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荷包”，令人直接想到的似乎應該是國庫。其實中國的皇權制度中，皇帝的個人用度與國家財政分離是很早的，漢代有少府負責皇室用度，所仰仗的收入來源，是山林川澤之利。此后的歷代中央王朝也基本延續了皇室收支與國家財政分離的制度，橫向比較歐洲及西亞的中央集權君主，這套財政制度相當高明。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皇室收入如何籌措，與國家財政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與皇權制度是相伴隨的，而且有時對皇權穩定的影響還很大。清作為最后一個帝制王朝，在順治、康熙時期已經確定了定額化原則的國家財政體制，直到太平天國戰前，國家財政都以盡量不增加用度為總體原則。這樣來看，清帝國可能秉持著相當“節儉”的財政原則，事實上，乾隆皇帝就經常這樣自我標榜。但是，如果考慮到有一筆相當巨大的收入在戶部控制之外，這一“節儉”的形象就需要重新考慮了。

賴惠敏教授的新書《乾隆皇帝的荷包》（以下引文僅標頁碼）正是直擊這個隱秘之處。她勾稽出乾隆皇帝最重要的三個皇室收入來源，并說明這些錢的流向，相當程度上刷新了我們對乾隆一朝政治的理解。賴惠敏教授早年師從徐泓教授，研究明代江南的賦役制度，卓有成就。此后轉向研究清代的皇族，多年爬梳清代檔案，用力精勤。如她在后記中所說，因為系統閱讀內務府檔案，才發現皇室的巨額商業收入。尤其是乾隆皇帝，有三個錢袋子來獲得源源不斷的收入，同時維持一個“節儉”的圣君形象。

內務府票

乾隆皇帝的第一個錢袋子，是皇莊（官莊）。清初皇室就在盛京等處設立若干田產，由莊頭管理。這些皇莊的收入多供應當地駐軍及內務府人丁，還未直接流入皇帝的口袋。但乾隆年間曾大量查抄官民家產，直接為內務府所有。作者書中所舉出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承安案。承安本是伊犁錫伯部落領隊大臣，以“玩愒成性”被查抄家產。這其實等于是沒有什么確實的罪名。查抄承安家產使內務府增加近四十一萬畝土地，而內務府本來控制的皇莊土地不過五十多萬畝。

乾隆皇帝第二個也是最著名的錢袋子，是淮揚鹽商。幾十年前徐泓先生有一篇經典論文專論明后期鹽法之變，認為明末以世襲專利特權換取商人的合作，專賣商人則為了確保壟斷權利，一味與官府勾結，報效官吏的需索。這使得當時最重要的商業資本之經營寄生于政治權勢之上不能獨立（徐泓：《明代后期的鹽政改革與商專賣制度的建立》，1978）。清代繼承了這種竭澤而漁的制度，乃至出現總商，庇護特權商業至于其極，而商人的報效大部分進了乾隆皇帝的腰包。乾隆朝內務府來自鹽務收入，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在一百萬到兩百萬之間，約占鹽課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之間。淮揚鹽商由此做大，發展出一時紅肥綠瘦的淮揚文化，從何炳棣先生到王振忠教授，所論很多，不再冗言了。

前年有部還算火熱的電視劇《大清鹽商》，多少也摸到了些門道。張嘉譯飾演的汪總商怎么看都像是汪處長，當他追查鹽務侵吞，步步深入時，發現逼得所有人背鍋的正是他的恩主乾隆皇帝。到了這一步，錢去了哪里，就萬萬問不得了。

《大清鹽商》劇照

乾隆皇帝最后一個不那么引人注意的錢袋子，居然是稅關。稅關的定額稅收全部交解戶部，所以使人容易忽略其稅收盈余的去向。實際上，稅關盈余收入解交內務府，也就變成皇室的收入。各稅關志中經常提及關稅盈余提解內務府，以及內務府核銷關稅盈余的問題，稅關要動用盈余銀兩，還要在內務府核銷。也因此，清代不少稅關監督就出身內務府，如乾隆初任淮安關監督的伊拉齊，正黃旗，以“內務府坐辦堂郎中”身份到任。據說在監督稅關的三年多時間中，“敷政寬和，操行潔白”，甚至還拿出自己的俸祿補貼胥吏，以杜絕他們的貪污（“自捐廉俸，量為優恤”，《續纂淮關統志》卷八）。如此做官，怎么完成上級交代的收稅任務，并且還能不破產敗家，真的值得廣大干部學習。

這類情況在清代的稅關志中記錄不少，由于此前香坂昌紀的研究已經指出，作者在書中似乎未再過多引用。不過她特別指出“稅關監督由內務府包衣出任，他們為孝敬皇帝，撙節個人和稅關的衙門開支，將銀兩解交皇帝……添增這些稅目的過程是官員透過奏折向皇帝請求，并非朝廷官員的協議結果。又因稅關監督均係包衣身份，若發生貪瀆案件，皇帝也采取抄家的手段，將其財產收歸內務府”（111頁）。這一段敘述，已經很能夠令人理解乾隆皇帝統治這個帝國時，在“正大光明”之外的一些奧妙了。

乾隆皇帝每年從關稅獲得的收入，作者估計在六十萬至八十萬兩之間，這筆收入全在戶部的監管之外。不僅如此，被任命為稅關監督的官員，也會因為未達到稅收額度，或者貪瀆，遭到罰俸或查抄家產，這部分收入也進入內務府而非戶部。關稅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都進入內務府（474頁）。

作者考察稅關與皇室收入的關系，重點使用的是《宮中朱批奏折》，我特別注意到她所統計的《各關各年交解內務府盈余數》（118頁）。從中可見，山海關的收入最多，而張家口與殺虎口的記錄則最連續。殺虎口的記錄能夠看到內務府提解關稅盈余也有定額化的趨勢。其提解盈余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均為五千五百兩，從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均為四千兩。因此關稅盈余提解內務府其實仍可視作一種定額包稅制，稅關監督在解交內務府之外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內務府當鋪，其實具有類似的性質。他們以皇權為信用擔保，當然在資本市場中呼風喚雨。這些皇家當鋪的性質，也是所謂發商生息，這是清代官方資本經營的常用手段。這些當鋪的資金來源，除了由內務府撥款外，居然還有資金來自收回八旗經營之當鋪。簡親王德沛經營官營當鋪三座，總資本將近白銀五萬兩，因經營不善關閉，資本被并入內務府。這些股本，本來來自內務府撥給八旗兵丁經營生息銀兩。此外還有查抄官民當鋪的情況，如乾隆十五年查收張廷玉的當鋪一座（171頁），其本金有三萬五千兩，這類當鋪對內務府來說也是相當可觀的收入。

皇帝要在國家財政之外弄一個錢袋子，這不僅是人之常情，也是制度建設的必需。搞到的錢怎么花，差不多也是皇帝的自由，而且，按照作者所描述的，這錢多半花在藏傳佛教上，其苦心也是要維護蒙地與西藏的安定團結，也很大公無私了。但是乾隆收錢的方法，是扶持了一批壟斷型商人。壟斷商人能夠老老實實地報效，當然是因為希圖皇帝的庇護；而他們拿得出那么多銀子，甚且成為素封之家，累代煊赫，當然也因為依賴皇權的庇護，充當皇帝的“白手套”。這其實是一種權力尋租。依靠權力尋租獲得的巨額收入，實在不值得皇帝沾沾自喜，從長遠看，更是經濟的自殺。因此，我很喜歡作者書中所說的一段話，非常值得深思，容我照錄如下：

乾隆皇帝說過：“憶乾隆初年，內務府大臣尚有奏撥部庫銀兩備用之事。今則裁減浮費、厘剔積弊。不特無須奏撥，且每歲將內務府庫銀命撥歸戶部者，動以百萬計。”內務府廣儲司積存銀兩每超過一百萬兩，亦奏報皇帝撥給戶部。由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折檔》等檔案統計，內務府撥戶部銀兩為1590萬兩，乾隆皇帝說的是事實，不過，內務府撥給戶部的百萬銀兩，原本是商人應交給戶部的，皇帝不說這些銀兩的來源，而說內務府撥銀兩給戶部，在歷史上贏得“賦性寬仁”的美名。（475頁）

本書的五、六、七、八章都是談藏傳佛教與乾隆皇帝的關系。就我的理解，這似乎是為了說明“荷包”的另一方面，也就是錢怎么花的問題。不過，第六章《北京寺廟的功能》與全書主題的關系，我始終沒有參透。這一章主要談北京城內的藏傳佛教寺廟，以及附屬的廟會市場。這些所謂“官管寺廟”雖然由內務府管理（302頁），但似乎也看不出他們的廟會收入對內務府非常重要。只是蒙古王公在北京的生意，與這些廟會市場關系緊密，但這似乎也不能與“皇帝的荷包”這一主題直接勾連。

乾隆時代的北京城里似乎喇嘛只會比今天更多。據書中所述，當時北京城中的喇嘛有兩千多位，并引《舊京瑣記》記載“他處僧人即有冶游亦須秘密，都下僧人則公然行之，曾無愧色”（301頁）。這些人真真可稱之為“朝陽區仁波切”了。

作者在著作中描述乾隆與藏傳佛教的關系，主要依賴《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不算檔案的話，這差不多是書中引用最頻繁的史料，書中提及章嘉活佛或章嘉呼圖克圖二十八處，凡提及所依據的史料都是這本傳記。此書中所描繪的乾隆皇帝的形象，與漢文史料大異其趣。例如書中轉引傳記所述，說“乾隆皇帝常穿上喇嘛的朝衣，披著大紅綢的哈達，帶著金質五佛冠，或桃形黃帽，坐在壇臺上靜坐參禪，或講經說法”（279頁）還有引述史料中所說（276頁）：乾隆十年（1745），皇帝修習藏密，向章嘉國師說：“朕欲修習密法，請給我傳授入乘法灌頂，還要把你的本尊神勝樂灌頂法傳授給我。”章嘉為他舉行隆重的灌頂儀式，給乾隆皇帝傳授全部的“勝樂鈴五神”灌頂法。灌頂時，皇帝請章嘉國師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而皇帝自己坐在較低的坐墊上，一直跪到灌頂結束。

從漢文史料中，很少能夠看到乾隆皇帝的這一面，所以作者也評論說：“如此尊崇，令人難以想象。”作為一本傳記，這其中可能也包含弘揚傳主，及弘揚藏傳佛教立場，因而有所夸飾不可避免。但由此也可理解，乾隆皇帝與藏傳佛教的關系之深入，不僅有羈縻蒙、藏的考慮，也包含了個人精神世界的需要。這方面的支出，當然要從自己的“荷包”里出了。

乾隆皇帝佛裝像

本書還有很大的雄心與過去十幾年中火熱的“新清史”有所勾連。第六章討論北京的藏傳佛教寺廟與蒙古王公的關系時，援引羅友枝的研究提出問題，即西黃寺作為喀爾喀蒙古王公朝貢之駐在地，為何成為貿易地點（其實個中道理不難理解，有趣的是作者是綜合不同角度的材料予以證明）。第七章也將“新清史”作為討論對象，她援引了2004年出版的論文集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從中我們當然可以看出這些“新清史”脈絡中的學者認為承德是清帝國政治中的另一個中心，緊密地聯系著蒙、藏。然而，“新清史”在書中似乎僅僅發揮了引子的作用，本來以為這本論文集將成為此后論述中最重要的對話對象，但是在細致地梳理了熱河各個藏傳佛教寺廟的造辦費用之后，這一章的結論轉而討論內務府與戶部財政的關系，對話的對象則變為了劉翠溶與曾小萍。

作為讀者來說，在閱讀本書的五、六、七章時，都容易有迷失之感。這三章都在提問中援引了“新清史”脈絡的研究，似乎要將“新清史”諸學者作為最重要的討論對象。從題材來說，研究藏傳佛教寺廟，也的確容易令人聯想起滿洲與蒙、藏關系，以及清代皇帝的多元身份，這些正是“新清史”研究中相當關注的議題。但是就閱讀中的體會來說，其實這三章更多的內容還是在“算賬”，幫乾隆皇帝計算資助藏傳佛教的支出，以及這筆經費在財政結構中的位置。從研究主題來說，其實這更多還是財政史關心的議題而非“帝國史”所關心的議題。

承德避暑山莊

因此，在我看來，本書重要的貢獻還是揭示內務府收入與戶部收入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對常關稅的梳理，可以從中看到乾隆皇帝利用稅關監督將稅關盈余轉變為皇室收入。使得常關稅兼有國家財政收入與皇室特權收入的性質。稅關監督的問題雖然前人已經了解，但是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

所以就篇章布局來說，本書用超過四章也即一半的篇幅討論藏傳佛教與皇帝的關系，是否足夠扣合本書的主題，值得考量。如果說前四章談關稅、鹽商、皇莊、皇當，都是著眼于皇帝荷包中的錢從哪里來，那么乾隆皇帝這荷包里的銀子，是都花到藏傳佛教上面了嗎？全書中似乎并沒有給一個明確的交代。乾隆皇帝具有多元政治身份，滿洲與蒙、藏具有緊密的政治關系，其中，藏傳佛教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本書后四章中塑造了為藏傳佛教花很多錢的乾隆皇帝的形象，但乾隆皇帝究竟是如何掂量自己的“荷包”的？內務府財政在整個帝國財政的結構中，最重要的意義究竟是滿足皇帝個人所需，還是羈縻蒙、藏的政治性支出？我被這個問題吊起胃口很大，但是始終沒有解惑。

不過，這仍是一本意趣盎然，能夠一氣讀完的著作。作者嫻熟于清代檔案，相當多的史料已經被轉換為敘述性的文字，變成一段段故事，呈現給讀者。凡曾使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進行研究的人都能理解，這需要作者付出相當精力才能做到。我曾看到網上有人評論這本書中數字太多，失于枯燥，其實這些數字計算正是書中最有趣的部分。從眾多表格中，適可窺探乾隆皇帝“正大光明”的賬目（戶部）之外的秘密運作。康熙皇帝所宣稱的“永不加賦”如果可說是這個帝國的“面子”，乾隆皇帝的這些隱性的財政收入與支出，大概正是這個帝國的“里子”。

（本文原題《帝國的“面子”與乾隆的“里子”》，發表于2016年7月24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