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宜中｜性交易該不該除罰化？ 原創 三輝圖書 三輝圖書

題圖：《名姝》劇照

反對性交易除罰化的既有父權社會的擁護者，也有一部分女權主義者，但他們反對的理由截然不同：前者之所以反對除罰化，主要是出于“性只能發生在婚姻內”“性交易破壞家庭倫理”或“妓女是骯臟、低賤的”等見解；而后者反對則是為了促進性別平等。

本文關注性交易除罰化論辯當中的性別平等論證：性交易是否是對女性的性剝削與性宰制？如何理解性交易中的自由意志？性交易除罰化促進還是阻礙了性別平等？

一

性交易與性別平等

成人性交易的除罰化與否，近年來在臺灣和世界各地，在全球婦女團體之間，在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皆引發了諸多爭議。在某些國家，譬如英國、德國、荷蘭、奧地利、比利時、芬蘭、丹麥、盧森堡、西班牙、意大利、希臘、葡萄牙、澳大利亞、新西蘭、1999 年以前的瑞典等，合意的（consensual）成人娼嫖行為本身并不受罰。這些國家對性產業仍有管制（如地點限制、營業規范等），且有相關罰則，但不直接處罰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舉例而言，在不符合規定的地點從事性交易，或涉及強制賣淫，需要受罰；但懲罰的對象并非娼嫖的性行為，而是地點違規或妨礙自由。

相對于此類“娼嫖皆不罰”模式，某些國家和地區立法禁止成人性交易；或者娼嫖皆罰（如美國許多州），或者罰娼不罰嫖（如2011 年以前的臺灣地區），或者罰嫖不罰娼（如1999 年以后的瑞典）。在此，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本身，被當作是禁止、懲罰的對象。在晚近性交易的管制論辯中，最主要的爭議點即在于：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該不該除罰化？

反對除罰化的主禁派，或者強調：性交易破壞了社會善良風俗，不利于家庭或家庭價值的維系，有害于性與生育、性與婚姻或性與愛的結合。或者主張：性交易助長了人口販運和強制賣淫，是對女人的性剝削，妨礙了女性的性自主，違反了性別平等原則。

主張除罰化的另一方，則多表示：除罰化有利于性工作者的人權保障，有助于打擊性產業所衍生的諸多罪惡，如強制賣淫、高度性剝削、強暴及虐待。直接禁止性交易，致使賣淫婦女的污名（stigma）揮之不去，使她們更易遭剝削和虐待。由于性交易難以禁絕，直接禁止（如罰娼、罰嫖或娼嫖皆罰）只會使其更加地下化，使強制賣淫與黑幫脅迫更加猖獗。

《天國與地獄》劇照

在臺灣地區，直到目前為止，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仍是受罰的。過去臺灣采取一種“罰娼不罰嫖”模式，即賣淫者有罪、嫖客無罪的禁止措施（但上網援交的嫖客有罪）。近年來，部分民間團體主張“不罰嫖也不罰娼”，但也有團體主張“罰嫖不罰娼”的瑞典模式。2007 年11 月27 日，時任“內政部長”的李逸洋表示：性交易除罰化并非社會共識，故修法方向應在娼嫖皆罰。同年12 月4 日，“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的部分委員聯合聲明指出……三項要點：一、“罰娼不罰嫖”違反了性別平等原則；二、“娼嫖的性行為不等于婦女人口販運及性剝削，不尊重婦女性的自主權、性產業的地下化、得利的第三者和不法集團掛勾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三、“娼嫖皆罰”的政策方向“只是倒退走回頭路，讓成人性交易的管理更不透明，不肖經紀人更有機會全面壟斷性產業，而讓人口販運的問題更為惡化”。

從性別平等的角度，不罰嫖只罰娼顯然是性別歧視。然而，單從反性別歧視原則，卻也難以直接得出“娼嫖皆不罰”的主張。該聲明之所以倡議娼嫖皆不罰，主要是基于另外兩項理由：娼嫖的性行為不等于人口販運、性剝削、剝奪性自主；以及，禁止性交易只會使人口販運、性剝削、剝奪性自主等問題更為惡化。

2008 年，時任“行政院長”劉兆玄曾主張成人性交易的除罰化。但在2011 年年底，“內政部”最終推出“專區外娼嫖皆罰”的管制辦法；由于各縣市皆未設專區，此種管制無異于全面的“娼嫖皆罰”。只不過，懲罰有所減輕，改采行政處罰。相對于以往的刑事處罰，這或許是一種除罪化，但仍直接懲罰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

本章所關切的主題，并非性交易管制辦法及其細部爭議，而是性交易除罰化論辯中的性別平等論證。筆者認為，在反對“娼嫖皆不罰”的諸多說法之中，較值得重視的是性別平等的理由，而非“破壞善良風俗”“妨礙家庭或社會秩序”“賣淫為文明社會所不容”等理由。部分女性主義者表示：性交易作為一種社會建制，是滋生女體販運和強制賣淫的溫床，是對女性的性剝削、性宰制，是對其性自主的剝奪；這個建制物化了女人，宣告、強化了女人作為男人性工具的屈從地位，甚至稱得上是男性宰制、強暴、奴役女性的最極端形式。因此，她們認為“合理的性交易”在當前條件下不可能存在；她們雖未必主張罰娼，但強烈反對娼嫖皆不罰。

這些性別平等論證具有哪些合理要素，又有哪些值得商榷之處，即是本章所欲探討的主題。筆者擬申論指出：當前以男嫖女娼為大宗的賣淫體制，的確可以理解為一種男人對女人的性／別宰制；但即使如此，除罰化（指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不罰）仍是合理的改革選項。直接禁止性交易，未必有利于性別平等。從促進性別平等、為婦女培育力量（empowerment）的角度，如果“娼嫖皆不罰”（相對于罰娼、罰嫖或娼嫖皆罰）更有助于改善弱勢婦女的不利處境，且未必妨礙性別平等的推進，則吾人有相當強的理由去支持此項變革。

二

除罰化爭議的幾個面向

（一）何謂除罰化？

本章所謂的性交易除罰化，意指“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不罰”“娼嫖皆不罰”，而非性產業的全面除罰化。無論是罰娼、罰嫖或是娼嫖皆罰，都是對合意的成人性（交易）行為、對嫖客和／或娼妓的直接懲罰。此類“禁止”措施是否有助于打擊性產業所包藏的諸多罪惡，正是除罰化與否的論辯焦點之一。主張“娼嫖皆不罰”的論者多強調：直接禁止性交易，反而不利于抑制性犯罪。雖有部分人士主張自由放任（Almodovar, 2006），但多數除罰化論者并未排除對性產業施以管制。當然，究竟何種管制才較為有效妥當，則眾說紛紜。

以英國為例，合意的成人性交易（娼嫖的性行為）并不違法。但英國政府通過各種法律以阻礙性交易的運作，遂使賣淫者仍不得不求助于皮條客，致使性產業轉入地下。部分論者把英國模式界定為“法制化”而非“除罰化”，因其除罰的只有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至于性交易流程中的其他方面，如廣告、場所、在場人員、中介、雇主等，幾乎都受到嚴格限制。為了避免名詞爭議，本章以“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不罰”作為性交易除罰化的最主要特征。因此，像英國這類娼嫖皆不罰、但嚴格限制“第三者”（中介、雇主等）的管制辦法，仍稱得上是一種除罰化模式。

《應召女郎的秘密日記》劇照

與英國相較，悉尼所在的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地區，對性產業采取了更透明的管理方式；除了對強制賣淫施以嚴懲外，既不全面禁止刊登廣告，亦不禁止外國人在居留期間從事性交易。在英國，“拉皮條”是違法的。在悉尼，“經紀人”除非涉及犯罪，否則并不違法；除非涉及強制賣淫、販賣人口或其他犯罪情事，跨國賣淫者及其經紀人也不違法。（Pinto, Scandia and Wilson, 1990）相對來說，新南威爾士（和新西蘭）屬于“性產業除罰化”程度較高的案例，其利弊得失及其與荷蘭、德國等其他管制模式之差異，則非本章所能深究。

（二）禁止vs. 處罰

主張直接禁止性交易、反對娼嫖皆不罰的理由，主要可分為兩類。要言之，多數主禁者是父權家庭的捍衛者，但也有部分女性主義者主禁。

以美國和臺灣地區為例，反對性交易除罰化的主要社會力量，并不是關切兩性平等的婦運團體，而是父權社會傳統性道德的擁護者。他們之所以反對除罰化，主要是出于“性只能發生在婚姻內”“性交易破壞家庭倫理”或“妓女是骯臟、低賤的”等見解。歷史地看，這是父權社會把“妓女”（和其他“性異類”）當作低賤下流失控的他者，所形塑出來的一整套性價值觀。（Shrage, 1994: ch. 6; Nussbaum, 1999: ch. 11）隨著社會發展和文化變遷，這套性價值觀雖已千瘡百孔，但影響力仍不容低估；它對女性的壓迫效應，特別是對女性身體和情欲的控制，過去一直是女性主義者的批判對象。（Segal, 1987; 1994）然而在性交易問題上，近年來亦有部分女性主義者跟父權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堅決反對除罰化；但她們的理由不在于捍衛父權家庭，而在于促進兩性平等。

在支持性交易除罰化的另一方，內部也有分歧。部分論者認為，賣淫作為人類“最古老的行業”有其生物基礎，根本禁不掉，故不如為男性過剩的性欲開辟合法發泄管道。（Ericsson, 1980: 360）有別于此種生物決定論，亦有論者從文化或社會建構的角度，去理解性交易為何難以禁絕。（Shrage, 1989; 1994; Weeks, 1985）其說法不一而足，但通常指向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建構差異，和現代父權家庭的內外在問題。比方說，父權社會既建構出“良家婦女”的貞潔形象，也建構出“男子氣概”與“男性雄風”；這兩者之間的反差，以及家庭或固定關系中的壓抑，遂使部分男性想從妓女身上尋求安慰、發泄、刺激、彌補或短暫逃避。此類社會建構論究竟有多大的解釋力道，非本章所能細究，但其洞見在于：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性壓抑，連同女性特質與男性特質的差異，家庭或伴侶關系的實際樣態等，亦可能是性交易難以禁絕的成因。

《名姝》劇照

對于多數除罰化論者而言，在當前社會條件下，如果性交易難以禁絕，且除罰化有助于因應性產業所衍生的諸多問題，則除罰化應是較合理的選項。在此，不少女性主義者之所以主張除罰化，主要理由并不在于滿足男性的過剩性欲，而在于改善賣淫婦女的不利處境。（Spector ed., 2006; Nussbaum, 1999: ch. 11; Shrage, 1996; Schwarzenbach, 2006; Satz, 2006）

（三）性別平等與性自主

部分除罰化論者主張把賣淫正名為“性工作”或“性服務”，并把賣淫者正名為“性工作者”。從這個角度，性交易或性工作所涉及的“性自主”問題，至少包含三個面向：一、強制賣淫是妨礙性自主的嚴重犯罪；二、性交易過程若有強暴、虐待、脅迫等情事，即是對性自主或人身自由的侵害；三、禁止合意的成人性交易，等于剝奪了性工作者的自主權利。

賣淫是否該正名為“性工作”，也是除罰化爭議中的一個論辯要點。部分除罰化論者認為，賣淫之所以不被視為“工作”， 主要是出于社會偏見；通過對這些偏見的批評，他們肯認賣淫是一種工作，或應當建構為一種工作。在筆者看來，主張“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不罰”“娼嫖皆不罰”，與賣淫是否為一種工作，是可以分論的兩項議題。本章著重于強調：即使是反對“賣淫是一種工作”的論者，也應有理由支持“娼嫖皆不罰”。

從政治道德的角度，支持“娼嫖皆不罰”的更重要理由在于：它有助于保障賣淫者的性自主，有利于打擊強制賣淫、雛妓賣淫、強暴及虐待等情事。由于絕大多數賣淫者仍為弱勢婦女，娼嫖皆不罰（相對于罰娼、罰嫖或娼嫖皆罰）將有助于改善賣淫婦女的不利處境。

反對“娼嫖皆不罰”的女性主義者或性別平等主義者，其各自具體的說法或有差異，但可歸納為幾項彼此相關的論證。第一，賣淫體制的罪惡是體制性的，其所衍生的人口販運、強制賣淫，和賣淫婦女遭強暴、虐待的風險等，實為這個體制的當然產物。此種體制難以改革，必須設法消滅。（K. Barry, 1979; 1995）

第二，賣淫體制是強制性的、奴役性的，“同意賣淫”是一大迷思。賣淫作為一種社會建制，帶有高度的強制性；此種強制性顯現于妓女的社會經濟弱勢、人口販運和強制賣淫、皮條客的宰制和剝削，以及交易過程中妓女所承擔的種種風險。所謂的“同意”或“自由意志”，因此只是迷思而已。弱勢婦女的賣淫自由，相對于賣淫體制的強制性而言，實屬于次要的道德考量。（Spector, 2006: 422-426; K. Barry, 1995）

第三，性交易（體制或行為）本身，即是男人對女人的性宰制、性剝削、性暴力，即是對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的剝奪。（A. Dworkin, 1987; 1997）當前以男嫖女娼為大宗的性交易，不但侵害了妓女的性自主，也同時危害了所有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

第四，就性交易的象征意義而言，不僅妓女被性工具化，連帶地所有女人的性工具地位也受到肯認和強化。當女人被“公開宣告”為男人可隨時靠金錢取得的性工具，其性自主和平等權利勢將受到進一步傷害。（Pateman, 1983; 1988; S. Anderson, 2002）

在性交易除罰化議題上，正反雙方可謂針鋒相對。除罰化論者多認為：賣淫體制難以禁絕，而“娼嫖皆不罰”相對于罰娼、罰嫖或娼嫖皆罰，將更有助于打擊強制賣淫等罪惡，更有利于賣淫婦女的人權保障。主罰的性別平等論者則強調：賣淫體制的罪惡是體制性的；它是具高度強制性的社會建制；集中體現了男人對女人的性宰制、性暴力，危害了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且公開宣告女人是男人可隨時靠金錢取得的性工具。在當代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禁或不禁性交易（和色情），儼然已成了兩種路線的論爭焦點。（Spector ed., 2006）

三

除罰化與弱勢婦女人權

為了論證的目的，我們將先提供一些具體的或想象的賣淫案例，接著分析除罰化的主要論據。

（一）幾種賣淫案例

例一，讓我們想象一位未成年的雛妓。從小，她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12 歲時，她被父親賣到鄰國城市賣淫；每天接客不下十次，既無行動自由，也無法選擇客人，對性交易過程沒有任何掌控能力。賣淫，并非出于她的意愿。她的勞動條件比血汗工廠還差，幾無性自主可言，堪稱是性奴隸。

例二，布洛克（Lawrence Block）的偵探小說廣受臺灣讀者歡迎；在他的馬修·斯卡德（Matthew Scudder）系列中，私家偵探斯卡德的女友萊恩便是一位妓女。賣淫是萊恩的長期“職業”， 她在紐約家中接客，為自己賺進不只一戶公寓。馬修在轉行為私家偵探前，原是紐約市警察局（NYPD）的警察。在紐約，賣淫是不合法的；不少妓女為了保護自己，或者求助于皮條客，或者需要警察包庇。馬修不屬于那類白嫖妓女的警察，反而成了萊恩的男友。（布洛克，2005）萊恩不像是性奴隸，也沒有中間人逼她接客，而是自由賣淫的個體戶。誰若說她的“性自主”遭到剝奪，她或許會回答：“不讓我賣淫才是妨害了我的性自主。”

例三，在2008 年3 月曝光的紐約州州長嫖妓事件中，應召女子屬于一個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賣淫集團。她當年22 歲，主修音樂，應召是為了賺學費；她并未被強制賣淫，也未曾遭紐約州州長強暴。（陳之岳，2008）

例四，在當前臺灣地區的應召市場中，年輕女子主要來自于中國大陸。她們是否被騙來臺賣淫，恐難一概而論。但她們大都受制于賣淫集團，且為了償還高額的運送費和中介費，為了在短期間內賺到錢，非得不斷接客。若說她們是性奴隸，恐言過其實，但她們顯然遭到高度剝削。

例五，相對于來臺賣淫的大陸女子，在KTV 制服店及其他情色場所工作的臺灣年輕女性，則通常具有更高的接客自主性。

例六，在臺灣各地的私娼寮，情況又有所不同。賣淫給中低收入男性的女性，大多是為了生存。在她們之中，有多少受到黑道脅迫，在交易過程中是否經常遭虐等，則無從確知。

例七，在臺灣，所謂的“網絡援交”大都名不符實；網上以“援交”名義招攬顧客者，仍以應召集團為大宗。由于應召業者熟悉警方的“釣魚”過程，警方基本只釣男性網民和落單的“援交”女子。后者多屬自愿買春或賣淫，且不涉及中間剝削，卻變成了警方業績壓力下的主要受害者。

妓院遺址里的舞廳，石內都攝影作品

（二）除罰化及其政治道德考量

從以上淺例，我們或可延伸出幾個思考方向。

第一，從主觀意志的角度，賣淫者之所以賣淫，的確可能出于自愿（此指常識意義的自愿）。類似于前述12 歲雛妓的案例，在今日臺灣可能屬于極少數。此外，即使是涉及非法人口販運的案例，我們也很難假定當事人（如來臺賣淫的大陸年輕女子）一定是被強迫賣淫；無論跨國、跨地區賣淫是否違法，跨國、跨地區賣淫者確實可能出于自愿。（Weitzer, 2007b）

第二，賣淫者之自愿賣淫，至少在一開始，大都是出于經濟因素；由于賣淫是高度污名化的賤業，且通常違法，賣淫的初始動機多是經濟性的。正因為賣淫有利可圖，女孩才會被賣給賣淫集團，黑幫分子才會投入賣淫事業。正因為賣淫有錢可賺，年輕女子才會靠賣淫賺快錢，弱勢婦女也才會在經濟壓力下賣淫。但自愿賣淫者未必“別無選擇”，因為通常還是有其他工作可選。就此而言，經濟因素固然重要，但未必是決定性的。

第三，賣淫者是否遭到高度剝削（經濟剝削、性剝削），在性交易過程中遭到強暴或虐待的風險有多高，很難一概而論。一天接客十次的所得，未必比一周接客一次來得多；我們會覺得前者是高度剝削，但后者卻未必如此。至于交易過程中的不安全風險，則取決于各種現實條件。

進一步言，如果性交易的實況全都像是前述那位12 歲的雛妓，我們將有很強的理由（即反奴役的理由）主張全面消滅性交易。要是情況全都像是萊恩，就會有更多人支持性交易除罰化。然而，大多數賣淫者的處境居于兩極之間。她們之所以賣淫，大都不是赤裸裸暴力脅迫下的結果，而帶有程度不一的自由意志（此指常識意義的自由意志）。但換個角度來看，此種自由意志所從出的社會經濟脈絡，往往具有頗高的強制性。

試想：如果一位弱勢女子的選項包括賣淫、陪酒、工廠女工、家庭幫傭或餐館服務員，而她最后選擇了賣淫，她行使了自由意志嗎？宏觀地看，賣淫和家庭幫傭這兩種選擇，通常皆出于具強制性的社會經濟脈絡。如果說選擇賣淫的自由意志是虛幻的，那么，選擇家庭幫傭的自由意志也是虛幻的嗎？

辛迪·舍曼攝影作品。許多評論家將照片中的女子詮釋為遭遇性侵后的幸存者。但舍曼的靈感其實來源于在放蕩一夜之后、到了太陽升起才準備進入夢鄉的女子。瑞斯皮妮（Eva Respini）認為，這件作品“反映出圍繞舍曼創作的爭論焦點：在女權主義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問題上，藝術家的創作意圖與學者的闡釋之間有時存在偏差。”

關懷弱勢婦女的除罰化論者多認為：賣淫體制難以禁絕，而“娼嫖皆不罰”更有利于賣淫婦女的人權保障，也更有助于因應賣淫體制所衍生的諸多罪惡。直接禁止性交易（如罰娼、罰嫖或娼嫖皆罰），不但無法消滅賣淫體制，反使賣淫婦女遭到更多壓迫。除罰化除了使她們不再是罪犯，亦有助于降低她們對皮條客或賣淫集團的依賴。（Shrage, 1994; 1996; Nussbaum, 1999: ch. 11; Satz, 2006）

以臺灣地區為例，我們發現禁止性交易的措施，僅具有表面的象征意義；在禁止性交易的表層下，賣淫活動蓬勃進行，警方卻無能為力。為了業績，過去警方主要是去抓妓女，至今仍經常上網釣魚；對于黑幫壟斷的賣淫產業，則睜一眼閉一眼，形同變相包庇。擔心先生或男友嫖妓的婦女，往往誤以為只要廢除公娼、禁止性交易、娼嫖皆罰、釣魚抓“援交”等，就真的可以免除擔憂，但實則不然。（cf. Weitzer, 1999）

除罰化論者指出，直接禁止性交易的做法，并無法消滅賣淫體制，反使賣淫更加地下化。在直接禁止性交易的國家，遭到懲罰的大都是妓女。由于警察多是男性，頗理解男性嫖客的“需求”，故主要是去逮捕妓女；警察威脅、白嫖妓女的情事，并不讓人意外。為了躲避警察，多數妓女都得求助于皮條客，但皮條客既是保護者，也是剝削者甚至凌虐者。這整個惡性循環的主要受害者，仍是賣淫婦女。

在此情況下，娼嫖皆不罰的主要作用如下：一、由于妓女不再是罪犯，轉行的選擇是開放的，不會因犯罪記錄而終生賣淫；二、她們所背負的污名可望降低；三、皮條客或賣淫集團在罰娼（如過去的臺灣地區）、罰嫖（如1999 年以后的瑞典)或娼嫖皆罰（如美國許多州、2011 年后的臺灣地區）體制下對妓女的榨取權力，可望有所限縮；四、在性犯罪的偵辦方面，一旦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不罰，警方就不再能靠抓妓女或嫖客取得表面業績，而須更努力去查辦嚴重不法。妓女和嫖客在不是罪犯、也不受罰的情境下，更可能出面檢舉強制賣淫、妨礙自由等重大罪行。

四

主罰的平等論證及其缺失

（一）父權與性宰制

20世紀70 年代以降，部分女性主義者把焦點轉至男人對女人的性宰制，并把性宰制視為父權宰制的核心。按其說法，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性宰制，過去主要是通過婚姻和家庭；“二戰”后女性要求避孕權、墮胎權乃至性解放的運動，即是對此種性宰制的反抗。然而，隨著色情和性交易產業的不斷擴大，形成了一種更極端的性宰制形態。色情把女人物化為男人的性工具；性交易體制則使女人變成男人可隨時靠金錢取得的性工具。家庭內的性宰制持續存在，但在更具能見度的公共場域，女人逐漸受制于新形態的性宰制。后者是父權演化的產物，進一步強化了女人的性屈從地位。

這個基本觀點為不少所謂的“激進女性主義者”所接受、提倡。在反色情運動中，最著名的兩位論者是安德莉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麥金農（Catherine MacKinnon）。她們的關切焦點雖在色情，但也對性交易表達了看法。安德莉亞·德沃金年輕時曾是街頭妓女，亦曾是家暴受害者。（A. Dworkin, 1995）她把妓女描述成不斷遭強暴的受體，陰道不斷受虐、經常流血，口腔是精液的接收器；妓女被男人視作最骯臟的女人，男人對女體的痛恨在對妓女的性暴力中表露無遺。她認為，無論一般女性的生活有多困苦，受男性多少欺負，都不如妓女可悲、可憐；無論妓女是否別無選擇，是否得以靠賣淫改善經濟，賣淫本身絕對是極壞、極慘之事。雖然所有女性都可能遭遇性騷擾、家暴或強暴，但妓女卻時刻面對之。男人對妓女的糟蹋，堪稱最極端的性宰制和性暴力。（A. Dworkin, 1997: 140-145）

安德莉亞·德沃金

安德莉亞·德沃金和她的合作伙伴麥金農皆表示，男性嫖客對妓女的性行為，就性質而言，跟性騷擾、家暴或強暴實不可分。（A. Dworkin, 1997: 141; MacKinnon, 1987: 59-61）麥金農強調，所謂妓女“同意”賣淫，只是“迷思”而已。（Spector, 2006: 423; MacKinnon, 1982; 1989）

相對于更關切色情的安德莉亞·德沃金和麥金農，另一位著名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巴里（Katheleen Barry）廣受肯認為批判賣淫體制的先驅。在1979 年出版的《女性奴役》中，她把賣淫體制界定為一種具高度強制性的性剝削、甚至性奴役制度。（K. Barry, 1979）基于親身的研究經驗，她對妓女的惡劣處境感到憤慨，因而投身于援救遭虐妓女的跨國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向來反對罰娼，因其勢必使妓女更依賴皮條客，更難以脫離賣淫生涯。（K. Barry, 1995: 222-227）

在20世紀80 年代初，巴里曾主張“娼嫖皆不罰”，并且反對政府“管制”性交易。她認為“管制”無助于消除賣淫體制及其罪惡，故主張在“娼嫖皆不罰”之外，政府須全面圍堵性交易。易言之，不直接禁止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但通過其他手段以消除賣淫建制。這個立場，接近于第二節所描述的英國模式。（Ibid.: 238）

K. 巴里

及至80 年代中期，巴里對賣淫體制的批判依舊，但開始主張“罰嫖不罰娼”的禁止手段。不罰娼妓，以減少其所受壓迫，使其更容易擺脫賣淫；但包括嫖客在內，性交易產業中的所有其他人員及事項都要法辦。（Ibid.: 239）這個立場，接近于1999 年以后的瑞典模式。

巴里是激進女性主義陣營中反對賣淫體制的先驅。和除罰化論者一樣，她主張不罰賣淫者；而且，她亦曾主張娼嫖皆不罰。這暗示：對賣淫體制的批判，跟“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不罰”之間，并沒有根本的矛盾。她之所以從“娼嫖皆不罰”轉變為“罰嫖不罰娼”，是因為她擔心“娼嫖皆不罰”會讓人誤以為只有強制賣淫是錯的，因而不利于消滅賣淫體制。（Ibid.: 238）

以下，我們將分析主罰論者幾項主要的平等論證，并提出商榷。

（二）賣淫體制之惡是體制性的

對于主罰的性別平等論者來說，“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不罰”的一大問題，在于忽略了男嫖女娼并非個人行為而已，而是一種壓迫女性的社會建制。由于賣淫體制所包藏的罪惡是體制性的，運動的終極目標應在于消滅這整個體制，而不在于改革或管制。強制賣淫、跨國人口販運、皮條客的中間剝削、妓女遭強暴或虐待等情事，并未因娼嫖皆不罰而消失。只要賣淫體制存在一天，這些體制性的罪惡就會持續存在。（K. Barry, 1995: ch. 7; 1979）

對此論點，吾人可提出以下商榷：如果說賣淫體制之惡是體制性的，資本主義之惡也是體制性的，父權家庭之惡也是體制性的。時至今日，主張以政治手段消滅資本主義的人愈來愈少，但主張改革以減其罪惡的人仍所在多有。改革派必然否認資本主義之惡的體制性成因嗎？其實未必。從政治實踐的角度，資本主義體制之難以推翻，并不意味改革（如改善勞動條件、保障基礎教育、全民健保、老人年金等）毫無意義。

另一個例子是父權家庭。對大多數女性主義者來說，父權家庭作為一種社會建制，對女性構成了系統性的壓迫。爭取避孕權、墮胎權、離婚權、贍養費、產假、反家庭暴力的法律等，雖皆有助女性培養力量，但父權家庭的壓迫卻未完全消失。我們不曾聽說有人主張禁止父權家庭，但禁止一夫多妻、禁止家暴等措施，則確實有助于父權家庭的變革。如果說父權家庭的體制性并未排除變革，則賣淫體制的體制性也未排除變革。正如父權家庭難以一舉消滅，要消滅賣淫體制亦非一蹴可幾。

南·戈爾丁攝影作品

要言之，“賣淫體制之惡是體制性的”此項看法，不必然與“娼嫖皆不罰”的倡議相沖突。畢竟，欲通過直接禁止的手段以消滅賣淫體制，是極不現實的，且不利于緩解當前賣淫體制的諸多罪惡。

（三）“同意賣淫”只是迷思？

部分激進女性主義者表示：即使有些妓女相信自己賣淫是出于自由意志，或相信自己既未遭到中間人剝削，也未被嫖客強暴或虐待；但從整個賣淫體制來看，她們的“自由意志”和“性自主”只是一種迷思或錯誤意識而已。賣淫作為一種性宰制體系，帶有高度的強制性；其強制性顯現于妓女的社會經濟弱勢和家庭狀況，人口販運和強制賣淫，皮條客的宰制和剝削，以及嫖客對妓女的性暴力等。

麥金農因此強調，所謂的“同意”（或合意、自由意志）只是迷思。（Spector, 2006: 423） 巴里則表示，她之所以不再主張娼嫖皆不罰，是因為后者可能傳達“自由賣淫無錯之有”的錯誤訊息。（K. Barry, 1995: 238）

但我們不妨追問：賣淫體制是否具高度強制性甚至奴役性？賣淫婦女是否別無選擇？賣淫婦女的“同意”或“不同意”，是否完全不具政治道德分量？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以下再以資本主義和父權家庭為例。

資本主義就和賣淫體制一樣，同樣帶有高度強制性；正如巴里把妓女形容成“性奴隸”，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過去把薪資勞動者形容為“薪資奴隸”。后者的強制性在于：只要沒有生產工具，就得靠薪資勞動維生，幾乎別無選擇。故部分論者聲稱，在龐大的經濟強制力下，“自由選擇”只是一種迷思或錯誤意識。實則，“薪資奴隸”一詞本身就帶有“強制賣淫／勞”（forced prostitution of labor）的性暗示。

但換個角度來看，在薪資勞動者之間，還是存在諸多差異。有些人得以選擇勞動條件較好的工作，弱勢者則只能選擇勞動條件較差的工作；愈是社會經濟弱勢，所承受的經濟強制力就愈大。在此情況下，社會經濟改革的主要任務在于為弱勢者培育力量，以降低經濟強制力的壓迫性；反之，如果所有薪資勞動都被當作“強制賣淫／勞”，出路就只剩下革命。

同理，縱使父權家庭是具高度強制性的社會建制，但吾人仍可以區別較好與較壞的情況。父權家庭的想象和實際，至今對不少人仍具吸引力；甚至，還有很多人認為父權家庭毫無弊病。正因為“同意不全是迷思”，吾人不能禁止人們選擇父權家庭，或禁止婦女在家照顧小孩和老人。

《火花》劇照

在父權社會的歷史上，對妓女和同性戀者的某些極端壓迫，正是以“他們的主觀意志不算數”這類理由行之。（Weeks, 1981; Bartley, 2000; Corbin, 1990）所謂“同意只是迷思”是社會批判的常用修辭，借以凸顯某些社會邏輯的強制性；但在政治道德的基本面上，同意與否非但不只是迷思，且具有高度重要性。如果說賣淫都是強制賣淫，吾人便無從區辨那位12 歲雛妓和萊恩的差異。如果說萊恩也是被強制賣淫，跟那位12 歲雛妓無異，那我們為何更關切后者的處境？

再回到父權家庭與賣淫體制的比較。女性主義者在大力批判父權家庭時，仍不得不容忍或尊重一般人選擇父權家庭的權利。那么，何以選擇父權家庭無罪，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卻非得入罪？

（四）性宰制、性暴力

在性交易課題上，需要區分兩個不同層次的性宰制或性暴力論證。一種論證是：賣淫作為一種社會建制，本身即是一種性宰制甚至性暴力體系；另一種論證是：每一次男嫖女娼的性行為本身，即是男人對女人的性宰制甚至性暴力。前者是社會層面的論證，后者則直指每一次男嫖女娼的性行為本身。

宏觀地看，當前以男嫖女娼為大宗的賣淫體制，的確可以理解為一種父權宰制，且稱得上是一種性／別宰制。從性別平等的視野，在具強制性的社會經濟壓力下賣淫者，確實以女性占絕大多數；故而，賣淫體制或可界定為一種男人對女人的集體性消費、性宰制。再者，即使從性解放的角度，此種主要由弱勢婦女為男嫖客提供性服務的賣淫體制，也嚴重不對。性解放意味更積極的、更不受強制的性自主，而不是目前這種帶有強制性的、種種社會壓抑下的男嫖女娼建制。

然而，賣淫體制的體制性、強制性和性／別宰制面向，也同樣呈現在父權家庭建制。換句話說，對于賣淫體制作為一種性／別宰制系統的批判，亦未必跟除罰化相沖突。

部分激進女性主義者進一步表示：每一次男嫖女娼的性行為本身，都跟“強暴”無分軒輊，都是男人施于女人的性暴力。（A. Dworkin, 1987; 1997）此項說法與麥金農“同意只是迷思”并無二致。但如果此說成立，那遭到強暴的妓女，豈不跟未遭強暴的妓女沒有兩樣？無論從賣淫者的主觀角度，還是從改革賣淫體制的視野，我們都有相當強的理由反對“統統都是性暴力”的說辭。

在“統統都是性暴力”和“同意只是迷思”的思路下，部分論者對“強制賣淫”進行擴大詮釋。例如，在巴里的筆下，幾乎所有涉及賣淫的跨國中介和運送，都屬于“人口販運與強制賣淫”；此種定義或詮釋，強烈暗示所有跨國跨地區賣淫都是強制賣淫。（K. Barry, 1979: ch. 4; 1995: ch. 5）就算部分來臺賣淫的大陸女子是出于自愿，是想要賺快錢，也照樣被歸類為“強制賣淫”。此種定義的問題在于：它使得更值得關切的、類似于那位12 歲雛妓的案例，在“跨國賣淫都是強制賣淫”的印象中隱而不見。（Weitzer, 2007b）

然而，這對于真正被強制賣淫者、被強暴者來說，卻未必是件好事。試想：究竟是宣揚“賣淫無異于強制賣淫”“統統都是性暴力”比較重要，還是援救真正被強制賣淫者、被強暴者比較重要？舉例來說，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就對“強制賣淫”與“性暴力”做出了更嚴格的界定。在該組織發布的“妨礙性自主”報告中，強制賣淫與性暴力正是調查重點，但一般賣淫或性交易則否。

（五）公開宣告女人的性工具地位

按佩特曼（Carole Pateman）的說法，男嫖女娼的性行為本身即是“男性有權宰制女性的公開告示”；男人對女人的性權利／力，連同女人的性工具角色，通過性交易而得到了公開認可。（Pateman, 1983; 1988: 189-218）這個觀點引發了女性主義者之間的激烈論辯。（Shrage, 1989; 1994; Schwarzenbach, 2006; Satz, 2006）

前文提及，巴里原本主張娼嫖皆不罰，但后來主張罰嫖不罰娼。（K. Barry, 1995: 238-239）她對除罰化的憂慮是：如果娼嫖皆不罰，那在象征政治的層面上，是否等于宣告了“強制賣淫有罪，但其他皆可容許”？部分論者援用“滑坡論證”以表達此種憂慮：一旦娼嫖皆不罰，男人難道不會變本加厲，在工作場所也要求女性提供性服務？（S. Anderson, 2002）

針對以上提法，我們不妨追問：合意的成人娼嫖行為不罰，是否一定會強化“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的文化建構？直接禁止性交易（如罰娼、罰嫖或娼嫖皆罰），又真的有助于強化“女人不是男人的性工具”的象征意義嗎？

實際上，佩特曼的說法強烈暗示：男嫖女娼的性交易體制的存在和運行，就已經不斷地“公開宣告”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即使是在直接禁止性交易的社會，由于賣淫體制根深蒂固，佩特曼所謂“男人對女人的性權利／力”早已不斷被公開宣告、公開肯認了。

如此看來，直接禁止性交易的象征作用究竟有多大，應值得更仔細推敲。美國和臺灣地區的經驗顯示，在禁止性交易的表層下，其實是對性交易的高度容忍。在象征層面上，禁止措施象征保障“良家婦女”的社會地位，但它真的肯認了“女人并非男人的性工具”嗎？又真的提升了女性的平等地位嗎？

《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劇照

禁止性交易的社會或文化意義，并不是單一的，更未必象征“女人并非男人的性工具”。賣淫，向來是父權社會與父權家庭的他者；禁止性交易，可能更有助于鞏固父權家庭的性／別宰制邏輯。（Shrage, 1994: ch. 6; Nussbaum, 1999: ch. 11; Diana, 1985: ch. 7）禁止措施如娼嫖皆罰、罰娼不罰嫖、或罰嫖不罰娼，皆可能被解讀為回歸父權家庭、捍衛家庭價值、保障良家婦女等。由于主禁派的主力向來是父權家庭的捍衛者，直接禁止性交易的象征意義究竟何在，實難有定論。在臺灣，絕大多數主禁者都不是以促進性別平等作為理由，而這并非意外。

進一步看，在1999 年以前“娼嫖皆不罰”的瑞典，其女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高出美國或臺灣地區甚多。早于1999 年，瑞典已是兩性平等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娼妓占人口比例最低的先進國之一；然而，這卻不是通過罰娼、罰嫖或娼嫖皆罰而達到的。（Posner, 1992: 132）瑞典經驗暗示：若要壓抑賣淫體制的規模，除了要有一整套促進社會經濟平等、提升女性地位的做法外，亦須促成更自由開放的性文化，和更平等、更多元的家庭或伴侶關系。

對照臺灣地區和瑞典，一項合理的判斷是：成人性交易的除罰化與否，對于女性的社會地位并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促進性別平等、為婦女培育力量的角度，我們應當追問：臺灣長期以來禁止性交易（卻禁不掉），但兩性平等的成績為何？在1999 年以前，瑞典長期“娼嫖皆不罰”，又真的妨礙了性別平等在各個領域的推進嗎？瑞典的啟示或許在于：促進性別平等是項復雜的事業，跟禁或不禁成人性交易的關系不大。臺灣地區的經驗則暗示：直接禁止性交易與否，本身皆不足以動搖“女人是男人的性工具”的父權建構，亦不是促進性別平等的主要途徑。

在此情況下，如果有足夠強的理由和證據顯示“娼嫖皆不罰”有助于改善賣淫婦女的處境，且未必妨礙性別平等的推進，那么，它或許即是值得支持的變革選項。

本文作者 陳宜中，英國劍橋大學博士，任職于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并擔任《思想季刊》與《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編輯委員。研究興趣在當代政治哲學、社會主義思想史、國族主義、當代中國政治思潮。

▼

作者: 陳宜中 出版：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從羅爾斯到沃爾澤，從日常言論到殘酷戰爭

歷史事件的道德復原，當代議題的正義論辯

漢語學界近年來論述正義主題的上佳之作！

林毓生、劉擎、周濂、劉瑜、任劍濤、高全喜、周保松一致推薦

《何為正義》論述的議題從義戰論說到廣島核爆與利比亞戰爭，從社會正義與市場正義到色情權利。這些文章的問題意識相互關聯，共同探討了當代社會中的公共正義問題。

本書起自當代自由主義者對正義概念與視野的分歧，論及羅爾斯、哈耶克、德沃金、沃爾澤等人的公共正義思想觀念，同時深入多項極富爭議的論題，分析其中蘊含的正義議題，并做出具有現實關懷的學理判斷。

編輯|艾珊珊

原標題：《陳宜中｜性交易該不該除罰化？》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