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遵照執行。

通知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黨中央緊緊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把問責作為從嚴治黨利器，先后對一批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典型問題嚴肅問責，強化問責成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

7月17日，《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問責條例》）全文正式對外公布。

該《問責條例》早在建黨95周年前夕的6月28日，就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

對于《問責條例》出臺的意義，上述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忠誠干凈擔當是黨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

會議還進一步指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并強調《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

那么，如此意義重大的《問責條例》全文頒布，究竟有哪些看點和亮點呢？對此，澎湃新聞記者專門聯系了部分國內權威的黨建專家，予以解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問責條例》主要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任建明認為《問責條例》選擇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的前夕通過就是一個重要的時間點。建黨95年來，中國共產黨經歷了不同階段的歷史檢驗，此次《問責條例》的出臺標志著黨的建設走向成熟。

其次，任建明指出，《問責條例》的頒布標志著黨和政府在推行問責制度的實踐層面上，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任建明表示，中國的責任政府建設已有十年多的歷史，但在十八大之前還處于零敲碎打的階段，涉及到的事項也比較局限。十八大之后，尤其是此次《問責條例》的推出，問責制度的建設將真正進入普遍化的階段。

對于《問責條例》的亮點，天津市委黨校社會學教研部副主任席偉健總結出了三個。

第一個亮點是《問責條例》作為黨內法規，標志著問責制度在體制內的地位上升。

第二個亮點是從國家治理角度來說，中國的執政者將美國政治思想學者佛朗西斯·福山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三個模塊，即國家能力建設、法治建設、問責體系的建設拼得更加完整。

第三個亮點是《問責條例》將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席偉健認為，“《問責條例》把我們每一個黨員的責任，用黨內法規的形式予以完善”。

席偉健指出，事實上，早在2009年，中辦、國辦就印發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暫行規定》明確了問責的情形、方式及適用對象，并具體列出了實行問責的程序等。

此后，中共中央又于2013年發布了《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并提出要“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

席偉健認為，此次《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出臺，是在《暫行規定》的基礎上，將黨內文件上升為黨內法規，進一步完善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度。

除了上述這些分析，任建明與席偉健兩位黨建專家均提到，此次公布的《問責條例》里主要理清了適用對象三個方面的責任，即領導責任、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

席偉健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用了“史上最嚴”這四個字來評價此次《問責條例》出臺的意義與影響。

席偉健表示，“《問責條例》是在反腐反貪的基礎上，解決亂作為和不作為的官員對我們體制的傷害。它比反腐高了一級，把一些不完全算是腐敗的，以往對其無可奈何的領域管了起來。通過問責，倒逼責任的落實。”

此次《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正式公布后，將與現行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構成對黨員干部的監督體系。

對此，席偉健在采訪中認為，《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類似于道德立法、《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類似于行為立法，無論是道德立法還是行為立法，最根本的是需要懲戒與問責。因此，《問責條例》能將懲戒與問責真正落到實處，今后失責必問將成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