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震驚世界的法國尼斯恐怖襲擊已經過去半個月，接連遭受恐怖主義重創的法國，一邊深深陷入恐懼和迷茫之中，一邊不乏反思恐怖主義的根源和如何撫平創傷。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馬克·克列波恩（Marc Crépon）日前發表在《解放報》上的這篇文章略帶悲觀地預言了法國的未來。馬克·克列波恩是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巴黎高師教授。

毫無預示的恐怖，殘酷的突然襲擊，無論發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我們同情受害者，同時譴責暴力導致的無辜生命犧牲。所以，盡管我們恐懼、彷徨、無所適從，但這次事件還是發生了——7月14日在尼斯英國人漫步大道的大屠殺，同時也揭示了法國的三重軟肋。

第一，首先是物質上的，身體和生命，真正可怕的是在這場襲擊中，非常簡單甚至簡陋的設備竟對無辜民眾帶來如此大的傷害，恐怖分子只用了一輛卡車就輕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這是那晚發生在尼斯的事，隨后也可能發生在法國的任何地方。而在那晚的煙火盛會后，法國上下多個城市人群四散，因為我們知道，任何聚會都可能使我們隨時暴露在不可預知的致命的暴力下，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不是任何人類情感所能左右和抗力的。

國慶節是一個有著強大凝聚力的特殊時刻，她匯集了來自天南海北的婦女、男人和兒童，而在這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歡慶時刻之前，我們從沒想過自己也會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原來他們只有所針對地進行恐怖襲擊，而現在任何人都可能是他們的目標）所以連我們自己也根本無法保證誰會是下一個犧牲品，人人都是潛在的受害者。

然后，我們的軟肋還有士氣和人心，我們在犯罪面前的力有未逮。恐怖主義是一股邪惡的激進力量，隨著一連串的城市接連遭受打擊（巴黎、布魯塞爾、突尼斯、奧蘭多、達卡、尼斯），這使我們甚至開始懷疑有一天它是否能被真正根除。即使IS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還是意識到大規屠殺并不會因此而停止，因為屠殺的始作俑者和他們的組織始終在宣揚仇恨，煽動犯罪。我們被恐怖主義鉗制的時間越長，我們的人心和士氣就越低迷，這也是恐怖主義最可怕的地方——操控人心。

我們原本擁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而現在因為無盡的恐怖主義，和對無休止威脅的恐懼使我們只有通過持續保持高度警戒水平來保護自己，這雖然是合法但也是不得已而為的。人們失去了原本的生活態度，不敢聚會、不敢去教堂、不敢走出露臺也不敢上街，這是恐怖分子的一場勝利，但能因此而責難我們嗎？恐怖分子長時間的持續襲擊，在給我們精神壓力的同時，我們的士氣也在受損，反復的襲擊雖沒能給我們帶來永久性的創傷，但在逐步侵蝕和消耗我們的士氣，我們必須重整旗鼓，絕不能因此氣餒。

現在，政治也成為了我們的軟肋。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恐怖分子的策略是通過恐怖襲擊來打擊、分裂我們，制造法國國內天主教和穆斯林之間的不合，就像那晚發生在尼斯的事件——7月14日，一個特殊的時刻——法國國慶日和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獄事件發生的日子，接著是《人權宣言》的頒布，以及寫進憲法遍布法國所有學校和市政廳外墻的三大格言：“自由，平等，博愛”。這也是那個著名故事的象征。可怕的是，恐怖分子想要動搖“自由、平等和博愛”，他們甚至想要發動法國的內戰。

另一方面當國家受到公然挑戰，政府必須站出來維護公民的權益。但與此同時，對公民自由和安全的保護，反而變成了更多的監視和監控，甚至出現了更多所謂的有效行動而實則是合法暴力。恐怖主義甚囂塵上，與此同時川普陣營大行其道，英國退出歐盟，政治冒險家們的行徑不僅使法國還讓整個世界的氛圍也變得四分五裂，嫌隙加深。作為國家和社會，其作用和功能應該是為不同文化、宗教和背景的人們提供相同的權利，但那已是昔日榮光，終難重現。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政治脆弱是雙重的。一方面，恐懼削弱我們的力量，讓我們認為我們無力阻止恐怖分子，是因為我們自己的軟弱；而另一方面，它又讓我們誤認為，依靠強權政治可以拯救我們。

那么如何彌補這三個漏洞？我們又有什么資源來面對？我們又能做些什么來減少自己暴露在不可預測的暴力下，或者只能隨時保持高度警惕。我們當然也知道這么做的局限性，但我們至少可以做點什么來彌補我們士氣和政治上的漏洞，拒絕以任何既有利益為犧牲的交易。不心存僥幸，將社會和集體的力量發揮到最大。如果這是真的，當我們面臨共同的威脅時，社會的整體凝聚力亦會隨之增強。同時，基于整個社會來討論所謂對“個人”的定義，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都是以保護個體免受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對自由意志的剝奪，任何不平等的權利和地位）為定義前提的。而且還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們放棄抵抗，恐怖主義的陷阱終將步步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