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匈牙利老人的過世，在中國的經濟學界掀起了不小的波瀾。

北京時間10月19日早晨，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Janos Kornai) 去世，享年93歲。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香港大學名譽教授許成鋼過去的一篇萬字長文《我的導師科爾奈》第一時間在朋友圈中流傳開來，而當時報道了這則新聞的只有匈牙利的兩家媒體。

這位老人與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科爾奈是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的集大成者，對中國在經濟改革和發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直非常關注，也對中國經濟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已啟動改革開放，科爾奈的思想正是在此時傳入中國。短缺經濟、投資饑渴癥、擴張沖動、父愛主義、軟預算約束……科爾奈對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描述詞匯引起了中國學人的注意。

科爾奈與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

最早接觸科爾奈的中國學者是吳敬璉。1981年，51歲的吳敬璉前往雅典參加國際經濟學會的圓桌會議。在這個會議上，他見到了來自匈牙利的科爾奈。吳敬璉不僅對科爾奈頓生“一見如故”之感，也把他的思想和觀點分享給了其他中國學者。1985年8月份，科爾奈和夫人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坐上了前往重慶的一艘游輪，參與了“巴山輪”會議。當時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參與制定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人物。“巴山輪”會議后來成為了中國改革史上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1986年的春天，科爾奈在哈佛大學授課，很多中國同學選修了這門課。

科爾奈與吳敬璉

科爾奈已逝，他的理論還會對中國有怎樣的啟示？我們將如何懷念這位老人？北京時間10月22日晚間，澎湃新聞對許成鋼進行了電話專訪。許成鋼與他的老師科爾奈一樣，專注于對制度的研究。他的論文《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基礎性制度》（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曾榮獲第十五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項。

許成鋼將科爾奈稱為“一位嚴父一般的老師和導師”。在一次許成鋼與錢穎一的獲獎現場，科爾奈發來了長篇賀信說：“盡管天各一方，我們的友誼和學術關系卻一直維系著。”

許成鋼將科爾奈稱為“一位嚴父一般的老師和導師”

在與科爾奈三分之一世紀的親密交往中，許成鋼評價科爾奈是一個“從來不對政界、學術界和社會上任何歪風邪氣低頭的人，永遠不低頭，永遠都是勇敢、坦誠、直率的。他從來不會因為茍且小利而喪失原則，他是以他的人格來帶動學術的。《思想的力量》是一個為真理為社會正義而奮斗的人為自己的人格所寫的記錄。”

許成鋼非常鄭重地提出，應警惕軟預算約束卷土重來，當前正是中國改革遇到新挑戰的時候，人們需要回去看一看科爾奈教授的基本理論，因為軟預算約束的卷土重來，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的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金融研究》2021年第9期上刊發的題為《中國的利率體系與利率市場化改革》文章中就提到，“當前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一個重要矛盾在于市場化利率在‘形得成’和傳導方面存在障礙，其原因包括監管套利、金融市場不成熟等造成的市場分割，以及融資平臺預算軟約束、存款無序競爭等財政金融體制問題。下一階段，要繼續加強監管、優化營商環境、硬化預算約束、化解金融風險，為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提供更有利條件。”

澎湃新聞：有評論認為科爾奈教授迅速被中國的學者遺忘，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對此你如何評價？

許成鋼：你的提問中既包含問題也包含一些事實陳述。這些陳述反映了一些現象，有的并不正確，或者說會引起爭論。你的陳述中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說的是科爾奈的學說已經為人所遺忘，這個陳述一部分正確，一部分不正確，至少僅僅反映了一部分事實。另一個部分說的是，科爾奈教授的學說或他的思想被人們遺忘的原因是中國改革的成功。不僅科爾奈教授如果還在世，他會認為這是個錯誤的說法，很多參與到中國改革中的人都會認為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中國經濟之所以在21世紀初期有過非常快速的發展，主要得益于兩個最重要的改革：第一是遏制了軟預算約束，這當中最大的貢獻就來自于民營企業。中國的民營企業從無到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就是在遏制軟預算約束的那個時期發展起來的。第二是加入WTO，與國際社會廣泛展開合作。正是這兩項重要的改革，才有了中國經濟在那一段時間中較好的發展。

許成鋼、王一江、科爾奈、錢穎一與李稻葵（從左到右）

可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只是遏制了軟預算約束。后來伴隨著國有資產重新大規模擴張，現在軟預算約束在一定程度上以新的形式出現。房地產行業面臨的問題只是例子之一。所以，你剛才相關的那部分陳述是基本錯誤的。當前正是中國改革遇到挑戰的時候，人們需要回去看一看科爾奈教授的基本理論——理解軟預算約束的卷土重來，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

澎湃新聞：在中國的學界，40歲以下的經濟學者似乎都不太知道科爾奈。應該如何理解這一現象？

許成鋼：這里邊有多重的原因：比如經濟學學科本身的狀態。科爾奈教授的理論已經進入了經濟學的主流，包括剛才提到的軟預算約束理論，但走得還不夠遠。國際上經濟學科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經濟學家的多數都特別趕時髦。老早以前凱恩斯用“選美理論”解釋投資。經濟學其實更像選美，非常趕時髦。當整個行業都在趕時髦，那就不僅僅是科爾奈的理論被現在多數年輕學者放棄，年輕的經濟學者們普遍學習理論少，多數不關心理論。諾獎得主梯若爾（Jean Tirole）不久前在聊天時抱怨，很多過去成熟的公認的理論，現在的年輕學者們普遍不知道，不關心。因此不單純是科爾奈的理論不受關注，而是經濟學整個領域越來越不太關心理論。相對來說，比較資深的經濟學者積累的知識較多，知道有什么東西是重要的，但年輕的學者甚至已經很有名的年輕學者，有大量的理論似乎是不知道的。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界的國際環境就會反映到國內的教學里。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既然說到了國際上經濟學界的問題，我這里還想借題發揮談一談。在國際經濟學界，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科爾奈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這是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公開表達過的，比如當年科爾奈在哈佛經濟系的同事拉里·薩默斯。馬斯金（Eric Maskin）也告訴我，他每一年都向諾貝爾委員會提名科爾奈。后來他自己在2007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后，他仍然每年都提名科爾奈。1999年，諾貝爾獎委員會在斯德哥爾摩舉辦了第五次諾貝爾經濟學論壇，主題就是經濟轉軌。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頒發了幾十年，而諾貝爾經濟論壇只舉辦五次，可見其規格之高。這說明諾貝爾獎委員會充分認識到了經濟轉軌這個命題的重要性。而科爾奈是被這次論壇邀請的唯一主題演講者，可見科爾奈在學術界、諾貝爾獎委員會眼里的地位。當時經濟學家們普遍猜測，這次論壇是為科爾奈獲諾貝爾獎做準備的。 

但是，最終諾獎委員會還是沒有把這個獎頒給他，在我看來，這是諾獎委員會的一個判斷失誤。我們必須知道，諾獎委員會常會有判斷失誤。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判斷失誤。這與年輕人不太知道科爾奈教授的工作也是相關的。問題超出某個人是否得獎，而在于研究的大方向。因為年輕經濟學者非常受每年的諾貝爾獎的影響。對于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資深學者，諾貝爾獎對他們的影響不是很大，但是對于年輕人，諾貝爾獎頒給誰，年輕人往往就會去追逐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方向的工作。

澎湃新聞：你在《我的導師科爾奈》中提到，軟預算約束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和深度遠遠超過了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也都基本存在的問題。科爾奈教授還寫過文章討論資本主義世界的軟預算約束問題，但是被主流的經濟學雜志退稿了。這是否與諾貝爾獎最終沒有頒給科爾奈有關？

許成鋼：沒有直接關系，因為諾貝爾獎委員會并不會去數候選人發表了幾篇文章，發表在什么地方。不過，作為一個整體的氣氛是有關的。它不與具體的某篇文章有關，但與整個的氣氛有關。當我說諾貝爾獎委員會喪失判斷力時，指的就是科學不是選美，諾貝爾獎更不應該是趕時髦、選美，而現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卻有“趕時髦”的傾向。

澎湃新聞：是什么直接原因致使西方的主流期刊看不到這篇文章的價值？

許成鋼：科爾奈教授的工作是圍繞對制度的研究展開的。在經濟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早期，也就是從亞當·斯密起的100多年間的，這個領域叫“政治經濟學”。一直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歇爾發明了一個詞叫經濟學，才把“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替換掉。進入了20世紀以后，“經濟學”這個名字慢慢變成了主流。

在原本還被稱為“政治經濟學”時，這個領域討論的問題都以制度為主。馬歇爾之所以把它稱成“經濟學”，是在有意學習物理學，試圖將經濟學變成一門嚴格的科學時的做法。任何一個學科變成嚴格科學的第一步，就是要用抽象和分析的方法將復雜的問題簡化，目的是為了要能夠定量。這是經濟學試圖學習物理學的方法論的一個方面。還有一個重要的事實——到了19世紀末，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善了。當市場經濟已經如此高度發達的情況下，經濟學便把支持市場經濟的一些制度當作假設，作為理論發展的第一步，這沒有問題。可若將一些不得已的簡化假設，當成了是天經地義的研究范圍和對象時，就會出毛病了。

從20世紀上半葉以來的幾十年里，經濟學的主流逐漸收窄，不再關心制度問題。正如我剛才講的，最初的發展是為了讓這個學科能夠定量化，于是經濟學便被定義成研究資源配置的學科。如此定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的含義就是（經濟學）不再關心制度問題。可是，即便只討論資源配置的問題，實際上也是離不開制度的。這樣的趨勢在很長的時間里成了經濟學的主流，直到上個世紀70-80年代。

這個過程中，只有少數了不起的經濟學家還仍在研究制度問題，科爾奈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的獲得了諾貝爾獎，例如哈耶克、諾斯和科斯。他們獲得諾貝爾獎直接原因就是他們對制度問題的研究。當時的諾貝爾獎委員會比現在有判斷力，認為經濟學不可以不關心制度問題，就在很少的關心制度問題的人選中，給了諾斯和科斯諾貝爾獎。非常不幸的是，諾貝爾獎委員會對制度問題，只關心了很短的時間。話雖這樣說，經濟學對制度的研究也并不是不存在。如今以非常技術性的方式去研究制度，在經濟學里也已經形成了力量，并已在經濟學的主流當中，只是相對而言還不夠強。而且，還有相當多的人有一個錯覺，誤認為經濟學理論要能成為理論，必須非常數學化，而科爾奈討論制度的理論不是高度數學化的，因而它不算是理論。這也是很多年輕人不知道科爾奈的工作的一部分原因。實際上任何的重大的理論突破，一定首先要有觀察和直覺，然后才是構建模型。比如諾獎得主哈耶克、科斯和諾斯都是沒有數學模型的，他們都走得相當遠。與他們相比，在科爾奈的理論基礎上，已經有了很多數學模型。繼續發展，會走得更遠。

錢穎一（左一）與科爾奈夫婦在北京天壇

澎湃新聞：你將科爾奈教授稱為“社會科學家”，也提到“他的授課和研討會風格完全不限制在主流經濟學之內，而是跨學科的，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甚至歷史學都融為一體”。對他的這一特點，你作何評價？在中外的經濟學者中，像他這樣的“社會科學家”是不是少之又少？

許成鋼：社會科學的劃分是人為的，可以分成幾個領域：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有一個部分是屬于社會科學，有一部分屬于人文。這種人為的劃分只是為了討論問題方便，一開始時有一些幫助，但當每一個領域都為自己筑了高墻，不可隨意跨越出自身領域時，這種人為的劃分就會成為學科發展的障礙。

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個劃分是人為的，只是為了方便，而真實的世界里并不存在這些界限。在真實的世界中，經濟現象、政治現象、法律現象等等都是一同出現的，往往不能分開。所謂的分開只是為了在認知和研究的過程中，為了方便而做的假設。舉一個特別簡單的例子，經濟學里討論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產權跟合同的問題，所有的合同理論都有一個重要的假設——只要合同設計是合理的，合同的執行不是問題。這個假設放到任何一個發達的國家都大體上行得通，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等。但是放到像中國、匈牙利這樣的國家就是大錯特錯。在這些國家不可能只單純地討論合同設計，而不用去考慮合同的執行。對產權與合同的保護和執行產生的問題，原本是社會科學應該研究的重大問題。但這些不是主流經濟學通常所討論的問題。其中一些關鍵的部分，多數經濟學家是不討論的，甚至不了解。若是不面對現實，不研究，就會搞錯。因此就要討論跨學科的問題——要跨過經濟學的狹窄界限，去討論法律的問題、政治的問題、社會的問題，甚至要討論人的意識與認知，比如人與人之間如何建立信任。要對這些現象進行理論探討，就一定要打破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之間認為設定的界限。

澎湃新聞：你的職業生涯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在從事教學工作。你提到過，科爾奈在學術上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他的哪些批評讓你受益，并對你的教學也造成了影響？

許成鋼：嚴格是所有杰出的學者必備的特點。我在哈佛時是兩位導師，一位是科爾奈，另一位是馬斯金（Eric Maskin）。2007年馬斯金獲得諾貝爾獎后很快就到了北京。記得那時我問了他一個問題，我說你作為阿羅的學生，當時他怎么對你的，他對你做了什么，怎么培養的你？（編者注：肯尼斯·阿羅，1972年因對一般均衡論的貢獻，與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共同獲得了經濟學諾貝爾獎。）馬斯金笑著說，“你應該已經知道答案。我都是學的他。他對我做了什么，我就對你做了什么。”這句話背后是什么意思呢？馬斯金作為老師是出了名的嚴厲，很多學生選擇他做導師都會中途放棄，因為他太過于嚴厲，永遠都在挑刺，而且挑的都是“大刺”，不是“挑小刺”。我的另一位老師，老朋友奧利弗·哈特（201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要顯得溫和一些，他還會告訴你文獻在哪，但在即便學術問題上也很嚴厲。與他們相比，科爾奈沒有什么不同，他們都是最好的學者，任何好的學者都必須是這種態度。

科爾奈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他更關心學者的道德問題；他更關心經濟學不能只限制在很窄的范圍里，以及經濟學家不能完全沒有價值觀。與此相比，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作為科學，應該價值中立。可是科爾奈反反復復強調，在把社會問題作為研究對象時，研究者不可能完全沒有基本的價值觀念。所以我們作為社會科學家，我們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正確的價值觀是研究起點。這是科爾奈區別于很多其他經濟學同仁的地方。

澎湃新聞：科爾奈本人的出身非常特殊，他跟這些美國學者的出生是完全不一樣的，經歷也更復雜。你去美國后對他一見如故，是不是因為都親身經歷過制度的劇烈變遷，對這一類的問題會更敏感？（科爾奈出身于猶太家庭，他的家人在二戰期間喪生于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他本人從大屠殺中逃出，在蘇聯紅軍解放匈牙利之后，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68年，匈牙利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一個進行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國家，科爾奈是這場改革的設計者和策劃人，在這場改革中，匈牙利經濟改革全面放棄了計劃經濟。）

許成鋼：我們的共同點是我們都關心社會主義制度。那么美國的學者，哪怕是極為出色的學者，他們因為根本沒有在這樣的制度里生活過，哪怕是有些了解，也是抽象的，并不是真的了解，更不用說多數人不了解。

我們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思想來源于從實際來的感覺，當你沒有這個感覺的時候，就沒了研究和思考的源泉。因此，不是在這樣的社會里生活過的人，是不知道當中的社會現象的，也就很難真的去研究那些制度。就如同中國人若根本不了解發達的市場經濟制度，去研究發達市場經濟，往往就限于通過學習到的一點數學，在已有的模型上做些微修改，很難有原創性的研究。因為對自己沒有生活過的社會根本不會有基本的感覺。

澎湃新聞：如果設想科爾奈教授還在世，你認為他會對今天的中國有什么建議？他的理論放到今天，對中國還有什么啟示？

許成鋼：他一直很關注中國，其中的一個大問題他會關心的，就是要防止軟預算約束的大規模的、以新形式卷土重來。過去科爾奈說的軟預算約束可以簡單應用到以人為的方式把國企變得很大。就像吳敬璉老師當年所說的，把許多小船給焊在一塊，連著一塊變不成航母，這樣是弄不成的。人為地做大做強，就可能將軟預算約束問題變大變壞。

而新形式的軟預算約束例子包括一些在證券市場上市的國有企業，及地方融資平臺產生的問題等等。這些融資平臺注冊為地方國企，卻其實質并不是真正的企業，而只是地方政府希望從銀行等金融機構借錢所建立的一個融資平臺。它的融資方式就是地方政府將土地劃撥給融資平臺，然后由融資平臺拿土地做抵押，再到銀行等金融機構去借錢。過去軟預算約束問題討論的是真正的國有企業，而這些融資平臺算不上是真正的企業，它們只是通過拿土地做抵押去借錢的機構而已。為什么這些融資平臺產生軟預算約束問題？道理很簡單，之所以有的地方政府在借貸方面膽子如此大，銀行也愿意大規模貸款，都是因為地方政府不會因為借錢過多，在資不抵債時破產。而這正是軟預算約束的定義。

按照軟預算約束理論，這些問題會產生一系列的后果。如今很多人不知道科爾奈的理論，不知道軟預算約束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所以說，第一，科爾奈的理論沒有過時；第二，這正是眼前的現實；第三，這個現實需要得到“診斷”和“治療”。

澎湃新聞：最后你能否用一到兩句話總結科爾奈教授的貢獻？

許成鋼：簡短的總結需要認真考慮。十多年前我為他的自傳的中文版寫的推薦語，在經歷了十年后，尤其是目睹他在最后兩年的作為后，我更感到那是準確的總結。學術與人格的統一，尤其對于我們所面對的研究對象來說，特別重要。我只需要把那句話里面的時間改一下。

“在我與科爾奈三分之一世紀的親密交往中，我見到的科爾奈是一個從來不對政界、學術界和社會上任何歪風邪氣低頭的人，永遠不低頭，永遠都是勇敢、坦誠、直率的。他從來不會因為茍且小利而喪失原則，他是以他的人格來帶動學術的。” (編者注：原文為“在我與科爾奈四分之一世紀的親密交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