完成相關權力尋租的違法違紀行為。因此，利用影響力受賄，往往具有較強的隱蔽性、間接性和不確定性，也給紀檢監察部門和司法機關辦案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和挑戰。

相關專家指出，通過梳理類似案件，可以發現一個共性，就是一些行政級別較高的或是擔任黨政機關“一把手”的黨員領導干部的“身邊人”最容易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些“身邊人”主要是親屬、情人、同學、戰友、秘書、司機等。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警惕居心叵測的“身邊人”

不少受訪專家認為，要想讓領導干部及其“身邊人”遠離利用影響力受賄，需要在樹立黨員干部良好家風、完善制度建設和加強權力運行中的監督制約方面“三管齊下”。

“要規避相關風險，領導干部首先要自覺樹立良好家風。不僅自己堅決不能以權謀私，更要教育身邊的家人、親戚和同事下屬，切不可‘狐假虎威’，縱容‘身邊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去進行權力尋租活動?！敝x春濤表示，在黨的歷史上，受到群眾愛戴的好干部，無一不是有著良好的家風，例如焦裕祿、谷文昌等。而不少落馬干部的家風或多或少都有問題，才給了行賄者以可乘之機。

湯黎虹等建議，在制度建設方面，應當加快行政審批等制度改革，確保各種制度在陽光下運行，特別是對于各級領導干部，在制定重大決策時，一定要確保嚴格遵紀辦事，不能搞“一言堂”，有效避免權力過大帶來的各種尋租行為。

相關專家還表示，要切實加強權力運行過程中的監督和制約。謝春濤說，如果一切權力運行都被嚴格地約束在制度的框架內，自覺接受人民群眾和社會的監督，相信利用影響力受賄的行為會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