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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王安石︱荊公詩舉隅:一句之煉與水上之思

管琴(《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
2021-12-19 10:28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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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華誕。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的爭議似乎從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偉人”還是招致“靖康之禍”的禍首?他給后世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產,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后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了厘清上述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千年王安石”專題,邀請多位宋史學者從政治、文學、哲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王荊公的面貌,以饗讀者。

政治身份的王荊公最為有名,詩人身份其次。不過歷史上對荊公詩人身份的肯定向來比前者為多。關于荊公詩,前人眾說紜紜。其中或尚有可發明之處,于此聊陳一二。

荊公性情執拗,世所共知。才性與執拗體現在詩歌中,一是詩歌內容會導向唯有詩人本人能置足之地,二是處處可見文字經過安排的訓練有素。

顧隨為放翁辯護,講放翁雖不是偉大詩人,卻是真實詩人,因他能夠忠于自己的感情。其實優秀的詩人大多如是,荊公亦然。拗之不掩飾,也是忠于感情之一種,荊公雖拗,并不戇,或者蠻。《燕侍郎山水》:“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予。”為徐俯所欣賞,其中就有拗勁,并見文人氣骨。

荊公詩多在支分條布上,顯出與他人徑庭之意。他常有一句之煉。一句是相對兩句而言,非煉全部,而煉其半。倘若一句用尋常體格,另一句則用心安排,這樣能在穩定中有所突破。七律因工于對仗,此種特點尤盛。《上西垣舍人》:“討論潤色今為美,學問文章老更醇。”后一句無論“學問文章”,還是“老更醇”,表達均屬常見,而介甫以“今為美”對“老更醇”,“討論潤色”對“學問文章”,既貼切,與慣常用法又略有不同。荊公善于打亂語言組合的慣性,不過不至顛覆,整體還是以流暢的詩歌調性為基準,審美上不作偏激的游離。《次韻張唐公馬上》頷聯“病來氣弱歸宜早,偷取官多責恐深”,也是前句平常,后句振起。《次韻酬吳彥珍見寄二首》其二:“白日憶君聊遠望,青林嗟我似逃虛。”前句語序如常,后句“逃虛”則用《莊子》意,陡起而意新。再如《次韻酬宋玘六首》其五,“遙思故國歸來日,留滯新恩已去年”,以“留滯”對“遙思”,襯托不同境況,“留滯新恩”,亦自帶況味。字面令人目光停留處,即是不同尋常處。另如《偶成二首》其二:“年光斷送朱顏老,世事栽培白發生。”前一句的“年光斷送”屬常見句法,“載培”與“世事”連用,則趨新警。世事已頗費人意,白發漸生卻使人心灰,字與字的排接之間,流露人生的況味。

王若虛稱贊“兩山排闥送青來”中的“排闥”,“讀之不覺其詭異”。他另舉山谷“青州從事斬關來”“殘暑已促裝”句,稱此種就“令人駭愕”。荊公并不試圖斬斷詩歌意脈,也無意生造字詞聳人耳目。一句之煉以外,還有正常的結構相承接。“排闥”之類,對仗甚工,卻不知從何處拈來,顯得像是透網之鱗。

據宋人詩話載,荊公論子美“無人覺來往”,“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赴”字大好。論字是詩人習氣,荊公對字當更為敏感。“無人”“來往”“暝色”“春愁”幾字,中間若不是“覺”“赴”連接,很容易就一筆帶過了。王安石《即事六首》其六:“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試想這兩句如果不是用了“蔽”與“疑”,那么關于時間的“蜉蝣”“朝夕”“蟪蛄”“春秋”等字眼,亦不會令讀者的眼光多作停留。最無知無覺的蟪蛄也會陡起春秋之思,才是突破一般感時之作的奇異之筆。

提點江東刑獄任上,他寫詩給孫覺。“區區隨傳換冬春,夜半懸崖托此身”。(《度麾嶺寄莘老》)起句劈空切入,“夜半懸崖托此身”,寫出夜行險境。“托”字,險中見出勇猛,又莽然。“陶令清身托酒徒”,(《狄梁公陶淵明俱為彭澤令至今有廟在焉刁景純作詩見示繼以一篇》)同樣用“托”字,表示無拘檢,見出不一樣的陶潛。宋人尊陶、和陶甚多,大概還沒有這樣寫過陶潛的。

王若虛“不覺其詭異”的贊嘆,說明荊公詩的一種好處是,出常亦可妥貼,亦可自適。如果全以傳統組織詩作,那么未免乏味,尤其律詩。句句無意外固不佳,句句新奇、發風動氣亦令人目累。傳統中有所更迭,方能進入理想之境。荊公擅長別創一路,如有一句相對平緩,則有一句有所振起。此等振起,并不是要偏離整體審美,全篇仍在同一詩歌基準線上躍動。這樣,我們在閱讀時,感覺它既屬于我們熟悉的脈絡,同時也有些部分“猶如人的雙腳從未踏上過的陌生的地方”。(舍斯托夫《莎士比亞及其批評者勃蘭兌斯》)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稱,王安石襲用李白詩句“白發三千丈”,變作“繰成白發三千丈”,何文煥指為大謬,“發豈可繰?”實則這里也是介甫刻意出新處。《木末》詩亦用“繰成”,“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云稻正青”。李壁評:“如畫兩疊。”介甫不喜太白詩,太白說“天臺四萬八千丈”,他特意糾正說:“天臺一萬八千丈。”(《送僧游天臺》)較真實在較得明顯。馬一浮講“立心不容有纖毫夾雜,對人不能有些微遷就”,(《與張立民》)或可形容荊公做人與寫詩的心態。詩人不但忠于自己的感情,忠于自己的想象,也忠于知識與常識的矯正。王安石有好爭短長之名,瑣屑處亦見其不能遷就之意。

中國詩的排列組合,往往寫到上句,下句就會自然浮現,特別是對一位以集句擅長的詩人來說,可資的詩歌資源實在太多。高妙之詩人,往往自由擇取他認為確切的內容,同時力避手熟。納博科夫對寫作者的創造力有過形象的評論:

作者對這攤雜亂無章的東西大喝一聲:“開始!”霎時只見整個世界在開始發光、熔化,又重新組合,不僅僅是外表,就連每一粒原子都經過了重新組合。(《文學講稿》)

詩人組織一首詩的語言時亦是如此。寫一首詩,像是對一切散亂的語言材料進行了重新組合。詩的完成,是由雜亂進階而成的魔法,也呈現出內在世界發光的結果。

荊公詩狀物寫景之清雅,還在于敘述角度的新異,這在宋人中獨樹一格。

許彥周早已觀察到,“荊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荊公善寫水、寫影,也善寫流動。北宋詞善寫影,研究者已有注意。寫什么不重要,全在于如何寫。寫影,本來容易寫得輕淺。而荊公寫杏花是“俯窺嬌饒杏,未覺身勝影”,相比宋詞常見寫影,手段似更勝一籌。據陳師道說,介甫謂張先“云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澹月云去來”,想是大概后者不那么寫實,景物也不是呆呆地羅列。不單是水中之影,其他的水中視角也令他感到興致盎然。像上詩寫到俯窺嬌杏的動作,全無軟媚,自有風韻與容光。王安石欣賞蘇軾的“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蘇軾這兩句寫江面,像是浮于半空。萬事無根如浮,似能撼動一切,這是荊公欣賞的詩境。他自己的“鐘山石城已寂寞,只見江水云端來”,(《和王微之登高齋三首》其二)循太白《金陵》詩意,是出于同一機杼的反復創作。

雪天的景物尤能引發他的興趣。“開門望鐘山,松石皓相映”,(《己未耿天騭著作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作此詩寄天騭》)李壁注:“宋文帝登鐘山,蕭思話坐盤石彈琴,帝賜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鐘山詩寫到松石常見,但專寫大雪天場景,松石此等堅實之物竟如水中物之明潔,這是荊公專有的興致。

視角也往往在水上,如被黃庭堅稱賞的《法云》:

法云但見脊,細路埋桑麻。扶輿渡燄水,窈窕一川花。一川花好泉亦好,初晴漲綠深于草。汲泉養之花不老,花底幽人自衰槁。

汲泉養花,花底有為花傾倒的幽人,但幽人卻比花更易于枯槁。荊公善寫水與水中之植,寫得掩映相生,有六朝與晚唐風格,卻毫無靡態。

《步月二首》其二:

蹋月看流水,水明蕩搖月。草木已華滋,山川復清發。褰裳伏檻處,綠凈數毛發。誰能挽姮娥,俯濯凌波襪。

綠凈可數毛發,形容婉妙。人在綠中,而為凈綠所陶醉。有些是想象中的,有些則是實見;打并一處,迷離惝恍。

介甫詩中的植物與掬水之主體往往都是流動的。《新花》寫“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汲是動作,取慰乃是含情之抽象動作,流動之狀態從水指向具體之人。《贈彭器資》“我挹其清久未竭,復得縱觀于波瀾”,其中包括有流動的水,以及為水的流動所吸引的人。《散發一扁舟》中的“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歷來為人所傳頌。意象明潔,遠紹十九首之意脈。錢鍾書謂:“拜倫詩稱美人:‘發色增深一絲,容光減褪一忽,風韻便半失。’與宋玉手眼相類,均欲示恰到好處,無纖芥微塵之憾。”荊公從水中著眼,專寫天上地下流動之芳韻,以及無限之幽人幽懷,呈現的恰好之處與之相似。《移桃花示俞秀老》:“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舠。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際仿佛秦人逃。”《秋夜泛舟》:“的礫荷上珠,俯映疏星搖。”目光是向下的,萬象搖曳于水上,一切平靜下來又還是一整體。《歲晚》中的“俯窺憐凈綠,小立佇幽香”,也是寫水上之花與香氣,感受它們的是詩人本人,也是極安靜的欣賞者。“俯觀”“俯臨”“俯視”等本為魏晉六朝詩常用。不僅是“俯”,荊公還善用“臥”。《北山》之“刳木為舟數丈余,臥看風月映芙蕖”,顯出逸人之態。而且在詩人的筆下,天上也如水面一般,“天低紺滑風靜止,月澹星渟尤可喜”。(《我所思寄黃吉甫》)將水、植物、星象、自然之香氣等融在一處運思寫意,背后則是別有幽懷的詩人。虛實之間,足見上乘。

糅合感官、物象、空間、時光,虛實起結形起的影像,為荊公詩擅長,尤其在他的五古、絕句中,往往用得如刃發硎。他的《彎碕》詩寫到杜甫:“永懷少陵詩,菱葉凈如拭。”在宋人對杜甫的贊美中,我們大概很少見到從這樣的角度,憶及杜甫也是在水上。杜甫詩“菱葉荷花凈如拭”的明凈典雅,是“懷”的具體促發。《自喻》一詩,亦以水邊之竹和水中之菱起興:“岸涼竹娟娟,水凈菱帖帖。”明凈如菱葉,可視作詩人心境的自況。你不能不說他對少陵在那一刻,有真摯的理解與溝通。

荊公晚年詩為何能“脫去世故”,(陳巖肖語)似乎不難回答。長避鐘山,遺遠世榮,繁華略盡,已是詩人歸宿。處山水之間,不再日與外物為角,清氣漸漸涌上來了。荊公晚年心境,在當時大概頗令人揣測,《偶書》一詩云“每逢車馬便驚猜”,《侯鯖錄》舉此句為證,猜測介甫“暮年猶望朝廷召用”,這大概是著于皮相的過度解讀。

后世詩評家或指出介甫有學子美處,言其五言得子美句法。若論二人之比較,子美平生“嫉惡懷剛腸”,(《壯游》)荊公自然也有一段剛腸不能釋去。子美造次不忘君,愈老詩愈峭拔;荊公則愈老愈清。若論荊公人生際遇之特殊,實為幾百年間罕見,卻不會如子美,道有“朱紱負平生”。(《獨坐》)以彼之氣傲,絕不至作此語。子美于世亂衰變有切身之感,自云“扁舟空老去,無補圣明朝”。(《野望》)荊公既脫去世故,誓不再返,詩中也少見形容往昔。論及往事,至多是“紅葵紫莧復滿眼,往事無跡難追尋”之類,(《光宅寺》)這里沉思的還并非自己的往事,不多予人懷想空間。

顧隨說詩:“生的色彩濃厚、鮮明、生動,在古體詩當推陶公、曹公,近體詩則老杜。”老杜“生”的色彩,體現為對諸事安排與形容的濃烈。荊公性情雖拗,根株卻厚。換種角度看,拗也是一種“生”之濃烈,只是偏于負面。荊公能識“生”的趣味,《?溪詩話》稱荊公愛眉山“冰下寒魚漸可叉”,此是一種生活趣味。《邀望之過我廬》謂:“知子有仁心,不忍鉤我魚。……豈魚有此樂,而我與子無?”他并非像杜甫那樣由熱誠、仁厚而樸拙,而是顯得更拗。這方面雖然有學杜的一面,但他有些古體寫得實不如杜甫。比如《白鶴吟示覺海元公》:“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質已足夠質,卻顯得不夠生拙。如果是杜甫來寫,想必“生”的色彩會更濃烈,比如與之類似的、同樣用樂府古體所寫的《杜鵑》,就好很多。吉川幸次郎說王安石之詩“如其人品如其政治,有吹毛求疵的潔癖”,實在見解透徹。王安石之“潔癖”,于詩體現尤多,而其不足之處,也在于略顯“吹毛求疵”。

荊公詩“生”之濃烈,或體現為氣度清越,別有幽懷。《晚春》詩:“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斜倚屏風搔首坐,滿簪華發一床書。”風度清勝。潔僻不免生冷,而贈人之作的深摯卻多少能淡化這種冷感。《謝微之見過》:“唯有微之來訪舊,天寒幾夕擁山爐。”情意雅切。與舊友相會,只是淡淡一句“天寒幾夕擁山爐”,情感已自覺脫去一層濃烈。《夢黃吉甫》:“西城薺花時,落魄隨兩槳。歲晚洲渚凈,水消煙渺莽。躊躇壁上字,期我無乃尪。”李壁概言此詩“皆情鐘之語”。吳喬評論《送喬執中秀才歸高郵》,感慨“介甫一生傲慢,如此詩一何溫藹也”。荊公性格剛烈自傲,懷人、贈人之作卻倜儻而不失溫藹,同樣是荊公本色。雖然自言“此身已是一枯株”,(《謝微之見過》)晚歲詩歌中卻少露頹唐,亦無枯冷之感。反而清氣粹滿,剛腸亦化為繞指柔。

不可解者,清人劉寶書作《詩家位業圖》,將介甫安于“苦行”詩人一列。同列其中者,唐有郊、島,北宋則有梅堯臣、陳師道、葉夢得。不知劉寶書的印象從何而來。郊、島寒儉,為苦吟鼻祖,以詩窮至死。列上介甫大概是因為拗折。但介甫于詩歌其實是最不喜“苦行”的。賈島詩句“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看似也拗,但泛觀荊公詩,實不會有知音不賞之嘆。后人或謂其詩學“二謝”“三謝”,諸謝怎會是苦行呢?此為不可解。

王安石深不樂詩賦取士,人所共知。熙寧年間罷詩賦,取經義,固然有許多基于思想見解、以及現實政治考慮的解釋,而王安石本人對詩賦有極高的感悟與掌握,卻于特擅之事物不以為貴,足見其兀傲。只有才子能棄去一切,一切不屑為。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評論但丁:“作為詩人和個人,但丁的突出特點是傲氣而非謙遜,原創而非守成,豐富或有活力而非節制。”其實這三種特點多為才子專屬。王安石之擅集句,實在已到詩歌之極致,技巧方面既見頂,態度亦顯出殊不為意。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司馬光不愿接受。神宗說:“卿有文學,何辭為?”司馬光曰:“臣不能為四六。”看似謙稱,實乃自覺四六為壯夫不為。非不會,不為也。對于有大抱負的政事家而言,需要突出與重視之物是有限的,故能審于輕重特別重要。

王安石不喜詩,卻能為之,至少王安石比司馬光更喜吟詩,王安石之于詩比司馬光之于四六則更為擅長。所謂“一個有藝術才華的人一生中最大的幸運,莫過于當他找到一種表現特定主題的藝術形式,能在其中融合他自己的各種天賦”。(茨威格《鹿特丹的伊拉斯謨》)詩歌并非王安石唯一擅長的文體,當然他也不會覺得寫詩是他的幸運,幸運的還是后世的讀者。

嚴滄浪形容荊公集句《胡笳十八拍》,“如蔡文姬肺肝間流出”。前人之詩句典故,字詞之排列組織了然,豈止是從肺肝間流出,簡直是肺肝如揭。張戒批評他“只知巧語之為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王安石固不會用拙,但巧也不算得十分巧,有時只是構思之巧,或者詩歌語言偏向某一向度而已。其實筆者覺得較為重要的一點是,他的巧并無自得之意。由此可以想到,荊公不會提煉詩法,北宋“奪胎”“換骨”這類技法提煉,絕不會為荊公所提出。他大概是最不會傳授技法的一類詩人。

荊公才高,為詩人之一面,亦富有感情。此種感情并不顯得濃烈,而以清氣勝。古體比興深遠溫厚,頗得風人遺旨,排比狀物亦有雍容不迫之意。近體則精于一句之煉,善于嵌合傳統與新知。山水詩得六朝與唐人之婉媚,渾然凝煉處亦得工部之神;詠古詩發揚而不失典雅。另像寄懷逢原、子固、莘老、微之諸作,更見酬人之情意。

夏承燾曾形容稼軒詞“肝腸似火,色貌如花”。荊公性格堅硬、肝腸似火處,不下稼軒,色貌動人處亦差可比之。不過荊公強忮之處或有更甚,同時性格又有冷的一面,冷而成癖,冷至“求疵”。晚年脫去世故,那些抒發水上之思的詩作,面貌瑩潔如水上之花,留給人無盡的遐思。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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