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川崎廣人又生氣了。

適逢農歷端午節，網店上的訂戶比較多，河南小劉固農場的員工將沒有成熟的西紅柿采摘裝箱，預備給全國的訂戶送去。“會變紅，但甜度不提高。不行！”一身藍色工裝的川崎操著僵硬的中文，音量明顯提高，頭上幾縷白發被包裝間的風扇吹得倒向另一側。

三個四五十歲的農場大媽只聽明白“不行”，便停手了。最后，當天所有的西紅柿訂單都沒發貨。

進入夏季，番茄已進入快熟期，但對川崎來說，差一天都不行。這種站在品嘗者角度的錙銖必較，常讓農場主李衛不解：眼看著訂單越來越多，卻只能推遲發貨。

川崎廣人67歲時只身從日本來到中國推廣循環農業，輾轉兩處后落腳原是豬場的河南原陽縣小劉固農場，多數時候，他無法理解周遭的人，而別人也無法理解他。

“中國人容易說‘這個好’，但不會去做，有錢也不做。”2016年5月底，70歲的川崎在他種植的迷你西紅柿大棚里初見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時說，他絲毫沒有顧及在一起農作的人當中，他才是少數派。

來農場學習的新農民常是烏泱泱來了又走，簽證的問題差點把他趕回日本，去教堂禮拜面對的是聽不懂的河南方言，他唯一的“知己”是這個農場已故的主人——農場主李衛的父親李敬齋，生前與川崎素不相識，如今后者常在他的墓前傾吐心事。

生氣時，川崎絕食、長嘯或者默默流淚。而排遣孤獨的方式之一是在夜深人靜時，留在小劉固農場一樓的辦公室寫長微博，試圖告訴他微博上的4萬粉絲，他“每日生氣，但努力工作”。

“可以忍耐”

人生的際遇總是來來回回，這種孤獨，川崎在日本時就感受過。

1946年，川崎廣人出生在日本九州鹿兒島，彼時二戰結束次年，日本百廢待興。川崎10歲上小學，50人的班級里，兩個同學因饑餓早逝。川崎在小學沒吃過雞蛋、牛奶，到中學還沒吃過牛肉，只能吃一些廉價的豬內臟充饑。

問他，你不餓嗎？他說，我可以忍耐。

母親在川崎小學三年級患上結核病入院，父親要拉扯大家中六個孩子。

父親是川崎最早接觸的堆肥農民，父親很嚴格，常常不茍言笑。烈日下，父親教他除雜草時連根拔起，“夏天熱天下一邊受到父親申斥一邊努力除草到頭暈目眩”，唯一的辦法是忍耐。

高中畢業后，川崎到大阪工作了一年又去了東京，邊打工邊念書，28歲的他在東京念亞洲農業經濟專業，在印尼獲得碩士學位后歸國，進入東京一農業研究所工作。

久而久之，他發現研究所的老學究們常批評中國農業如何糟糕，卻無人提出實質性建議。盡管研究成績出色，卻因黨派身份，川崎在研究所屢遭打壓。故紙堆里做文章的生活讓他郁悶至極，38歲的他決定回祖籍本州島巖手縣做些農業實踐。

巖手縣生活協同組合聯合會（以下簡稱“生協”）會長加藤善政回憶，川崎在生協工作時，人際交往存在一些障礙，川崎起初在企劃部工作，后來被安排到鮮魚店從事加工流程，一做就是20年。

“目標是幫助中國農業”

川崎廣人第一次踏足中國是臨近退休前。

“2006年中國青島農業大學校長等參觀巖手消費合作社聯合會，他們邀請我來中國參觀農村和合作社可能性。2009年到2010年在大學一邊努力建立大學消費合作社，一邊研究中國農村農業。”川崎在 “第29號論壇報”中提及自己的經歷。在網上發布的《論壇報》總共有30期，是川崎用中文寫就的堆肥技術普及讀物。

盡管后來川崎未能成功在大學建立消費合作社，但他在實踐中意識到中國農民頻用化肥，使用的堆肥發酵也不完全。

在川崎看來，使用化肥農藥的土地就像運動員用興奮劑，短期效果立竿見影，長期則使土壤板結，貽害無窮。而他所謂的堆肥是一條相反的路徑，簡單來說，是10天內的家畜新鮮糞便，保持50%-70%的水分，通過氧氣作用發酵而成。高溫情況下，兩個月可制成，長期使用可以解決土壤板結的頑疾。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博導李季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接觸和引進日本的堆肥技術，同時帶著百號人的團隊在河北曲周從事農業實踐十多年，2013年在學校主辦的全國堆肥大會上他與川崎有過交流。“目前，日本的有機肥料占比是76%（包括堆肥、物理肥料等），化肥只有24%。我們國家有機肥是20%，剩下來80%都在用化肥。”李季在電話中與澎湃新聞談及國內堆肥行業的現狀時說。

當川崎廣人決定去中國，妻子拉住他說，孩子讀書的貸款還未還清。他于是答應留在日本還完貸款再出發，而這段時間里，他還努力自學漢語，在網上學習日本的堆肥技術。

2013年夏天，偶然去北京的川崎廣人認識了陳向陽。陳向陽做過英語老師，后來成了營銷專家，他曾把污水馬桶背到北京推銷給潘石屹，老潘愣是拿出2000多萬在家鄉甘肅天水的50所學校修了循環旱廁，還用孩子們的尿液澆灌蘋果。

陳向陽帶著川崎廣人去了潘石屹的辦公室，那年之后，川崎去天水幫助栽種蘋果。因為川崎來中國辦的還是旅游簽證，他要一個月延長一次簽證。

但兩人合作以失敗告終。“他是個好人，但我下輩子也不想再見到他。”評價川崎時，陳向陽甩過重話。

兩年后，向澎湃新聞回憶當年與川崎的合作，陳向陽在電話中語氣也多有激動，“為了川崎能在中國工作，花了我不少銀子，認識他就開始虧錢。”按照陳的說法，川崎跟他之間曾有君子協定，川崎給他寫蘋果栽培手冊，介紹日本的栽培技術，他則給川崎每月兩千的報酬，但最終川崎并沒有兌現承諾。

但陳向陽所謂的不惜代價，到川崎這邊具體地解釋為“每月500元人民幣工資，跟農民住在一起，廁所不干凈”，更為關鍵的是，川崎的堆肥技術在陳向陽的農場沒有獲得施展拳腳的空間。“陳向陽的蘋果栽培面積很小，幾十畝，我的技術對此無益，所以我的工作很少。”

川崎向澎湃新聞提到了40頁的蘋果栽培手冊說，“我不要工資，我的目標是幫助中國農業。”

可他那些改良中國土壤的宏圖大志顯然不符合陳向陽的商人思維。

“一噸小麥才賣幾百塊，使用堆肥又沒有政府補貼，要靠高價出售才能生存下去。”陳向陽說，“川崎是個有獻身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的人，但中國目前的環境不適合他這種過分理想主義的人。”

2014年2月21日，在簽證續延受阻后，川崎描述“之后兩天有奇跡發生”，陸續有四封郵件給他介紹工作，其中一份是在深圳認識的日本朋友介紹河南洛陽的一家農場，最終他選擇了出走。

“沒有工作最不開心”

小劉固村地處黃河古道，多年黃河水沖擊的河底形成了黃河灘區，往南約10公里可以面見暗流洶涌的黃河，西南方向45公里則是鄭州。這個國家省級貧困村占地1680畝，有706人，其中34戶合計146人的收入在貧困線以下，人均年收入不到2800元。30%的人外出打工，留下的老人、女人和孩子，面對著一鏟子挖不下去的泥土。

2014年元月，當川崎以訪客身份第一次來河南原陽縣的小劉固村，就管上這里的“閑事”了。

住在小劉固村的一個月時間里，除了蜷在小劉固農場（彼時稱為“興達旺公司”）二樓的宿舍里瑟瑟發抖，川崎還天天跑去看看牛糞堆，望望豬圈，騎著借來的自行車到稍顯荒蕪的莊稼地里遛彎，一周去縣城洗一次澡。晚上照例給農場主李衛寫電郵，問候或吐槽，結語總是中肯的建議，多半關于在小劉固村建立循環農業——即把家畜糞便轉化堆肥，施堆肥產出好農產品，家畜再食用農產品飼料。

那年春節他望眼欲穿，也沒有收到李衛的回信。這跟來中國之后收到的數十次打擊一樣，川崎已經習慣了這種石沉大海。

兩個月過去，李衛偶然打開幾乎棄用的工作郵箱，發現幾十封未讀郵件，全部來自那個一面之緣的老頭。她逐封閱讀郵件，除了那些關于空氣、水、肥料、作物的言語，川崎在郵件中勸誡尚住在鄭州的她搬到農場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日本農場主比誰都起得早，對農民都寒暄，認識作物現狀。”

李衛之前是《河南日報》的記者，父親李敬齋過世后接掌了農場。她事后才知道，收不到回信的川崎到處問村民“有沒有見到李衛”。她能想象，一個老人穿梭在田間地頭的孤獨身影，甚至是生著氣的。枯坐至深夜，李衛完全沒有睡意。當晚，她決定搬回小劉固村，按照川崎的主意試著改造農場，以及給還在洛陽工作的川崎回個信。

2014年3月下旬，李衛和洛陽的農場主商量好，把川崎引入小劉固。

“川崎剛來時是個晚上，挺落魄的，幾乎像個要飯的。”小劉固農場的門衛老賀回憶說，他一早起來打掃農場前的空地，掃把攪動著幾只撲閃的蒼蠅和發酵中的堆肥氣息。

老賀跟川崎一樣歲數，幾十年看著這個農場的興衰，用他的話說，“總得有個人留到最后，有始有終。”川崎比老賀看著年輕，于是他會用年齡嘲弄下老賀。即便農場來了新客人，川崎也會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縫，毫不見外地跟來人說，“老賀是我父親（的年齡）”。

他把中國視為第二故鄉。當年在日本的生活一度讓他絕望， “決死于中華大地”是去年五月他跟自己立下的約定。川崎用中文寫下約定，把李衛看哭了，他卻冷峻而堅定。

開心時，川崎會開罐啤酒，雖然會抱怨幾句這里的啤酒不夠好喝，還是滿臉笑容地喝下涌出的泡沫。他還會唱兩句日本歌，隨身帶的小本上工整地抄寫著歌詞。

李衛曾對川崎說，“沒有錢你也沒有不開心。”川崎說，“沒有不開心，沒有工作最不開心，不怕沒有錢，沒錢吃飯餓了也不怕，我可以去小劉固村吃飯。”

他在生活上安于清貧，慣于節儉。巖手縣生協聯合會會長加藤善政把前同事川崎廣人比作烏拉圭的“最窮總統”穆希卡，“當選總統后，穆希卡不住總統府邸，堅持居住在首都蒙得維的亞郊外一座農場，睡在一間搖搖欲墜的板房里，農場外只有一條僅夠一輛汽車行駛的土路。”

但在改善農場的事上，他又顯得大方：在小劉固花完從日本帶來的最后3000元蓋大棚買設備，沒有薪水可拿卻在拉到50萬元的投資后直接投入堆肥廠的建設。

農場的公共議事：力不從心

擁有600畝地的小劉固農場初期管理混亂。“那時號稱是臺灣農業博士和山東蔬菜專家的人負責管理農場，基礎的連作障礙都不懂，全部種上青椒。”川崎說。

廁所是川崎繞不過去的話題，農村的廁所常常讓他氣憤。“看到那些蛆，我睜不開眼。所以我少吃，盡量少上、不上廁所。”作為外來者，他想改變這一切，他親自打掃廁所，畫循環廁所的圖紙。

止步于文明之外的，可能還有民風民俗。

去年9月，外村的婦女屢遭家暴后逃到小劉固農場，女人的丈夫晚上10點找到農場，兩個人摔拉打罵到凌晨兩點。農場辦公室的電腦、電話、打印機、玻璃也被破壞。男人甚至對試圖制止打砸的川崎動粗。警方卻拒絕因為家暴逮捕男人，理由是離婚批準后暴力犯罪才受法律保護。

川崎不解，在日本丈夫一打妻子，兩人馬上就能離婚，也有庇護遭受家暴者的場所，但在中國，兩人打離婚官司需要錢，批準離婚最快也要半年。后來男人多次半夜進入農場，有一次大家讓女人跳墻逃跑，她的衣服皮膚都被墻壁劃破。他一邊提心吊膽，一邊在微博上叩問：“中國農村女人被法律保護嗎”，“中國有沒有保護我們安全的法律”，“我已經快七十歲的老人，深夜狗叫時都被驚醒，這些存在是不是合理”？

最后男人喝醉酒白天闖入農場鬧事，被七個警察帶走。

川崎后來在辦公室的窗門上貼上手寫字報，“作為職員，白天不喝白酒，因為白天喝酒是一個壞習慣，喝醉不僅讓家庭瓦解，而且讓公司合作社損失更大。我們和村民一起約定，禁止白天喝酒。”他慢慢把白天喝酒、下午消極怠工的人趕出辦公室。

今年3月，窗上糊著的紙和字已有些褪色，村委書記李小義中午喝了酒回農場上班，川崎直接將此事發微博，李小義再三求饒，才把微博中的真實姓名隱去。

很快，辦公室的墻面上又多了李小義的檢討書，“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后不再喝酒，今天正式上班，我在你的視線里就不會喝酒。”

事后記者問李小義，是不是主動寫的檢討，他說，上頭對干部上班喝酒查得緊，當時迫于輿論壓力才寫的。

農村生活的種種讓他感到孤獨。今年5月的一個周末午后，信仰基督教的川崎步行至離農場一公里的教堂，200多個人參加禮拜，大多是中年婦女，男人約占六分之一。這是川崎來小劉固村的第三個年頭，他只來過這個教堂四次，“牧師說話用方言，我一切都聽不懂，所以我不想去教堂。”

“不再幫助安排考察”

菜農趙冉峰是今年3月川崎從集市上挖來幫農場種植蔬菜的人，這個會下圍棋的小伙逢人便說：“我是一個農民。”就像川崎總是逢人就問：“你是農民嗎？”

兩人第一次見面，川崎嘗了一口小趙種的蔥，說氮肥上多了，苦。“我自己種的蔥當然心里有數，我馬上知道這不是個假和尚。”

后來小趙進入農場工作，他直言川崎極度認真和固執，也珍視約定。“如果答應了川崎上午修剪作物的側枝，就不能拖延到下午，否則他會生氣、絕食。”

去年2月，日本一家種子公司的老板谷川幸吉先生赴小劉固村考察時，就邀請川崎和某農業部門的官員赴日本考察，可是官員們的日程遲遲無法確定，原定3月的行程不斷被拖延，12月才成行。川崎不斷在電話中跟谷川先生說抱歉，當時坐在一旁的李衛說：“你是這里的總經理，不要說對不起。”可是川崎委屈：“不遵守約定。”

更令川崎失望的是，考察結束后，他給該農業部門寄送了32頁的考察報告，參與考察的官員卻稱，川崎先生安排的考察日程太緊，“沒有玩的時間，希望再次安排考察。”

這徹底惹惱了川崎，他提及此事時大呼，“我不再幫助（安排考察）！”

“6月25日我回日本更新工作簽證，聽說我去日本朋友們就告訴我想一起去日本考察……參加者都是規模農牧業公司及合作社領導人。”他特地強調，“沒有玩的時間。”

令他無法理解的還有烏泱泱來農場幾天就走的年輕學員，有些學生想利用川崎的名號去日本，有些學生開始信誓旦旦學農業，在農場生活了一周后因無法忍受堆肥的臭味半途而廢。這樣來來回回十次之后，川崎對前來學習的年輕人本能地不信任。

開始，農場花錢找愿意跟隨學習的年輕人，一個月包吃住，給工資1500元，學生來了又走了；后來取消工資，僅包吃包住，學生還是流失；最后有人給川崎出主意，讓他辦一期兩天的培訓班，一人一天收100元，留下的還得給農場交食宿費，反倒有人不走了。

“我不懂為什么這些年輕人不能恒久，不能忍耐，我一個70歲的老人語言不通，生活不便，（有時甚至）遭受欺騙，困難比他們多得多，我都能忍耐。”在大棚干活的川崎邊說邊失望地搖了搖頭，此時一個農場新來的學生隔著兩行植株跟他請教修剪問題，他又疾步匆匆穿過行道前去指導。

從事IT行業工作的楊榮曾在小劉固農場待過兩三周，當被問及為何離開，“脫產對我來說還是有點難，學費也比較貴，一年兩萬。坦白講，比較難以判斷有沒有幫助才走的。”

與川崎在網絡上有過來往的一位無錫的農場主陳大立則認為，這種失望實屬正常，“在日本堆肥技術很普遍，川崎也是自學和摸索，不能說是專家。”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季也在采訪中稱：“他年紀很大，還來中國推廣堆肥，值得敬佩，但他只是一介農民，不能代表堆肥行業。”

“川崎懂技術，但不懂流通銷售。”從北京一家銀行辭職來農場工作的大衛想幫助小劉固農場打開銷售局面。步入不惑之年的大衛漸漸發現城市的餐桌上沒了兒時的味道，做銀行銷售經理收入不錯，但精神壓力大。他來小劉固之前，農場沒有網店和眾籌，更沒有可信賴的銷售渠道。

“別找容易的路”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川崎常引用圣經中的這段話，告訴來人他選擇走窄路。“還沒成功培養循環農業領導人，正在尋找中，不但沒有工資反而支付學費，當然進窄路。”

去年夏天，川崎回日本續簽證期間，“誰都不修剪、誰都不管理，沒有成功。”等他回來時大棚里已成“密林”。到冬天，從農場運去北京讓人代銷的農產品滯銷，一月后蔬菜全部腐壞，他說對方不愿支付分文，還詆毀自己在蜂蜜里加了糖；禍不單行，北方罕見的大雪壓塌了溫室大棚和川崎一整年的心血，整個村莊停電。

川崎清晰記得自己在2016年2月5日寫下的微博，因為這些煩惱每晚就在他腦中轉悠，周而復始，“春節馬上要來，怎么樣支付職員工資。這整年我們努力工作，又被欺騙產出虧損，積雪溫室大棚壞了顆粒無收。有很多失敗。一家規模公司約定春節前支付我們錢，還沒支付。一家公司約定春節前投資，還沒開始。我已經習慣沒錢的生活。這里宿舍三餐沒問題。我的煩惱不僅（是）我（的），而且（是）河南農民的。專業農民沒有錢。”

“每日工作難，我一個人生氣，有人約去別的地方，在先進地方農場容易成功。在這么困難地方有無窮價值……‘為人民服務’是別找容易的路……在河南小劉固村我可以努力工作的，是70年間人生中最幸福的時間。”川崎把自己在小劉固農場工作的意義寫下來標在墻上。

他希望明年可以免費給農民送液肥種有機小麥，即便產量不足，可以稍高的價格收購農作物，給農民提高收入。他的期待是“栽培面積從400畝要增加1500畝，銷售額增加至少1000萬元以上，毛利到達350萬元以上。”

作為日本人，為什么要替中國農業這樣賣命？老人沒有直接回答，他說自己有個25歲的兒子，整日埋頭研究宇宙飛船，常念叨人類以后搬去月亮住不難。在幼稚園工作的太太都無法理解他們父子。兒子喜歡說，“為什么學宇宙，因為在宇宙。”

或許在他倆看來，連星球都沒有界限，國界更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