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以來，不少地區限電停產，部分地區甚至拉閘限電，直接影響民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晉濤認為，各地拉閘限電的一個很重要因素是運動式減碳，而其后果是激化減排、減碳與經濟發展的矛盾。

徐晉濤說，回顧歷次運動式減排造成的問題，一是手段粗暴，導致大量的企業被強行關閉，大量的產能強行停擺，短期內出現大量的失業。二是，政策效果不具有持續性，運動結束，會出現報復式的反彈。

鑒于此，徐晉濤建議，環境治理要避免運動式減排、減碳，需要建立長效機制，而核心是改善環境執法。在具體舉措上，一是，首先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同時應該加強對經濟政策運用。

他認為，經濟政策可以降低污染減排和減碳的社會成本，使得減排和減碳的阻力降低。二是經濟政策中的稅收手段可以提高地方政府收入，從而使地方政府有動力去加強環境監測和嚴格執法。“如果不采用經濟手段，只把環保與政績考核掛鉤，就很難避免運動式減排和運動式減碳。”徐晉濤強調。

以下是徐晉濤的發言全文，經本人審訂。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晉濤

“雙碳”背景下，結合今年的拉閘限電現象，我從價格管制、運動式減碳和長效機制方面，談三點看法。

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一是要提高電價浮動的幅度；二是要避免和防止運動式減碳。現在看來，各地拉閘限電，一個很重要因素是運動式減碳，因此，國務院要予以遏制或者限制。 

首先是電價。任何價格管制都會帶來供需矛盾，過剩或者短缺，以短缺為主要表現。一旦有價格管制，價值低于潛在的市場均衡價格會導致需求量超過供給量，導致短缺。

改革開放至今，在很多領域，價格管制已經取消。但凡是保留價格管制的領域都是特別難啃的骨頭，也是計劃經濟最后的堡壘。目前堡壘還剩三個，電力部門、醫療部門、教育部門，這些領域都有價格管制。在價格管制的情況下存在長期短缺、長期供給不足、不充分的問題，老百姓意見都很大。這次國務院明確，允許一定程度的放開電價，對電力部門的深化改革、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都有特別好的推動作用。    

關于電荒的原因。首先，電荒在中國具有周期性，每隔一段就會因各種原因，發生一次電荒。

但像這次大面積，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多省份發生電荒，一定有一個普遍適用的原因。我們認為是電價的問題。煤價已經基本市場化，電價還在管制，所以一定會出現價格倒掛，最后出現供需嚴重脫節。此次國務院會議明確，允許一定程度放開電價是個特別好的轉折點。也許對中國的能源結構轉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都有特別深遠的意義。 

黃益平老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常說，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要從奇跡式增長向常規增長轉型。奇跡式增長的特點是生產要素價格管制，最終產品價格市場決定。電是重要的生產要素，環保部門在力推，今后，能源以電氣化為主，因此電的需求會逐步增加。但是電價長期管制，用電大戶會長期得到隱形補貼。這種生產模式不可持續。所以改革電價，使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逐步走向常規增長，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有歷史意義的舉措。

第二，運動式減碳的問題。中國的環境治理歷來是運動式的，從1990年代末期的零點行動，到“十一五”期間節能減排，2016年開始的環保督察，都是如此。我們用運動式的方法解決問題，說明長效機制是失靈的，后果是激化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

從各方信息來看，此次拉閘限電大體上有如下原因，一是價格倒掛，二是西南、西北和東南沿海的省份，因為“能耗雙控”目標遇阻，地方政府開始拉閘限電；另一方面，東北限電的原因主要是煤價與電價價格倒掛，不但影響生產用電，甚至影響民生用電。但是有很強的聲音試圖將這次電荒全部歸咎于“雙碳”目標。所以運動式減排、運動式減碳的弊端是在激化減排、減碳與經濟發展的矛盾。

電荒問題不在于“雙碳”目標，部分原因在于運動式減排、運動式減碳。

回顧歷次運動式減排造成的問題，一是手段粗暴，導致大量的企業被強行關閉，大量的產能強行停擺，短期內出現大量失業。二是，政策效果不具有持續性，運動結束，會出現報復式反彈。 

另一方面，現在的運動式減碳與以往也有不同。過去環保部門比較“弱勢”，但是從“十一五”以后，中央把環保與地方政府的考評聯系在一起，同時仍然保留了運動式減排的手段。在這種政策目標下，地方政府執行減排任務靠拉閘限電和關閉企業，長此以往會激化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使社會對環保信心不足。

同時，運動式減排、減碳的另一個結果是環保部門的行政權力得到加強。因為中央要推動減排和減碳的政策。各級環保部門的行政權力史無前例地加強，但這并不見得有利于各地減排和減碳的目標。

第三，長效機制的建立。環境治理要避免運動式減排、減碳，需要建立長效機制，而核心是改善環境執法。中國1979年已經出臺了《環境保護法》，如果環境執法嚴格，不會有特別大的環保問題。之所以環保問題越來越嚴重，在于我們環境執法的環節非常薄弱，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具體而言，地方政府過去主要的考評是經濟增長，把環保排在優先序列的后端，這種情況下不會有嚴格執法的長效機制，這方面亟待加強。所以首先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要真正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就應該加強對經濟政策運用。首先，經濟政策可以降低污染減排和減碳的社會成本，使得減排和減碳的阻力降低。二是經濟政策中的稅收手段可以提高地方政府收入，從而使地方政府有動力去加強環境監測和嚴格執法。如果不采用經濟手段，只把環保與政績考核掛鉤，就很難避免運動式減排和運動式減碳。我國在氣候行動方面嘗試采用的經濟政策手段是碳交易。我還是要提醒大家考慮碳稅的現實必要性。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歐美各國即將推出的邊境調節機制，可以稱為“碳關稅”制度，會倒逼產業鏈上的各國實行碳稅機制。如果發達國家市場征收碳關稅，我們如果想避免向對方交稅，就必須在國內有明確的碳價信號。過去我們講碳交易的好處是減排量明確。但是在邊境調節稅環境下，要的是碳價格明確且可以靈活變動，這一點碳稅要優于碳交易。

所以從未來全球共同減碳的角度，碳稅也是特別重要的政策工具。但也可以考慮混合的機制，比如我們非出口行業，像電力行業仍然搞碳交易。但是對出口產品，比如機電產品的碳足跡可以征收碳稅。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晉濤，在10月24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第58期上的發言整理而成，經徐晉濤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