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生人的京極夏彥，在當今日本的推理圈和怪談圈都算是元老級的人物了。從九十年代初憑借《姑獲鳥之夏》《魍魎之匣》一炮打響，到最近的《西巷說百物語》《百器徒然袋》，他幾乎是憑借一己之力，推出了一個“妖怪推理”文學類型，打著他筆下人物“京極堂主”的招牌，多年經營，甚至打造了一個包括影視劇、動漫、雜志、妖怪畫和各種妖怪周邊的文化產業鏈，從此衣食不愁，優游地編織他的宏大夢魘。他是那種我們要祝他頸椎好運的高產作家，其作品構成難免像金字塔：盡管讀者常因誤買了那些量大質均的底層產品（比如《幽談》《冥談》）而大呼上當，但頂層的佳作卻也一再地激發他們對新作的期待。日本作家原本就喜用對話體和超短句，而京極更是個中能手。尤其討打的是，他把故事的謎面、謎底以及人物的世界觀零敲碎打地散布在漫長的對話和無止境的細節中，一旦閱讀開始，你就不能不忍耐到最后，否則就白受這場折磨了。

我們之所以容忍京極諸多的毛病，是因為他是一個擁有一整套穩定的世界觀（即使在作家里，這也不常見），并且無時無刻不想“秀”出來的人。在宗教哲學的領域對他進行學理分析完全可行，但最好俗而言之：作為專職的“怪談師”，他認為世界上沒有怪事。也就是說，他筆下特立獨行、神神叨叨的伏魔者和偵探，干的是與科學家一樣的事情：撥開案件云山霧繞的表相和神秘氛圍，撥開當事人各自的主觀體驗和狹隘的論斷，看看實際上發生了什么。

在小說《狂骨之夢》里，京極堂為了說明造成案件“不可思議”的原因，打了一個比方：一天，一只鶴飛來，一個愛奴人（過去居住在日本北海道、樺太等地區的原住民族）一看到它就落荒而逃，因為這個民族認為鶴是恐怖的禽鳥，而同樣看到它的和人（大和民族）卻興高采烈，因為鶴在和人的傳統中是吉兆。

說開來是如此簡單，和人和愛奴人卻認為彼此的舉動是不可思議的謎。盡管實際發生的，就只有“鶴飛來了”這一件事而已。小說里那海上的骷髏、把丈夫殺死四次的女人，種種的景象，說開來也不過如此。

在京極看來，所謂妖魔，就是掩蓋了所來之路的人心。是人心的疊加映射引起了事件，而事件又相互激發，此起彼伏，因蔓不斷。當事者一葉障目，迷失在表相中看不到全貌，事件就變成了“怪談”。而偵探、警察和咒術師，只要找到這個所來之路就好了。

這就是“驅魔”的真正意義，它解釋了為什么京極的“妖怪”能夠如此完美地與推理小說結合在一起：在現代，“推理”原本就是一種祛魅的工作。以驚悚的謎題把讀者高高拋起，再以“合理”的解答讓他們穩穩落地。這類文學作品在十九世紀中期出現，正是世界迎接“科學”，與“宗教時代”告別的一個標志。

如今，這種以“謎題+答案”為基本公式的小說早已窮盡了“腦洞”，不能不在故事類型的意義上依賴橫向聯合，于是出現了歷史+推理，日常+推理，穿越+推理，言情+推理……京極的“妖怪+推理”也不過是“之一”。

然而比起福爾摩斯，“京極堂主”和那些奇怪偵探、驅魔師的“加分點”是：他們不僅善于戳破假象，還善于制造假象。這一類作品的代表，就是京極以江戶日本為背景的《巷說百物語》系列。特別是新近的《西巷說百物語》，堪稱京極短篇集中的“塔尖”之作。一伙奇職怪業的人物聚在一起，成立“損料屋”，接受各種委托，以花言巧語和逼真的變裝術在當事人面前演出亂真好戲，直到他們從中認出自己的執念，或者重新活過，或者被真相擊潰?！皳p料屋”的騙術，是用來揭發人最擅長、也最容易引發悲劇的兩個習慣：遺忘和自我欺騙。聽聽他們的豪言：我的舞臺，就是這大千浮世；我的觀眾，就是蕓蕓眾生！要騙就騙個徹底！

這些騙術大師之所以自詡為偵探界（和妖怪界）的阿爾法，是因為他們不但能解決案件，還能像參禪的高僧一樣，以案件為“標月指”，來勘破世界的本質。對他們來說，世界乃由不同的主觀性構成，其根本的共性在于“我執”。在出道以來的幾十部小說里，京極揭示了人的自我保護可以造成怎樣的心理奇觀和社會“共罪”，而他的“驅魔師”則不厭其煩地向人們演繹，這些“景觀”是如何作用于每個具體的人，就像讓魚知道水。

“妖怪”本身就是人心，這一點并非京極個人的創意，而是出自他對傳統日本妖怪學的嚴肅解讀。只不過在京極看來，現代的妖魔為禍更劇。如中國作家阿城說，一個國家如不生產一定數量的暴力和色情片用以宣泄，那么現實中的暴力和色情就可能過于泛濫。京極如此努力地描述怪力亂神，未嘗沒有相似的用意。他曾在一次訪談中說，如果一味追求成為經濟大國而排斥了那些美麗的怪談，國民是不會幸福的。的確，科學的時代，不被承認的現象會造成更大的反彈。人心的異化堆積成了心魔，事件過去了，卻在無形處留下了痕跡。而當假象的迷霧消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裸露出來的真實。

在文學的種種治愈模式中，讓人直面倫理責任的那一種最難也最高級，而這正是“京極堂”的任務。騙子大喊“造假有理”，因為天上的星座雖只是人眼造成的錯覺，但星座神話卻和“星象學”一樣，有其獨特的價值，可以揭發罪行，也可以治愈傷口。從這個意義上說，京極的故事幾乎都是倫理性的。讀了他細膩華麗的怪談，再去讀讀我國的傳統經典《太上感應篇》《楞嚴經》，念一念“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真是毫無違和感。京極的確對佛家的緣起論和易學的陰陽義理都頗有研究，并將之烘焙成了小說的套路。如“損料屋”自稱其買賣的實際功能是填補事件（人心）的缺口，但不能填得太過，成了一座土饅頭，那就要“亢龍有悔”了。

使古老的勸善懲惡變得充滿趣味性和現代都市的適應性，這是京極的魅力之一，其秘訣卻在于找到超越善惡二分法的立足點。“損料屋”和“京極堂”都沒有以上帝和英雄自居。他們看到個體與社會之“惡”，總是以“善”的名義發動；他們告誡自己“不可抱著鏟兇除惡的心態吃這行飯”、“義賊也不能耍什么威風，畢竟是罪人”?！皠e濫用同情噢。那不過是我尊彼卑的情感”，并且感恩惡人：“拜這些家伙干了惡毒勾當所致，才有差使可干?！?/p>

祛魅與造夢相輔相成，在因果與負債間取得危險的平衡，這就是京極妖怪世界觀的基本模式。作為故事寫出來的時候，一切都是倒著來的：先是以傳統的怪談或妖怪畫中的“典故”作為題引（“噱頭”），它們的功能是為作品帶來神秘的本格范兒，以及考據和科學的扎實感。在推理界，京極屬于半個炫學派。其炫學過程雖然冗長可惡，但最終確實能與主線情節對得上縫。在“正文”中，讀者先看到的一團亂麻的事件，它們彼此分散，卻有著像納豆絲一樣糾糾纏纏、似有若無的關聯?？此粕驳仃J進事件中的幾個常規人物，如懦弱到欠揍的倒霉窮作家，耿直到欠揍的警察，普通到欠揍的偵探助手，以及明明不會上天入地，卻又總給人“游戲神通”之感的英俊到欠揍的華麗偵探，都像沒頭蒼蠅一樣嗡嗡亂撞，卻在不經意間把一切都匯聚到一起，直到既是舊書店老板又是驅魔師、京極夏彥的自我YY的理想“京極堂”本人出場，施展他的啰嗦功夫，點上那最后的“睛”，讓一切揭曉。

以上就是典型的京極套路，讀者大可聞一知十。他唯一的真誠就是自我警覺的心境。這種心境使他的人物超越了“熱血偵探”的倫理，而往大乘佛教的菩薩靠攏：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他們的行為違背人倫，內心卻仍“偱正道度日”，如陽光普照無偏私。而所謂“妖怪”其實沒什么的特別的，只是套路正好相反吧。

（本文載2016年7月17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題為《京極夏彥的“套路”與“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