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警民關系史上晦暗的一頁

2016年的7月注定將成為美國警民關系史上晦暗的一頁。7月17日，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Baton Rouge）市發生的襲警案造成3名警察死亡和3名警察受傷，又一次震驚了美國和全球。襲警者為29歲的非裔美國海軍退伍軍人Gavin Lone，他曾參與伊拉克戰爭并獲得“品行優良獎章”（Award for Good Conduct）等榮譽，他在社交網站上呼吁用流血而不是游行的方式來抗議警察對少數族裔的不公正和暴力執法。而就在十天前的7月7日，一名25歲曾參與阿富汗戰爭的非裔退伍軍人Micah Xavier Johnson在達拉斯槍殺了5名警察。

這兩起血腥的襲警案都被認為是對7月初警察槍擊黑人的報復行為。7月5日和7月6日，兩名非裔美國人Alton Sterling和Philando Castile分別在路易斯安那的巴吞魯日市和明尼蘇達的圣保羅市被當地警察擊斃，迅速引發了全國性的游行抗議，反對針對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的暴力執法。從7月5日到7月16日的11天內，美國至少70個城市進行了98次游行，反對警察暴力執法，呼吁關注少數族裔民權。

破窗理論與零容忍原則的困境

少數族裔（尤其是非裔）與警察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美國社會治理中的一個敏感領域。這與美國警察一直以來對少數族裔的強硬執法方式有密切聯系。里根和布什政府反復強調通過強硬執法、強制性懲罰來減少犯罪，盡管一些數據表明總體來說，這種相關性并不存在 （注釋1）。

警察強硬執法的邏輯起點和理論依據是James Q. Wilson和George Kelling于1982年提出的“破窗理論”。該理論認為對微小違法行為的縱容會引發更為嚴重和成片的犯罪行為，因此要將微小違法行為扼殺在搖籃之中。因此，執警方式應從“反應型”轉為“先發制人型”。紐約前警察局長William J. Bratton是這種理論的忠實支持者，他在紐約市推動的改革方案十分明確，即：對于輕微犯罪行為的果斷干預與執法，對于街頭行為可疑或可能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的人，通過攔截搜身(stop and frisk)（以確認是否攜帶槍支或走私品）和詢問等方式來減輕治安威脅，并為其他案件提供線索。

從數字上看，改革后紐約市的犯罪率連年持續降低，先發制人和零容忍的執法原則也為越來越多的美國城市所接受和采納，它激勵基層警察對特定人群采用較為嚴酷的手段，以排除治安隱患，寧錯抓甚至錯殺也不錯放。但社會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從2004年1月到2012年6月，紐約市警察局有記錄的街頭攔截總計440萬次，其中2011年最高，達686000次，其中一半伴隨搜身巡查武器，12%會最終導致逮捕和傳訊，但絕大部分都只涉及微小過失及違法。暫且不論是否每次攔截都符合憲法第四修正案，簡單粗暴的執法帶給市民的羞辱感、緊張和不便以及零容忍式的處理方式給執法對象及其家庭、社區的造成的傷害都在集聚著新的社會矛盾。

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則是這種執法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從數據來看，美國被監禁人數從1980年的50萬人增長到2014年的220萬（美國人口雖然只占全球人口的5%，但在押人數卻占到全球監獄人口的25%左右），這其中非裔受關押人數大約為100萬人（而非裔美國人僅占全美人口的13%），非裔美國人監禁率是白人的六倍。2001年，大約每六位非裔男性中就有一位曾被監禁（注釋2） 。而非裔青少年被拘留、司法赦免的比例更是不容樂觀。美國食用毒品的白人大約是黑人的五倍，但因毒品被送入監獄的黑人比例卻是白人的10倍。在這種情形下，大多非裔男性難以進行長期的人際建設、尋求穩定工作和進行正常的生活，加之代際的傳遞，少數族裔社區的繁榮幾乎成為幻影，社會矛盾也在不斷積聚。槍殺警察進行報復的方式可以被視為這種矛盾的突出表現。

新的改革思路：民權保護和社會治安的平衡之道

不難發現，從2014年的Garner案、Ferguson案導致紐約市2名警察（Rafael Ramos和Wenjian Liu）被報復性槍殺，到此輪事件的8名警察喪命，一種以暴易暴，以不公正對抗不公正的惡性循環的模式正在形成。這可能會嚴重侵蝕美國社會的民主和團結。美國社會不得不反思警察執法，尤其是對少數族裔人群的執法方式和理念。奧巴馬總統在2014年就成立了21世紀警務工作特別小組，嘗試通過試驗新做法并撰寫報告和建議等方式對全美各地的警察執法和制度改革給予指導和幫助，諸如聯系社區導向的警察制度改革、問題解決型警察制度改革、L.E.E.D模式（Listen and Explain with Equity and Dignity，平等而有尊嚴地被傾聽和解釋）、實驗主義治理等模式也在美國各地開展改革試點。

這些改革雖然側重點各不相同，從內部來看其要求對待執法對象被公正和有尊嚴地對待，而從外部來看這些改革都旨在幫助而不是懲戒那些犯了錯誤的弱勢群體，即，從更本質的問題產生的原因入手，試圖通過解決或緩解弱勢群體的生活困境來降低社會犯罪率。它們往往以一種“反外科手術式”的綜合改革，包含和其他公共部門合作以提供解決辦法和更好的福利，從而抑制犯罪滋生的土壤。通過建立欣欣向榮的社區，而不是旨在消滅任何可能的敵對力量來改善治安。不過，美國有約18000個警察機構，改革似乎難以一蹴而就。但如何在民權保護（尤其是少數族裔的民權保護）和社會治安之間找到一種微妙的平衡，不僅是擺在美國社會面前的迫切任務，也是全球性的公共治理的重大課題。

注釋：

1.eg.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anel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ntrol of Violent Behavior; William P Barr, The case for more incarceration

2.NACCP website，http://www.naacp.org/pages/criminal-justice-fact-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