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上午九點半，法國諾曼底地區的一座小城里，一位86歲的天主教神父Jacques Hamel跪在祭壇前。但和往常虔敬上帝不同，這次在他身后，是兩名年僅19歲的伊斯蘭圣戰分子。后者一邊用阿拉伯語喊著“真主偉大”，一邊用匕首割斷神父的喉管。鮮血汩汩流出，染紅了老者身上的白袍。

多年之后，當歷史學家們審視2015年以來侵襲法國的恐怖襲擊浪潮時，或許和巴塔克蘭劇院中地獄般的屠殺、尼斯海濱大道上卡車卷起的死亡轟鳴一樣，發生在諾曼底地區Saint-Etienne-du-Rouvray的這幅駭人景象同樣會成為這場浪潮的一個縮影。不同的是，在教堂這樣一個肅穆且封閉的空間里，割喉式行刑更加凸顯出某種充滿儀式感的悲劇氣息。

從“查理周刊”血案算起，這是法國十八個月來遭受的第五次恐怖襲擊，和此前幾次相比，這次教堂襲擊仿佛鋼針刺骨，雖然創口不大、傷亡不多，卻更加令人痛徹心扉。它用一種高度象征性的、劇場般的方式，顯示出這場沖突的某些深層斷面。

當務之急：避免宗教戰爭

自從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后，這一概念就成了一部分政治學家的夢魘。雖然已經有無數專著和文章試圖對此予以證偽，但每當類似事件發生，人們還是情不自禁地想到這個概念。當兩名伊斯蘭圣戰分子在天主教堂將一名神父割喉之后，同樣的問題再度提出：這是一場“文明沖突”或者“宗教戰爭”嗎？

或許正是意識到這場小規模恐襲的巨大沖擊效應，法國總統奧朗德在翌日第一時間召集各大宗教團體代表在愛麗舍宮舉行會議。巴黎大主教安德烈·萬圖瓦（André Vingt-Trois）事后表示，不能讓自己被“伊斯蘭國”的政治把戲所攫取，它想要的正是同一個家庭內不同孩子之間相互對立。而巴黎大清真寺教長Dalil Boubakeur譴責兇手的行為是“瀆神”，和伊斯蘭教的一切教義都格格不入。總理瓦爾斯也表示，攻擊天主教堂和神父的目的，就是要讓法國人墮入彼此敵對，攻擊一種宗教從而挑起宗教戰爭。

法國媒體紛紛強調，這是全歐洲范圍內第一起由伊斯蘭國聲稱負責、針對天主教堂的恐怖襲擊。但事實上，這毋寧說是第一起“得手”的襲擊。2015年4月，法國警方已經挫敗一起以巴黎郊外Villejuif地區教堂為目標的恐怖襲擊。追溯到更早時候，2012年三月在南部城市圖盧茲制造連環槍擊案的Mohammed Merah，也曾將猶太教堂列入襲擊目標，但后來選擇了猶太學校和執勤軍人。

法國政界和宗教界的這種統一立場，是建立在對“伊斯蘭國”組織的戰略認知之上的。雖然后者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控制區域節節縮水，但在“灰色地帶”——他們眼中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混居的國家——挑起內戰的策略卻正在結出果實。這并不是什么秘密戰略，早在本世紀初，“伊斯蘭國”組織的理論家Abou Moussab al-Souri在基地組織衰落的背景下，提出新的戰略構想，即通過分散的單兵或小組行動，制造恐怖事件，刺激民眾因政府無力保護而產生恐懼、并對穆斯林群體施加報復，從而引發反彈，進而讓整個國家陷入內戰之中。

雖然戰略上不難洞悉，但法國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在戰術上應對。此前出于傳統上對反猶主義的警惕，法國已經在700多個猶太教堂和學校部署了大量警力。可以說，今天法國幾乎在每一個六芒星標志建筑門口，都至少有兩個荷槍實彈的士兵在站崗。此外，大約1000個清真寺也享受同樣待遇。而在未來，這種景象莫非也會出現在法國這個“天主教長女”國土上的42000個天主教堂門口？

雖然教皇方濟各一世針對這起襲擊案發聲稱，這個世界正陷于戰爭，或是利益之戰，或是金錢之戰，或是資源之戰，但不應該是宗教之戰。襲擊案發生地的魯昂主教勒布朗（Dominique Lebrun）也呼吁，面對恐怖主義，最佳應對方式是不同人民間的博愛之情。但風險并不因此能完全消弭。法國宗教史學者Odon Vallet憂心忡忡地表示，如果局勢繼續惡化，真正的危險來自于一部分天主教徒的激進化，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投票給極右翼國民陣線，今后可能會出現一種嘈雜但不可小視的天主教觀點，要求對伊斯蘭主義采取更加強有力的行動，而這反過來又會激起穆斯林群體的反彈。

似乎作為例證，法國極右翼的國民陣線（FN）已經開始指責左右執政黨“數十年來的盲目和松懈”釀成了今天的局面，更有國民陣線成員公開呼吁基督徒起來抵抗伊斯蘭主義。

對于他們來說，教堂早已染上了一抹血色。法國右翼歷史學家多米尼克?溫納（Dominique Venner）2013年5月在巴黎圣母院祭壇前舉槍自戕，以自己的生命，為他眼中正在消亡的天主教文明獻祭，抗議移民涌入導致的“人口置換的犯罪行徑”。這同樣是以教堂為布景的一出血光之災。今天法國和歐洲終于看到“伊斯蘭國”第一次成功地針對教堂進行了襲擊，卻不曾看到，相反方向上的“教堂殺戮”已經提前上演。

破膛而出的本土恐怖主義

案發48小時之內，兩名兇手的真實身份都已經被確認。令人唏噓的是，這是兩個截然不同類型的樣本，一顯一隱，最終都讓自己的生命在19歲這年劃上句號。

兩人中身份最先被確認的，是來自魯昂本地的Adel Kermiche。法國媒體很快就對這個年輕人進行了起底：阿爾及利亞后裔，1997年生于魯昂北郊，現住址距離他制造血案的教堂不到兩公里遠。他從六歲開始就顯示出某種心理異常，少年時期多次被送醫院治療，其中包括精神病院。12歲因為行為不端而被強制退學，他的家庭早已經發現了他的激進化傾向，但無能為力。一位當地知情人把他稱之為“定時炸彈”。

Kermiche的一位穆斯林鄰居指稱，雖然自己每天去清真寺，但從來沒在寺里見過這個年輕人。還有知情人透露，兩個月前曾經聽Kermiche聲稱要“做掉”一間教堂，但聽者并沒有往心里去，因為那時Kermiche像是走火入魔一樣，無時無刻不在提伊斯蘭、敘利亞、巴沙爾等等，這些蛛絲馬跡被淹沒在一堆大雜燴當中。

Kermiche曾在一年之內兩次試圖偷渡敘利亞參加圣戰。當第一次在德國被攔截遣返之后，Kermiche并不把它當作秘密，反而大肆宣揚，搞得當地人盡皆知，知道他早晚還要再來一次。第二次行進到土耳其未遂之后，Kermiche被遣送法國并羈押十個月。這次他信誓旦旦地向反恐法官保證會讓自己生活重入正軌、結婚成家、老實工作，并于今年3月被釋放，條件是佩戴電子追蹤器接受監視。雖然檢察機關對釋放決定進行抗訴，但并沒有得到上訴法院的支持。

在電子追蹤器監控下，Kermiche的戶外自由活動時間是周一到周五上午八點半到十二點半，周末下午兩點到六點。換句話說，每天當中只能有半個白天可以出門，然而這依然無法阻止啃嚙心智的瘋狂念頭，教堂割喉血案發生之時，正是Kermiche的自由活動時間。

第二名兇犯的身份辨認花了更長時間，因為被擊斃時容貌遭到損毀。但同案犯家里的一張身份證留下了線索，警方通過DNA對比發現，此人是同樣19歲的Abdel-Malik Nabil Petitjean，生于法國北部的洛林地區，此前生活在風景如畫的阿爾卑斯山區療養勝地艾克斯萊班（Aix-les-Bains），距離襲擊案現場700公里。

Abdel-Malik是反恐S檔案上的“新人”，此前他同樣企圖通過土耳其入境敘利亞未遂，六月末被登記入冊。但襲擊發生前一周，反恐部門通過其他渠道已經對他即將采取的行動有所警覺，散發其照片提請各部門注意，但由于沒有和確切身份對上號而功虧一簣。

和張狂的Kermiche相反，Abdel-Malik是個“沒有故事的年輕人”，安分守己，不引人注目，當官方確認身份、記者蜂擁而至的時候，他的母親和鄰居都不敢相信。母親一直以為他拼車去法國東部城市南錫找自己的表親。當地穆斯林社團的長輩也提到，這孩子經常去清真寺，但行為始終規規矩矩，總是面帶微笑，也從來沒有發表過出格的言論。

但是當27日晚間，“伊斯蘭國”組織所屬的阿馬克新聞社（Amaq）公布的一段視頻中，兩人都赫然出鏡，用阿拉伯語宣誓向首領巴格迪達效忠。一個具有長期前科的張狂少年，和一個“好孩子”，走過不同的人生歷程，最終都被這面黑色旗幟所俘獲。

最大的謎底雖然沒有懸念，但多個環節仍然令人費解：兩個相隔700公里的19歲少年，是如何串聯到一起的？如果說Kermiche的經歷還不難理解的話，Abdel-Malik再次讓人們困惑——正如尼斯恐襲所透露出的一樣——普通穆斯林是如何在短時間內急速激進化的？

此外，從目前透露的信息來看，他們對教堂的襲擊完全說不上有周密安排 : 攜帶三把刀、一支不能用的手槍和幾枚假炸彈，從正門撤退時被警察當場擊斃在教堂廣場，這種粗陋的計劃，毋寧說是一種變相的自殺式襲擊。在他們年輕的頭腦中，是完全沒有想過后果？還是已經接受了這種“殉難”的宿命？

此次教堂襲擊案再次印證了“伊斯蘭國”組織的扁平化、碎片化戰略。和9.11式處心積慮的長期準備不同，今天的極端主義在“灰色地帶”戰場上，更多倚靠“獨狼”或小組式的組織模式。他們彼此之間通過社交網絡、甚至游戲平臺自行聯絡，自行決定襲擊目標，不再和中樞組織綁定。唯一需要和組織建立聯系的紐帶，就是在即將動手之前臨時進行效忠宣誓。反過來說，極端組織的中樞也不再介意這些獨狼們的生死，不必像傳統作戰方式一樣盡力保持有生力量。對前者來說，重要的是在“灰色地帶”制造恐慌與分裂，至于傷亡數目只是附帶產物。這同時也給傳統國家帶來兩難境地：一方面不能不防范極端清真寺等傳統組織，但另一方面發動襲擊的“獨狼”或者小組卻未必和這些傳統組織保持緊密聯系。

事實上，極端思想的滲透也未必一定經過清真寺等有形建制，在互聯網時代，它無處不在。一個形象比喻，或許正是電影《異形》中描繪異形幼仔的孵化過程，極端思想作為胚胎，以五官為渠道進入身體，以正常人類為宿主潛滋暗長，最終以血腥方式破膛而出，而宿主也隨之死亡。在經歷半個多世紀的人口融合和難民潮沖擊之后，面對“伊斯蘭國”組織這樣一個前所未遇的敵人，歐洲正惴惴不安地試圖亡羊補牢，避免被破膛的命運。

法治國家面臨的挑戰

在距離2017年總統大選只有九個月的關頭，如何應對恐怖襲擊、如何反擊激進伊斯蘭勢頭的上升，已經演變成為法國左右陣營辯論的焦點。

中右和極右黨派都對現有安全措施的可靠性再度提出質疑。共和黨領袖、前總統薩科齊敦促政府“徹底改變戰略”。該黨建議，在緊急情況下授權警察局長關閉任何激進宗教場所、進行身份、行李和交通工具檢查；任何名列“S檔案”、亦即與恐怖組織有牽連的外國公民將被驅逐出境、本國公民則被臨時拘禁或強制佩戴電子追蹤器三個月；將試圖加入極端伊斯蘭組織的行為入罪；建立特別矯正場所；因恐怖主義被判監禁的囚犯不使用減刑。創建類似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高級別機構，等等。

在林林總總的建議當中，當下最棘手的其實是一項：是否應當把在S檔案上登記的所有本國公民采取預防性拘留措施？截至2015年底，在S檔案登記在冊的有大約10500人。換句話說，眼下情況是否已經嚴重到把這一萬多人不問青紅皂白先抓起來再說——哪怕他們只是和恐怖分子沾親帶故、甚至只是打過幾次電話？

在這次教堂襲擊案后，這種訴求也迎合了不少民眾的不解和怨氣：為何其中一名兇犯已經佩戴了電子追蹤器，仍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兇？警方的控制能力何在？這不禁讓人聯想起科幻電影《少數派報告》（Minority Report）中，警察依靠預測未來的超能力阻止犯罪事件發生。然而從事后回溯既往、找出蛛絲馬跡總是容易的，但要以警方的尋常人力準確預測未來，并在上萬人中提前甄別對象定點清除，就眼下而言似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面對反對黨的洶洶眾議，社會黨政府態度謹慎。總統奧朗德認為，在現有法律框架下，以最堅決的手段執法，已經足以應對挑戰。總理瓦爾斯強調，不可能每發生一次恐怖襲擊，法國就制定一部新法律來應對。司法部長Urvoas表示，不能以效率之名讓專斷大行其道，法國不能“關塔納摩化”。內政部長卡澤納夫（Bernard Cazeneuve）作為警方最高首長，明確拒絕大規模預防性拘捕的措施，認為這種做法是違憲的、也是無效的，會破壞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并且反唇相譏右翼陣營是在“蠱惑人心”。

在這場論戰中，卡澤納夫使用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說法——“我們不能靠突破法治來保護法治”，作為政治人物，這種說法或許會博得政治正確的喝彩。但從政治哲學角度來看，其實不乏思辨余地，是一個沒有篤定結論的問題。面對極端主義思潮的興起，“保衛社會”的緊迫性對法治國家的某些基本原則的確提出了嚴峻挑戰，包括重新評估“社會危害性”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例如一個法國圣戰分子在歐盟人員自由流動的框架下進入德國是否就因此具有社會危害性）。對法治的捍衛，某種程度上是對其界限的解釋和論證問題。雖然法國力圖避免“美國化”或者“關塔那摩化”，但前有修憲剝奪恐怖分子國籍議案失敗、后有2017年總統大選迫近的背景下，社會黨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行動余地事實上日漸逼仄。

為應對可能再度發生的恐怖襲擊，法國此前已經著手在現役軍警之外征召預備役人員，并打算在短期之內擴充到約1.5萬人。奧朗德已經宣布，將在預備役人員的基礎上組建“國民衛隊”（Garde nationale）——這個極富歷史感的名字，仿佛將人們帶回到1789年革命的場景之中，彼時的革命者出于對貴族軍官的不信任、為了抵御內憂外患而組建了非正式軍隊，確保了革命的步步深入。今天法國面臨的內部風險，乃是另一種形式的地緣革命、另一種形式的“祖國在危急中”，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非常時刻，如何突破既有陳規、同時捍衛法治原則，不僅是這屆奧朗德政府面臨的難題，同樣也是2017年大選之后新政府、甚至是未來十數年間法國將面臨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