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10月，Good Design設計大獎頒發給了日本奈良安養寺主持松島靖朗，其獲獎作品為“寺院零食俱樂部”。該項目的主要內容，是將寺院中的多余貢品轉贈給日本的貧困兒童。從2014年到2018年，全日本共有975個寺院參與其中、392個團體參與支持、每個月有1萬貧困兒童受到幫助。

這一項目并不借助任何高科技發明，僅憑借一個零食俱樂部的制度設計，就擊敗了松下、索尼等諸多公司的設計作品。其獲獎的重要原因，是切中了日本大城市中兒童的“隱形貧困”問題。

2013年大阪發生單親媽媽因為無錢育兒導致的母子餓死事件。日本雖然是發達國家，大城市中物質資源并不匱乏，但社會對于單親家庭的偏見使得七分之一的日本兒童處于貧困狀態。

“寺廟兒童俱樂部”的成功之處在于，它消弭了社會群體之間的隔閡，使得社會各方重新結緣，為城市中“無緣”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創新方案。

零食俱樂部運作機制。本文圖片均來自寺院零食俱樂部網站：www.otera-oyatsu.club

寺院零食俱樂部的項目核心，是提供將寺院與社會組織相對接的平臺，共同解決兒童貧困這一社會問題。項目涉及到捐贈民眾、寺院、支援單親家庭的社會組織、被保護兒童等多個相關方，而零食俱樂部以網站的形式發揮平臺對接作用。

具體而言，愿意加入的寺院和社會組織登錄零食俱樂部網站，俱樂部會根據具體信息將寺院收到的貢品與兒童社會組織相匹配，最終由專業的兒童保護者通過活動、郵寄和送上門的方式將食品和日用品送給孩子。

零食俱樂部的產生是日本兒童貧困極端事件所直接觸發的。在2013年5月，日本大阪發生了母子餓死事件，單親媽媽因為無錢購買食物而與孩子雙雙而死，媽媽最后的遺書中給孩子寫道：“最后也沒能讓你吃飽……對不起?！边@一極端的社會事件使得松島認識到日本存在嚴重的兒童貧困問題，萌發了建立“寺院零食俱樂部”的初衷。

從2013年到2019年，寺院零食俱樂部與日本政府的兒童保護立法相伴相隨，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在2013年6月，日本通過《兒童貧困對策法》，試圖從法律的層面避免極端兒童貧困事件的發生。2014年1月，零食俱樂部項目啟動，同月《兒童貧困對策法》正式實施，各地方政府要對兒童貧困率進行年度匯報并提出解決方法。2014年8月，日本內閣通過“監護決議”，提出建立“讓兒童懷有希望成長的社會環境”。在2014年，寺院零食俱樂部共對接了110個寺院與15個社會組織，救助了200名兒童。

在2015年零食俱樂部的規模就產生了迅猛的發展，寺院參與數達到了240個，有70個社會組織參加，受救助兒童達到了2000名。2015年10月，寺院零食俱樂部的官方網站正式上線，11月專用的募捐箱開設，12月舊書和典籍回收活動開啟，所得款項全部用于俱樂部的活動。 

在2016年5月，日本修訂《兒童撫育津貼》，將津貼標準大幅提高。同年8月，日本政府發布《貧困狀況對策辦法》，提出對于兒童貧困的解決成效要進行每年公布。與此同時，寺院零食俱樂部取得了廣泛的媒體關注，NHK、朝日新聞等全國媒體都進行過報道。

在2017年，零食俱樂部獲得了“非營利組織”（NPO）法人資格。2018年官方網站開始販賣自制的周邊T恤，與全國佛教青年會合作銷售特制咖喱。同年7月官方雜志《轉贈》創刊，他們甚至擁有自己的“寺院零食劇場”，由一位名為山添真寬的僧人為孩子們表演人偶戲和紙人戲。2018年10月，項目獲得了Good Design大獎。

截至2020年6月，已有1457間寺院和460個社會組織參與項目，有1.1萬名兒童獲得救助。

這個實踐過程展現了宗教團體對于社會資源的激活作用，使得在政府立法規制與倡導的前提下，以較小的社會成本對棘手社會問題給出了解決方案。在其官方網站的項目介紹時間線中，項目的發展脈絡與政府的立法過程交相呼應。在社會各方不斷建構問題的同時，問題并沒有變成難題，而同時在被社會各方所解決。

活動合影（部分兒童做了隱私處理）

在項目執行中，松島強調各個團體要發揮其專業職能。寺院只做貢品的收集，與兒童家庭對接的部分交給專業的社會組織，而零食俱樂部則通過網站來進行信用背書和信息對接。在物資的運輸、發放，與兒童家庭建立關系方面，項目交給具有專業技能的社會組織來進行。通過這種分工明確的公益行動，減輕了寺院加入項目的門檻，吸引了更多寺院加入俱樂部。

經驗借鑒

這一項目的所面對的核心問題，是日本大城市中因為社會關系的斷裂導致的“隱形貧困”。單親家庭的高貧困率，源于社會福利制度并沒有有效將其覆蓋。日本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長久以男性工作的家庭為單位，而對于單親家庭的保障不足。此外社會觀念對于單親家庭也有偏見，單親家庭的孩子更易被歧視和被孤立。

與貧困兒童吃不飽相對應的是，日本的寺院貢品浪費非常嚴重。在日本人的宗教觀念中，貢品是給神吃的，并非與現實社會處于同一世界。結果就是在陳列了一段時間，貢品過了保質期之后就要被扔掉，造成了極大的浪費。這種一方面浪費一方面貧困的矛盾，肇始于宗教世界和社會世界的二分。寺院零食俱樂部的創新在于，積極解決城市社會問題，將宗教的神圣性與社會關系的公共性融匯在一處。

1.非科技化的社會設計

寺院零食俱樂部能夠獲得設計大獎，充分體現了現代設計正在從器物設計走向社會設計。Good Design獎項以往都頒給工業設計作品，而寺院零食俱樂部項目中除了網站和圖案外，沒有任何的科技化和物化的成分，但依然能夠獲得設計獎的青睞。

Good Design的獲獎原則是“人性、真實、創造、魅力、倫理”。由此可見，這一獎項以“人性”為始，以“倫理”為終，而以“真實”、“創造”、“魅力”作為過程的介質。這一原則完美闡釋了“君子不器”。雖然好的器物能夠讓人們具體感受到設計的介質，但一個連接人性與倫理的設計才能夠真正帶來改變和感動。

在2019年松島到杭州參加阿里巴巴大會時，他一直強調“我不是個設計師，而只是一個和尚”。這句話展示了“設計”觀念的更迭，即設計是應該從自身的社會角色出發，實現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連結，最終回歸到自己的社會角色。設計創新并不徹底的排斥“物”，而是應該將“物”作為一種“觸媒”（trigger）,去生發更多的社會關系。由此“設計”才能擺脫“拜物”的形式窠臼，回歸到“社會設計”的內核。

2.打破觀念壁壘的制度創新

如果我們采用熊彼得的視角，將創新理解為不同資源稟賦的重新組合，那么寺院零食俱樂部的最大創新就是將給神的貢品與給孩子的溫飽連接在了一起。松島的貢獻在于，他通過更新宗教觀念，實現了神圣與世俗的資源關聯。松島認為將貢品給兒童并不違背佛的意愿。他認為佛的真諦在于“在場”，讓人知道自己是不孤單的。在松島的表述中，人既能通過進貢去感受這種佛的存在，同樣可以通過獲得食物而感受到。在被贈予家庭的感謝中，最常見的話是：“謝謝讓我們感到依然被守望著”。這種來自于佛陀的守望，使得貧困家庭能有信心逐漸走出孤立無援的境地。

寺院零食俱樂部不僅沒有消解宗教的神圣性，而是在新的維度上將其再現。其中的神圣不是來自于神的恩賜，而是來源于人與人互助而生的神性。日本社會之所以出現極端的兒童貧困問題，正是源于世俗意義上社會普遍對單親家庭的偏見。寺院零食俱樂部通過寺院背書，將進貢者與貧困家庭通過“轉贈”的方式連接在一起。不同群體之間通過寺院所給予的神性視角，能夠打破世俗的偏見。

這種方式并不是在重復寺院佘粥或是教堂公益。在已有的宗教慈善中，人與神的關系是二元的。人通過進貢表達對神的崇拜，神通過施恩表達對人的慈悲，人與神是分離的。在寺院零食俱樂部的實踐中，則是人通過神實現了彼此連結，而這種連接又昭顯了神的注視。換言之，通過轉贈與互惠，寺院零食俱樂部中的各個群體打破陳規，實踐了具有神圣性的總體社會。社會學中的“神圣社會”由此而被呼喚出來，世俗與神圣不再二分，成為一體。

基于社會自身的“神圣性”，寺院零食俱樂部能夠廣泛連結各個社會群體。不只是佛教寺院，基督教宗教組織也開始積極參與。同時以救助兒童為起點，更廣泛多元的社會組織也在被整合進入。這種參與的多樣性，印證了這種神圣性不是屬于某一宗教，而是屬于總體社會。

3.兒童友好的社會包容

寺院零食俱樂部項目聚焦兒童群體，這是具有社會包容的價值起點。松島將兒童貧困界定為：“貧窮+孤立”。在這一定義中，絕對的貧窮只是表象，而單親家庭兒童在日本社會所受到的隱形孤立，則是更嚴重的社會問題。這種孤立即是社會學意義上因為文化或制度的因素所造成的“社會隔離”。

松島本身曾經就是單親家庭孩子，并且因為媽媽的原因從小在寺院長大。在成長過程當中，他經歷了太多在青少年社會化階段所遇到的偏見與誤解。正因如此，以孤立為病癥的“隱形貧困”才是寺院零食俱樂部所真正想要解決的問題。零食的轉贈，并不只是解決物質問題，而是將單親家庭的孩子重新納入到社會中來。

“謝謝你們送的和果子，可能的話，我也好想能吃一次洋芋片…… ”這句孩子感謝的話，是整個項目最令人感動的部分。然而這句話的價值不僅僅在于童言無忌的可愛，更在于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能夠不因羞恥而沉默，而是大聲地向社會表達出自己的訴求。兒童對于社會關系的渴求，人們因包容而不斷地羈絆與牽掛，正是一個社會不斷生長的希望。

（作者孫哲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社會學系講師。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上海手冊：21世紀城市可持續發展指南·2019年度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