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對于國內福柯的讀者來說是頗為令人欣喜的一年，我們似乎是看到了新一波的福柯熱，他的作品和研究的出版遠多于往年，加上著名學者汪民安執導的紀錄片《米歇爾?福柯》也在近日上映，使得福柯在去世30年多后再一次回到讀者中來，在閱讀與觀影之中一飽眼福，重新思考和審視福柯為我們留下來的遺產，學者張一兵更是直接以《回到福柯》為題命名自己的最新研究，相比于1980年代福柯隨西方思潮進入中國時的零星介紹，如今福柯在中國幾乎是無處不在，他的思想滲透到各個學科，哲學、社會學、文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等都有大量福柯的研究者、愛好者，圍繞著他儼然已經形成了“一個學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張一兵，2016）。

新一波福柯熱又來

以今年為例，北京大學出版社出了汪民安主編的三卷本《福柯文選》（《聲名狼藉者的生活》、《什么是批判》、《自我技術》），結集了福柯自六十年代的文學研究到生前的最后一期訪談，更為全面地展示了福柯的思想全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最后一次課程——《說真話的勇氣：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Ⅱ》，這也是福柯生命的最后一課。課程在1984年3月末結束，他隨后在6月份辭世，從而使得這本書顯得更為特殊。福柯在課程中圍繞著“說真話”的主題展開了自己對主體建構問題的思考，在說真話的方式、治理術和自我實踐三者之間建立了有力的銜接。福柯通過思考古希臘“直言”(parrhesia,παρρησ?α)的概念將說真話納入到了一種根本的治理關系之中，即對自我和他人的治理。這本書的出版對于理解福柯晚期的思想尤其是他的真理觀與自我倫理學尤為重要。

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演講是福柯作品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并不是復述已有的著作，而更像是探索未來的著作，福柯的授課更像是在研究，他不斷開拓更多問題化領域，并向將來可能的研究者發出邀請。這些課程的錄音和材料檔案都存放在法國當代出版文獻研究所和法蘭西學院文庫中并陸續整理出版，而中譯本也在及時跟進，目前已經出版的有六本，分別是《主體解釋學》、《安全、領土與人口》、《不正常的人》、《必須保衛社會》、《生命政治的誕生》，此外1972-1973年的課程《懲罰的社會》也即將出版。在既有的這些課程演講中，福柯所展示的諸多問題仍然是當前討論的熱點，如他在1976到1979年三年連續討論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與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問題，在經由當代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的討論后更是在學界綻放異彩。在1980年代之后福柯重回古希臘和羅馬去分析主體與真理的關系、自我的技術等問題，這是福柯思想上的一次重要轉變，也是當下討論福柯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問題。

除了原著的翻譯和出版外，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也不斷涌現，僅重慶大學出版社就有《福柯思想辭典》、《福柯的最后一課：關于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治》、《導讀福柯<性史（第一卷）：認知意志>》三本相關書籍出版。與此同時由汪民安主編的《福柯在中國》也于今年7月份在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2014年11月舉辦的紀念福柯逝世30周年討論會“福柯在中國”的最終成果。書中集結了國內中青年學者針對福柯在政治、哲學、倫理學和藝術等各領域的主張和成果的相關論文，體現了國內學界此時此刻對福柯的特殊理解。圍繞著福柯生命政治的問題，南京大學哲學系張一兵教授重新閱讀了福柯的重要作品，并出版了自己最新的研究《回到福柯：暴力性構序與生命治安的話語構境》，為當下歐洲激進話語中阿甘本、朗西埃、巴迪歐、齊澤克等熱炒的生命政治批判尋找更為直接的學理基礎。此外，還有一本涉及福柯一個頗為有趣主題的研究——“異托邦”，即張錦《福柯的“異托邦”思想研究》也在今年出版，福柯的“異托邦”思想開啟了一種新的空間哲學，它將隱喻、象征、空間、自我等多重主題彌合到一種詩意的空間想象之中，賦予我們一種嶄新的、差異的思考方式。

上面提到只是一部分，還有更多的研究沒有提及，但種種跡象在表明在逝去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福柯并未遠離我們，反而是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1990年代福柯的翻譯出版開始成為文化界重要事件

早在1980年代福柯就已經隨著西方思潮的引進進入中國，1984年6月福柯去世，3個月后《國外社會科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法國哲學家福柯逝世》，之后有越來越多介紹性的文章開始出現在這一期刊上，所談論的主題主要圍繞著權力、話語、瘋癲、知識考古等，現在看來這些文章大多粗糙簡略并存在諸多誤解，但在當時卻為思想界帶來諸多震驚，現在活躍的福柯研究者都會提到初讀福柯時的震驚和刺激，這幾乎是每一個福柯讀者初讀其作品的體驗。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福柯的作品開始在國內出版，當時能看到的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瘋癲與文明》和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性史》，學者汪民安在提到后者時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福柯的《性史》在書店里經常被擺在醫學和健康的分類柜臺中，在性知識匱乏的背景下，很多年輕人在獵奇心理驅動下或是指望它成為科普指南把它買回家，回頭看的時候發現內容晦澀，不知所云，沒有任何性的指南，便大呼上當隨后把這本書當廢品處理，以至于到后來這本書經常出現在中國大中城市的圖書地攤兒上，畢竟這本《性史》當時就已經印了10萬冊。這個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插曲恰恰能夠反映當時無論是思想界還是日常生活中都缺乏對性、瘋癲、疾病、同性戀等異常主題的關注，而福柯在國內的走紅也帶上了一種知識社會學的特征，更多的人開始關注福柯。

1990年代福柯的翻譯出版開始成為文化界重要事件，包亞明編選的《福柯訪談錄》與杜小真編選的《福柯集》涵蓋了福柯重要的文章，1999年三聯書店同時推出了福柯的《瘋癲與文明》、《規訓與懲罰》、《知識考古學》，一時洛陽紙貴，為公眾所關注，討論福柯的文章如雨后春筍，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去討論福柯。尤為一提的是當年活躍在北大校園內的自發性學術團體，其中“福柯小組”頗有名氣，它由北大哲學系的李猛組織，從1996年開始便一起研讀《福柯文選》，參與者還有李康、渠敬東、應星、趙曉力、強世功、吳飛、楊立華、張旭等等，在讀書小組的閱讀、翻譯、討論中，他們翻譯了上百萬字的《福柯文選》，其中包括福柯140多篇重要演講和論文，并交付三聯書店出版，遺憾地是本書一直未見付梓，但他們所引領的風氣確實也反映了那個時代學界的一種精神氛圍和思想走向。（張旭，2014）進入2000年之后福柯的重要作品陸續在國內出版，《詞與物》、《臨床醫學的產生》、《古典時代的瘋狂史》、《性經驗史》等相繼出現在市面上，如果說八九十年代對于福柯還只是零星的介紹，那進入2000年的十年則是開始了對福柯系統性的研究，大量的期刊論文、碩博論文、學術專著開始以福柯為中心展開，在之后對福柯的關注有所下降，而到現在隨著福柯作品的進一步引入，學者們的反思與重新審讀，更多學術新生力量的加入，對福柯的關注度明顯又有所上升，當然或許更為重要的原因是福柯所討論的問題仍然與當下現實保持密切的聯系，仍以治理術與生命政治為例，在當下時代治理問題不單單是中國面臨，這是個全球性的問題，如何在國家內部秩序和國家力量增長之間，建立一種動態的但仍然是穩定和可控制的關系仍然是值得繼續思考的問題，而歐洲目前面臨的移民問題、穆斯林的問題等進一步將生命政治的問題突顯了出來，尤其是在穆斯林極端勢力擴張的背景下如何處理移民的人權問題、融合問題等等，這同時也對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戰，而回到中國語境，我們會發現我們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相比于其他國家我們的治理問題可能更為突出，城鄉矛盾、農民工權力、人口流動、國家與地方、權力的問題等等都值得我們去思考。

因此從1980年代福柯的引入到現在，對他關注的變化其實是回應了現實性的需求。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福柯與其他同時引進西方思想家用一種創造性的力量承擔了啟蒙的人物，他們所帶來的刺激與震驚打破了此前僵化而貧乏的思想體制，閱讀并接受福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一樣的視野去看待西方，并反觀自身，而今天我們更應該將這樣一種反思用于中國的現實性問題上來，這或許是福柯留下的最大的遺產，也需要我們不斷去重新反思、閱讀福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希望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去關注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