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變失敗，是違反了哪些政變的一般規律？

關于土耳其政變，7月15日，《外交政策》發表了一篇名為《政變是埃爾多安罪有應得，他要怪只能怪自己》（Erdogan Has Nobody to Blame for the Coup but Himself）的評論。文章說，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上臺以來，雖然穩定了通貨，促進了商業，把投資惠及邊遠地區，但土耳其也存在許多內政問題：比如私人借貸迅猛發展，大多數土耳其人負債累累，償付利息遙遙無期。

在這篇文章看來，埃爾多安本人倒行逆施久矣。他自大傲慢，聲稱“將培養出信仰宗教的一代人”。目前，土耳其婦女的謀殺率節節攀升，埃爾多安卻指示婦女待在家里，生養三個孩子。他不僅反對墮胎，還反對剖腹產。埃爾多安對媒體的管控相當嚴苛，許多記者被關進了監獄。面對國內的抗議事件，他不惜下重拳鎮壓。他也經常對過去的朋友反戈一擊：比如曾經的合作者、神學家居倫，比如庫爾德人。文章認為，埃爾多安最大的問題是他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如今幾乎與每個鄰國為敵，導致旅游收入大幅下滑。埃爾多安支持敘利亞境內的激進組織，卻害人終害己，導致自殺式襲擊在土境內頻發。如今，土耳其在中東十分孤立，與西方世界也不和睦。

7月17日的《紐約時報》刊登了名為《土耳其不可能是政變的受害者，因為那場政變根本就不可能》（Turkey Was an Unlikely Victim of an Equally Unlikely Coup）的分析文章。文章大談政變經，認為這次政變違反了政變的一般規律，注定會失敗。

文章認為，如今的土耳其不存在發生政變的土壤。根據一位預測國家風險程度的研究者提供的2016年數據，土耳其發生政變的可能性只有2.5%，在160個國家里位列56名，處于老撾和伊朗之間：這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國家。高風險國家通常具有很高的嬰兒死亡率，經濟疲軟，普遍貧困。但土耳其的經濟一直在增長，嬰兒死亡率也在快速下降。

此外，研究者還指出，當鄰國爆發武裝沖突時，這個國家也不太有發生政變的可能。雖然土耳其有漫長的政變史，但自上一次政變（1997年）以來，這個國家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近二十年里它都沒有發生政變。

導致政變的另一個因素是精英的分裂。如果有權勢的精英之間產生分化，他們對資源和控制權的競爭可能會促成一場政變。但土耳其并沒有這種分裂的跡象，日益增長的經濟使精英們愿意維持現狀。況且，土耳其也不存在深層的社會分化，不存在市民社會與國家的激烈對立。

當然，這次土耳其政變的實施者也很不像樣子。實施一場成功的政變就像烘焙蛋糕：你要按配方做，如果跳過了某些步驟，或者忘記了哪個配料，就一定不會成功。

成功的政變猶如某種“協同博弈”。只有政變的領導者使其他軍官和士兵相信，成功勢在必得，政變才可能奏效——這是一種可感知的利己行動。因此，圖謀政變者必須做出一系列規定動作，以贏得人心：比如展示大規模的武力，體現在政變的一方背后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一名或多名高級官員做出表態聲明，顯示政變獲得了精英的支持；嚴格控制媒體和信息源，阻斷一切可能妨礙政變成功的信息發出。這就是典型的“制度性政變”，軍方高層在實施政變前就協調好了一切，最終，其他精英只能乖乖就范。

但如果只有一小撮人要搞政變，那就要設一個大騙局：迅速抓住最高領袖，并且說服或脅迫一位高級將領宣布政變勝利。

在土耳其的這次政變中，上述行動無一成功。叛亂者雖然有坦克和空軍，但都不足以脅迫其他軍隊入伙。也沒有代表政變方的公共人物出來表示行動獲得了精英的支持，或發布明確的行動計劃。土耳其的網絡和移動通信服務正常，使得總統埃爾多安有機會通過新媒體動員群眾上街。甚者，政變者也沒有利用既有的社會運動，沒有發動支持政變的群眾，沒有聯系盟友，因此顯得孤立無援。

奧朗德在尼斯慘案后的表態只會讓極右派更得意

自2015年1月以來，這已經是法國總統奧朗德第三次面對發生在法國本土的大屠殺了。他灰頭土臉地出現在電視上，宣布：“這無疑是一次恐怖襲擊，整個法國都在伊斯蘭恐怖襲擊的威脅下。”但在他做出這番表態的時候，警方尚未確認襲擊者的身份，而至今，警方也無法將襲擊者與伊斯蘭極端主義聯系起來。對此，7月17日的《衛報》發表了一篇文章（Hollande’s response to the Nice massacre will please only the far right），展開討論。

文章說，自奧朗德執政以來，法國的政治圖景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奧朗德的諸多行為都對泛左派產生了負面影響。相較而言，薩科齊的共和黨稍許做得好一些，但這僅僅是因為它在過去幾年里沒有執政。于是，唯一的勝利者是勒龐的國民陣線，該黨正在不斷壯大。

2015年的《查理周刊》和巴塔克蘭劇院槍擊案在法國觸發了集體性的悲傷，并促成了民族的高度團結。在一段時間內，奧朗德從這種左右兩派的“神圣聯盟”中獲益。但歷史不會第三次重演。可以預見的是，發生在尼斯的暴行會引起公眾對奧朗德和主流政治家的反感，繼而開啟一段政治分裂的進程。極右派甚至可能對少數族裔的社區發動報復性襲擊。

尼斯慘案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日子：巴士底日。對大多數法國人而言，這一天是奠定法蘭西共和國及其自由、平等、博愛信條的日子。然而，經濟困難，政局動蕩，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現實深深地瓦解了法蘭西共和國的理想。當人們性命堪憂，談何自由？當年輕人前途難料，談何平等？當穆斯林族裔作為“內部敵人”被歧視，談何博愛？當左右兩派第一次要向內政部長提出問責的時候，民族團結，蕩然無存。

所謂的緊急狀態也引起了廣泛的質疑。在襲擊發生的數小時前，奧朗德在一個電視采訪中表示，緊急狀態不會繼續。但尼斯慘案卻讓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緊急狀態將延長三個月。右派和極右派認為，再度延期只是一種粉飾，讓大眾暫時安心，其實，法國的情報系統已經無能到無法應對恐怖威脅了。左派則堅持，緊急狀態是無效的，它無法阻止另一次襲擊，甚者，它使政府肆意踐踏公民自由。

《衛報》的作者認為，如果奧朗德想要真正有效地打擊恐怖主義，就應該采取不同的策略：首先要停止法國在海外的軍事干涉行動，這些行動只會使政局不穩，難民危機愈演愈烈。其次要拋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緊縮政策，這些政策使包括難民在內的工人階級日趨貧困。最后要改造警察隊伍，防止其壓迫少數族裔。

然而，法國總統在慘案發生后的聲明中依然堅稱：“我們會進一步強化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行動。”只是，關于這次的襲擊者，警方并沒有發現他與恐怖組織之間存在任何聯系，他喝酒，吸毒，有針對前妻的暴力行為：這有可能只是一次獨狼報復社會的瘋狂之舉，可能只是想要效仿美國奧蘭多的奧馬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