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連發生的巴黎恐怖襲擊和土耳其叛亂讓文明底線再次面臨挑戰，此刻重溫八十年前西班牙內戰中的國際主義情懷對于這個世界意義非凡。

黑暗來臨前的哀歌

爆發于1936年7月的西班牙內戰震撼了世界，這是法西斯主義點燃二戰的前奏，是黑暗來臨前的哀歌。剛上臺不久的共和政府投資教育掃除文盲，劃分土地耕者有其田，撥亂反正釋放政治犯，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團。為了推翻民選的左翼共和政府，在地主、教會、?；逝傻闹С窒?，西班牙軍人佛朗哥發動武裝叛亂，并迅速得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援助，德意兩國的武器裝備、能源彈藥源源不斷輸入，西班牙淪為法西斯新式武器的試驗場，地毯式轟炸讓美麗的小城淪為人間地獄。但如此赤裸的暴行卻被標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各國默許，他們道貌岸然地宣稱保持中立，簽訂不干預協定。

共和國政府僅憑著蘇聯有限的援助和叛軍周旋，佛朗哥號稱一周之內廢除民選政府，卻遭遇了西班牙有史以來最堅決而慘烈的抵抗。是因為國際縱隊，一支由來自53個國家，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四萬多名志愿者組成的志愿軍，他們互不相識卻又不約而同地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這也是八十年后它依然光輝不已的原因，作為戰爭行為的國際縱隊為世界留下了關于和平、正義、超越民族國家的國際主義記憶。

淚水灑落，怒火燃燒

西班牙內戰必將彪炳史冊，這是一場非比尋常的戰爭，就像是一個分光鏡，照出法西斯的邪惡、共產主義的危機、自由世界的虛偽，它的慘烈與悲壯“曾經讓畢加索的畫筆憤怒，讓聶魯達的詩篇流淚，讓加繆的心口流血”。英國作家奧威爾1936年跑到西班牙去參加當地的民兵組織，根據親身經歷寫成了一本書《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美國作家海明威根據美國一位參戰者的故事改編成了小說《戰地鐘聲》，后來拍成電影影響甚巨。他在悼念文章的最后宣告：“死者勿需站起來，他們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還要長命，大地將永垂不朽……沒有人比在西班牙陣亡的人還要光榮地入土，他們已經完成了人類的不朽?！?/p>

大詩人聶魯達當時在西班牙馬德里的智利領事館工作，他要使自己謙卑的詩成為戰士的劍和手帕，來抹去他們悲痛的汗水。他在獻給志愿軍的贊歌中寫道：“因為你們舍身而把新生命注給失去信念，空虛的心，對大地的信賴，而挨著你們的豐饒，挨著你們的崇高，挨著你們陣亡的戰友，就像挨著粗糙血巖的山谷，一條無涯的河流在流動，有鋼和希望的鴿子盤旋。”遠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愛因斯坦非常關心西班牙內戰，他說：“在這個時代維持我們對未來抱著希望的，就是西班牙為了自由和人類尊嚴的英勇?！?/p>

年輕的世界，為了正義奮不顧身的人們

如果只是敏感的藝術家奔走呼號也就罷了，西班牙內戰激起的是全世界人民的義憤，記者、醫生、工人、學生、商販、木匠、司機、海員、廚師、裁縫等各行各業的人都來到西班牙，他們有的出身不凡，愿意為理想而獻身，但更多出身底層，亦能為了正義舍身為人。

一幫手無寸鐵的異國人，默默無聞地，甚至不顧自己國家的反對，從世界各個角落趕來，相聚在巴黎，然后一路向南，經過馬賽、蒙彼利埃、圖盧茲，翻越比利牛斯山進入西班牙。擁擠的火車每到一站，西班牙的老百姓會熱情地涌上窗口，塞進香腸、香煙、橘子、美酒。在山呼海嘯的“NO PASARAN !”（“不許法西斯通過！”）聲中，志愿軍背著槍走向馬德里的戰場，甘愿將寶貴的生命籠罩在法西斯的陰影之下。他們將要面對的是33萬的外國正規軍，以及他們的1200架飛機、4000輛坦克、2000臺大炮。

在種族隔離還很普遍的1936年，黑人和白人在國際縱隊并肩作戰，親如兄弟，以至于一支二百多人的部隊中講話要用41國語言，一首《國際歌》被幾十種語言一起唱響。

中國人熟知的國際主義醫生白求恩在支援中國之前便也是國際縱隊的一員，他為西班牙帶去了流動血庫。他從中看到世界大戰的前兆：“法西斯從德國和日本開始，現在已經到達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們攔下來，世界就會變成一個屠宰場?！边@也解釋了國際縱隊失敗后他為何來到中國。印尼華人畢道文為印尼獨立奮斗了一生，西班牙內戰爆發時，他義不容辭地奔赴前線，他不認同荷蘭的殖民宗主國地位，便自稱中國人，令許多國際縱隊成員記憶猶新。和白求恩相仿，德國醫生Rolf Becker（中文名白樂夫）從西班牙戰場撤退后，與奧地利醫生嚴斐德、捷克醫生紀瑞德一起從利物浦啟程前往中國，足跡遍布江西、河南、云南，就地搶救傷病員，“哪里有戰火，我們就到哪里設立流動醫療站”。這樣的醫生還有二十多位，他們從西班牙戰場直接去了中國支援抗日戰爭。

一場有正義感的人都不可能置身其外的戰爭

他們為何而來？地球遙遠一端的不公對于身處異國他鄉的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原因無外乎這是一場讓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不能置身其外的戰爭。它的正義性毋庸置疑，美國護士Ruth Davidow說：“當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時候，我想那是猶太人的事；當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亞的時候，我想那是埃塞俄比亞人的事；當德意兩國出兵西班牙時，我才警覺到他們的胃口已經大到鯨吞全世界。”而它的感染力又是史無前例，美國記者Lardner本是趁著休假去西班牙湊熱鬧的，但幾天后干脆自己報名參戰了。

關于西班牙內戰的紀錄片《正義之戰》中有一幕格外動人的細節：年輕的美國夫婦，丈夫當年毅然奔赴西班牙，妻子嘗試阻攔，最終順從了道義，忍痛送夫。半年后通訊中斷，從此陰陽兩隔。面對鏡頭，半生的愈合不能讓悲痛悄然無聲，已是花甲老人的她眼泛淚光，咬牙說著：“我們每個人終究都會死，如果為了正義而死，也許不是件壞事。”

在軍力懸殊的條件下頑強抵抗了兩年多，共和國政府大勢已去。加繆哀傷地說道：“西班牙使我們意外地了解到，正義一方未必成功，暴力是可能征服精神的?！眹H縱隊1938年10月被遣散時，三分之一的戰士已經犧牲，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卻長眠在西班牙的橄欖樹下。幸存者黯然離去，他們的理想之戰、正義之師還是失落了，那是理想者心中難以愈合的傷口。國際縱隊于10月底在巴塞羅那進行了最后的游行，總統與首相皆到場致意，西班牙女英雄伊巴露麗發表了感人肺腑的告別詞：“當代表和平的橄欖樹重新發出綠芽，編結成西班牙共和國勝利的桂冠時——請務必回來！”

多情的西班牙果然沒有忘記這世間動人的壯舉。1996年，內戰六十年祭，政府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西班牙議會通過決議，頒給這些“為維護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績”的國際志愿者公民證。當年國際縱隊的戰士從29個不同國家步履蹣跚地回到了曾經熱血奮戰的馬德里，可惜當年四萬人只歸來了三百人，而大部分人在二十世紀的動蕩中悄然逝去，有的死于炮火，有的泯于時光。

尋覓中國人的身影

八十多年來，世界人民對于西班牙內戰的關注從沒消減，紀念活動和出版物接連不斷?？墒怯羞@樣一批中國人，他們曾志愿來到西班牙為正義而戰，卻鮮見于流行的懷念。直到2001年《橄欖桂冠的召喚》一書在臺灣出版，2013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大陸版《當世界年輕的時候：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

抗日戰爭中自顧不暇卻還惦記著世界另一端深受法西斯之苦的西班牙人民，這是怎樣的選擇和氣魄？他們是誰？他們為何來西班牙？他們的結局又是什么？帶著這樣的疑問兩位作者倪慧如和鄒寧遠展開了尋覓之旅。

從零星的線索中，作者找到了謝唯進這樣的中心人物，又從他的日記、書信、合影中發現了其他中國志愿兵的蹤影。謝唯進曾是朱德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同學，內戰爆發時正在歐洲游學，1937年5月28日化名“林濟時”參加了國際縱隊，8月24日受槍傷休養，戰敗后被關進集中營，1940年回國。其他中國志愿兵大多數來自法國，也有個別是從留學的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趕去的。

作者從歷史的塵埃中勾勒出一個個平凡卻又令人肅然起敬的鮮活形象：四川炮兵書生謝唯進、弱不禁風的留美工程師張紀、耿直的山東大漢張瑞書和劉景田、上海水手陳阿根、死于炮火之下的年輕美國華僑陳文饒、46歲依然上前線的男護士李豐寧、在西班牙生活的無黨派人士張樹生、從觀望到同情再到參戰的小販張長官、從巴黎趕來身份不明的華工劉華封，還有第一個去西班牙參戰的中國人、按摩師閻家治，最后一個去西班牙參戰的中國人、廚子楊春榮……人到中年了上不了前線扛槍，就被安排在后方做醫護和后勤工作；上戰場的受了傷，養好傷想的第一件事竟是再奔赴戰場。這是華人先輩身上特有的一種精神氣質，流落海外不能回國抗日，但感到國內國際兩個戰場的大目標一致，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能說明其中有人是受指派走上戰場的。

有趣的是，并非所有志愿者都目標明確直奔西班牙而來，上海人陳阿根是目前所知唯一直接從中國到西班牙參加戰爭的中國人.24歲的他因幫助中共組織工會被國民黨追捕，慌忙從上海出逃，情急之下躲到一艘法國汽輪上給廚子當助手。這個越南籍廚子跟他縱論世界時局，教他法語，廚子自己已經入伍正前往莫斯科受訓，便鼓勵陳到西班牙。后來他到了西班牙北方的阿斯圖利雅省參加當地的礦工民兵，1937年下半年他被佛朗哥軍隊逮捕。據說，這位令人難忘的越南廚子是日后越南的大人物胡志明。

在國內，抗戰局勢吃緊，但關注西班牙內戰的熱情并未消減，西班牙內戰長期占據《大公報》、《新華日報》、《救亡日報》等報刊的國際新聞頭條。1936年上海的音樂家呂驥和麥新，根據戰況寫了《保衛馬德里》一歌，在大學生中廣為傳唱：“拿起爆烈的手榴彈，對準殺人放火的佛朗哥，起來！起來！全西班牙的人民。”1937年，隨著游行隊伍，《保衛馬德里》響徹了延安，正在訪問的美國女記者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當時的妻子）在游行隊伍的前面高舉著用西班牙文寫的“不許法西斯通過！”標語。1938年一位中國海員從上海經馬賽輾轉帶去的一面錦旗，上面用黃色的中英文雙語寫著“中西人民聯合起來！打倒人類公敵——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同贈”。

值得一提的是，將這段記憶帶回我們視線的兩位作者倪慧如、鄒寧遠也稱得上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他們本是定居美國的自然科學工作者，被紀錄片《正義之戰》打動，在翻閱“林肯兵團”紀念冊上國際縱隊美國志愿軍的名單時竟看到3個類似中國人的名字，探究下去發現別的國家鄭重紀念國際縱隊時，中國人自己的記憶卻荒棄一旁，故而出于道義決定做這件可能毫無后果的事。夫妻倆費了十幾年時間尋訪參戰的中國人，把興趣當成全職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加班加點搜集資料，足跡遍布歐美幾十個國家，通信文件數以萬計，終于從故紙堆中拔出了這些埋沒的英雄。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無非是“想探視他們攀登精神高峰的神秘力量，使我們分享世間任何物質也不能給我們帶來的鼓舞與生命的意義，使我們在現世涌現的昏暗中，沒有理由頹喪絕望，要像他們一樣，無畏于任何挑戰”。

理想主義與國際主義

如今，哀嘆總是不絕于耳：這是一個理想主義已然衰亡的年代。重溫國際縱隊的歷史意義能讓我們再次領略“那毫無所求的光潔讓太陽失色，那毫無所求的重量讓大地失重。原來人的精神宇宙竟可以是這么的瑰麗與雄偉”。

《當世界年輕的時候》一書的末尾附上了一篇美國作家約翰·賽爾斯在慶祝林肯兵團50周年紀念會上的致辭，在我看來，這依然是對現今世界最飽含深情和善意的提醒：“犬儒主義者認為人只為自己的利益而活，認為每一樁似乎是無私的行為，骨子里都潛藏著貪婪、仇恨與恐懼；犬儒主義者說，為了要使人守規矩、要使社會運作，你必須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們潛藏的黑心。犬儒主義者說，這就是生活，人就是這樣的。這番話乍聽起來似乎有理，但不久你會說：‘但是林肯兵團那些志愿軍是怎么回事？’……你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他們遠赴西班牙是為了一個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夠在一起生活，他們根據這個信念而生活，許多人為此而犧牲性命……‘但是，他們戰敗了！’犬儒主義者說。犬儒主義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這批人戰斗過，在他們不需要作戰時，他們去作戰；當戰爭并不能為他們家鄉帶來榮耀時，他們去作戰；他們證實犬儒主義是一個謊言，它誤使人們陷入黑暗。誰也無法忘記他們?！碑斄贾l現，星辰漸亮，和每一個讀過這本書的人一樣，我怎能不為那一代來自中國的國際主義者而動容，他們怎么能被忘記呢？！如果這不是理想主義，那還有什么是呢？！如果那是世界年輕的時候，現在的我們是不是該捫心自問，如今的世界是不是太老成了呢？作者倪慧如說“因為有了國際志愿軍，世界再也不一樣了，他們活出了一個沒有國籍、不分種族的未來新世界”。

國際縱隊之所以能凝聚既受到左翼情懷的感染，又是聽憑了內心的召喚。那時的左翼運動還能為了貧苦人民的生活幸福，為了全世界的公平正義而奮斗，這是條光榮的荊棘路，很容易在巨大的苦難面前懈怠，但更容易在成就前自我陶醉。只有超越了國家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狹隘，才是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才是一個個純粹的、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把此書引薦到大陸的學者劉禾在序言中寫道：“當大國沙文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四處猖獗的時候，當歐美各國的法西斯主義再次抬頭的時候，我認為這本書具有警醒人心的意義。”

網上流行一句話：“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我眼前仿佛出現了一群直奔戰場而去的青年，沙漠上彌漫著硝煙，他們肌黃骨瘦，勾肩搭背，饑腸轆轆，他們高唱著國際歌，眼里泛著純真而正義的光，就這樣遠去，隱匿在歷史塌陷的一角。現在囿于晝夜廚房與愛的青年也來自山川湖海，與之相比是多么的不堪啊，用評論家李陀的話說就是“顯得那么猥瑣，充滿了市儈氣，充滿了小市民的小算計”，照我說，他們既不懂什么是年輕，也不懂什么是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