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匈牙利老人的過世，在中國的經濟學界掀起了不小的波瀾。

當地時間10月18日，匈牙利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去世，享年93歲。雅諾什·科爾奈是世界經濟學界大師級人物、社會主義經濟的深入研究者，他曾多次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對如何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提出了改革理論。可以說，他的學術生涯與體制改革緊緊相聯。

曾參與了“巴山輪”會議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已啟動改革開放，科爾奈的思想正是在此時傳入中國。短缺經濟、投資饑渴癥、擴張沖動、父愛主義、軟預算約束……他對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描述詞匯引起了中國學人的注意。

“年齡超過40歲的經濟學家應該都知道這本書。”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永欽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

王永欽說的這本書是科爾奈的代表作之一《短缺經濟學》。

“這本書出版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大家也是覺得中國是短缺經濟，就是感覺什么都缺，什么都不夠用。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當時中國很多人穿的衣服只有藍色等少數顏色。科爾奈就觀察到計劃經濟時都有這個特點，他追根溯源找到了‘軟預算約束’這個概念來解釋計劃經濟中的這一現象。”王永欽說道。

早在1956年，科爾奈就撰寫了《經濟學管理的過度集中化》。這是世界上第一部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深入分析和批判蘇聯式計劃經濟的學術著作。這部著作受到了東西方經濟學家高度重視，因為它分析了計劃經濟體制內部的嚴重問題。

最早接觸科爾奈的中國學者是吳敬璉。1981年，51歲的吳敬璉前往雅典參加國際經濟學會的圓桌會議。在這個會議上，他見到了來自匈牙利的科爾奈。科爾奈在這次演講中闡述了自已的觀點——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里，將必然出現短缺現象。吳敬璉不僅對科爾奈頓生“一見如故”之感，也把他的思想和觀點分享給了其他中國學者。

1985年8月份，科爾奈和夫人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坐上了前往重慶的一艘游輪，參與了“巴山輪”會議。當時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參與制定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人物，很多當時的參會者并沒有意識到，“巴山輪”會議后來成為了中國改革史上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 

1985年9月2日-8日，中外30多位經濟學家共同乘坐一艘從武漢開往重慶的郵輪“巴山號”，在輪船上召開了“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也就是后來所說的“巴山輪會議”。其中中方最年長的經濟學家是薛暮橋先生，時年81歲。最年輕的參會者是現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時年29歲。巴山輪會議是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一共討論了七八個議題，討論的議題包括：經濟體制改革需要什么樣的條件？改革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推進？

《短缺經濟學》 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科爾奈曾經歷在匈牙利進行的局部的經濟改革，這使得他的發言能針對更基本的改革方式問題，也就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辦法會有幾種，哪種更可行。他的分析對當時的中國經濟學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短缺經濟學》一書更是使他在中國名聲大噪。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黃少卿向澎湃新聞表示，上世紀80年代，《短缺經濟學》剛剛被引入中國，大家紛紛讀科爾奈的書，討論他的觀點，用他的理論分析中國的改革現象和存在的問題。不過到了上世紀90年代，科爾奈教授對中國經濟學的影響就急劇的降溫了。

“事實上，我們這代人基本上就很少有人再讀他的書了。我認為科爾奈教授迅速被中國的學者遺忘，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中國經濟一直順風順水，很多人認為我們已經走上了一條規范的市場化道路，對于傳統計劃體制的分析就顯得不再重要了。但事實上科爾奈教授和其他學者相比，不但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也受到了很好的數理訓練。他更重要的價值取向在于對普世價值的堅持上來進行社會科學研究，這一點是很難能可貴的，也充分體現在他的自傳《思想的力量》當中。”

在推薦《思想的力量》一書時，作為科爾奈在哈佛大學的門生，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許成鋼曾說，“作為匈牙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創建者、改革者及批判者，全世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先驅，在經濟思想史中獨樹一幟的理論家，雅諾什·科爾奈的回憶錄《思想的力量》以人格化的角度、大師的高度、學者的深度揭示了經濟改革、體制轉軌、制度變遷的過程及規律。科爾奈是唯一在新古典、新制度，在計劃、改革、轉軌等方面同時作出過開創性貢獻的經濟學家。此書是集制度變遷及經濟學思想史為一身的經典。”

2009年，央廣中國之聲的一位記者采訪了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記者在采訪手記里寫道：“這似乎不是央行行長而是一位教授的辦公室，正中間并不寬大的辦公桌，最右邊一摞材料上放著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的大作《思想的力量》，書頁折了印痕，表明他正在看。”

《思想的力量》

穿透時代的思想

科爾奈出身于猶太家庭，他的家人在二戰期間喪生于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而他本人正是從大屠殺中逃生出來的。因為有這樣的經歷，他在蘇聯紅軍解放匈牙利之后，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強烈地信仰共產主義。但隨著1956年的匈牙利改革被蘇聯鎮壓，他的思想也逐漸改變，開始反思計劃經濟的弊端。

許成鋼將“短缺經濟學”評價為科爾奈的一個重大的經濟學突破——《短缺經濟學》這部著作有兩個最重要的內容，第一就是提出了“軟預算約束”的問題。這是一個在經濟學中具有最基本影響的問題，幫我們認清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許多基本問題。第二是從軟預算約束問題推論出短缺經濟的現象。這中間還有若干步驟。其中重要的一步是所謂的“投資饑渴癥”。所有這些現象，從軟預算約束到“投資饑渴癥”，再到短缺現象，都是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的中國大量存在的。《短缺經濟學》討論的軟預算約束、短缺經濟、投資饑渴癥問題，都遠遠超出了學術著作的范疇，這些問題的提出和分析都是基于他對匈牙利和東歐經濟改革的觀察。

1968年，匈牙利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一個進行了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國家。科爾奈正是這場舉世矚目的改革的設計者和策劃人，在這場改革中，匈牙利經濟改革全面放棄了計劃經濟。但是在1968年匈牙利經濟體制改革后的十幾年里，科爾奈觀察到，放棄中央計劃之后，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并沒有向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那樣運作。大量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導致投資饑渴癥等問題，經濟短缺的現象完全沒有改善。在《短缺經濟學》之后，科爾奈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就是《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許成鋼認為，這部著作總結了他前半生的研究成果。

黃少卿認為，科爾奈對于社會主義體制不僅有非常系統的研究和分析，而且有著深遠的影響。最著名的當然是他的《短缺經濟學》，但是更加體系化的分析，則體現在他那本《社會主義體制》這本巨著當中。他的分析的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指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問題，不是計算的錯誤，不是計劃者個人的失誤，也不是偶然因素，本質上就是體制問題，是這個體制所產生的對人的行為的影響上。

“比如預算軟約束這個概念，就是強調當政府想要對于經濟活動擁有絕對意義上的掌控權時，其實未必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國有企業經理人員會隱藏信息，從而提出計劃者不了解的要求，不斷地突破計劃者給企業的預算撥款，導致的結果就是效率不會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在資源有限的背景下，最終的結果就是短缺。因為計劃者對企業經理人員的要求而不得已或者說必然要去呵護的這種心態，科爾奈稱之為‘父愛主義’，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計劃體制的運行無法持續運轉。”

《社會主義體制》

黃少卿表示，這種對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制度性分析，后來也被他稱為制度范式，是非常深刻的，表明社會主義經濟如果不放棄計劃，轉向市場經濟，是不可能會取得真正的改革成效的，而且這樣的改革也不能夠是一種天真的、通過休克療法一夜之間就能夠完成的。

王永欽向澎湃新聞介紹，軟預算約束問題在當前的一個表現就是中國所存在的政府隱性擔保，其實隱含著的就是政府在背后兜底，這會扭曲金融市場的定價，會對金融市場和資源配置產生不利影響。

許成鋼還將軟預算約束這個概念延申到了資本主義世界——因為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和深度遠遠超過了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也都基本存在的問題。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里，人們不熟悉這個概念，忽略了這個問題，因此導致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一次又一次產生嚴重的問題，導致一再爆發金融危機。

許成鋼回憶，科爾奈非常鼓勵這一研究思路。他在生前也很快就寫了一篇，討論資本主義世界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尤其是在金融危機里的問題，曾經送到《經濟學家》雜志。但是西方的主流媒體看不到這篇文章的價值，被退稿了；這篇文章的中文稿后來發表在中信出版的《比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