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17日，在摩洛哥的西班牙非洲軍團嘩變，處決了軍中支持共和國的六名高級將領，并在弗朗哥的默許下起兵反叛。隨后，西班牙本土的叛軍也起而相應，西班牙內戰由此爆發。戰爭持續了三年，最后以左翼共和政府的失敗及法西斯黨徒弗朗哥的上臺而告終。西班牙內戰為世人所熟知，不僅因為其曠日持久且傷亡慘烈，還因為它是德意法西斯與紅色蘇維埃的隔空斗法，被喻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演和前奏。

除此以外，西班牙內戰在世界范圍內的知名度，更是因為它的參戰者實在太過“星光璀璨”。聶魯達、海明威、白求恩、奧威爾、卡帕及畢加索等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參加了這場戰爭，并且堅定地站在最后失敗的共和政府一邊，他們的這段經歷后來變成了文字、油畫及影像，至今仍撼動著我們的神經。他們是如何參加西班牙內戰的？為什么又集體站在左翼的共和政府一邊？這場戰爭又給他們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這一切，都要從西班牙內戰中的“國際縱隊”說起。

天主教與布爾什維克的決戰

在談論“國際縱隊”之前，有必要對西班牙內戰爆發的背景進行一個梳理。

曾經的海洋霸主西班牙，在工業革命之后逐漸衰弱。進入到20世紀，西班牙國內的民族矛盾（加泰羅尼亞人和巴斯克人的自治訴求）和階級矛盾（巴塞羅那和馬德里的工人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開始周期性的大罷工，無地農民在無政府主義思潮的鼓動下，襲擊軍警，占領莊園）不斷升級。1931年4月，西班牙國王、波旁家族的阿方索十三世宣布退位，避走國外，共和國成立。共和國成立后，左派和右派走馬燈似的上臺，隨即又在相互的攻訐中倒臺。帝制的突然終結必然伴隨著傳統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禮崩樂壞”，造成社會的失范和政治權力的真空，進而導致國家的動蕩，直到一個強人出現以鐵腕終結混亂，重建秩序，類似的劇情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全世界的各個角落一次次的上演。

1936年2月的選舉中，社會黨、共產黨與共和黨中的自由派組成聯合陣線， 擊敗右翼政黨聯合組成的國民陣線，組建共和政府。眼見文斗沒有勝算，右翼分子決定武斗。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駐北非摩洛哥的軍團首先發難。叛軍以弗朗哥為領袖，打出了捍衛天主教、消滅布爾什維克的旗號，把內戰描繪為天主教與布爾什維克的決戰。德意兩國對弗朗哥鼎力相助，而蘇聯也把西班牙內戰看作是一個擴充友軍以及對全世界左派進行宣傳的舞臺，在這一背景下，“國際縱隊”誕生了。

“自由世界與獨裁者的斗爭”

在法共總書記多列士的建議下，共產國際決定組建“國際縱隊”：由各國共產黨招募本國的志愿兵參加西班牙內戰。

20世紀30年代，正是左翼思潮風起云涌的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帝制崩潰后的混亂、教會對工業革命以來社會劇變的失語、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蕭條，以及蘇聯在兩個“五年計劃”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使得整個西方的知識界以及民眾急速的左轉。與弗朗哥等人的宣傳針鋒相對，蘇聯和左翼輿論將西班牙內戰比作“自由世界與獨裁者的斗爭”，號召全歐洲愛好自由、守護和平的人們加入“國際縱隊”，投身到西班牙內戰中去。

在這一口號的鼓舞下，各國的左翼青年紛紛請纓參戰。其中，來自意大利和德國的青年尤其多：德意早已被法西斯黨徒控制，這里的左翼青年在國內倍感壓抑。除此以外，隊伍當中還有許多的失業工人、無地農民、冒險家以及參加過一戰的老兵。

各國的志愿者先到當地的黨支部報名，再由支部護送到該國的共產黨總部所在地接受面試。年齡、家庭狀況及從軍經驗是主要的考察內容，政治立場倒不是特別嚴格的審查指標，只要反法西斯，同情左翼即可。通過面試后，志愿者們需要自掏腰包購買從該國去巴黎的車票或船票。到達巴黎之后，由英共駐巴黎代表負責接待、安排住宿，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組織體檢，對志愿者中非共產黨員的，還要考察其政治上是否可靠，并進行戰前思想教育，特別強調不得酗酒、嫖娼和賭博，如果有反悔者，送返程車票一張。在1937年2月之前， 志愿者們都是從巴黎坐火車直達西班牙。法國政府對“國際縱隊”的行動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直到法國奉行綏靖政策，加入不干涉委員會之后，志愿者們只能秘密前往邊境：在月黑風高之夜，由向導帶路，穿行于羊腸小道，沿著走私販子的足跡，翻越險峻的比利牛斯山，潛入西班牙境內。除了這些有組織的志愿者以外，還有許多左翼人士和熱血青年是自行參戰的，他們帶上盤纏扛上槍，從所在國跋涉來到西班牙，只為踐行自己的理想。

為了便于作戰，國際縱隊按照國籍和語言來劃分，各分縱隊多以本國共產黨領袖或是本國的民主人士來命名：法國的志愿者被編入了“巴黎公社”縱隊，德語志愿者被編入了“臺爾曼”（德共主席，當時還被納粹囚禁在獄中）縱隊，意大利志愿者則加入了“加里波第”縱隊，波蘭語志愿者為“東布羅夫斯基”（波蘭共產主義先驅，在保衛巴黎公社的戰役中犧牲）縱隊，英語志愿者被編成了“亞伯拉罕林肯”縱隊，東歐和巴爾干地區的志愿者，則加入了“季米特洛夫”（時任共產國際總書記）縱隊。據統計，前后總共有約32000人參與了國際縱隊。

各縱隊在西班牙的阿爾瓦塞特集結，法共為縱隊提供后勤服務。“國際縱隊”的成員在奔赴戰場前，要在這里呆上數周，接受軍事訓練。

“國際縱隊”的參戰與解散

國際縱隊首次投入戰斗，是在1936年11月，當時馬德里危在旦夕。國際縱隊的到來，極大地鼓舞了共和國軍民的士氣，迅速扭轉了戰局，馬德里保衛戰以勝利告終。

馬德里保衛戰勝利后，聶魯達在《國際縱隊來到馬德里》一詩中這樣寫道：

“由于你們的犧牲，

失掉的信心重又誕生，

迷失的心靈，對大地的信念重新生畏，

鋼鐵和希望的鴿群在飛翔，一道巨流在奔騰，

它通過你們熱情的、高貴的胸膛，通過你們的犧牲，

如同通過熱血的巖石的山谷，向前奔騰。”

國際縱隊雖然人數有限，但作戰頑強，始終是共和軍的主力。尤其是“國際縱隊”中的一戰老兵，在歷次重大戰役中，都充當尖刀部隊。在成功守衛了馬德里之后，“國際縱隊”轉戰南北，在哈拉瑪戰役及瓜達拉哈拉戰役等戰斗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戰事慘烈導致傷亡率奇高，以參戰的英國志愿者為例：在2500名英國志愿者中，有1762人受傷，562人陣亡，兩年之中，英國營的營長換了11任，政委換了10任。

1937年2月22日，國際聯盟為了調停戰事，宣布禁止外國志愿兵進入西班牙參戰。然而，交戰的雙方都沒有理會國聯的決議。1938年11月，西班牙總理在國聯大會上提議，各國從西班牙撤出戰斗人員，并主動表示愿意撤出傷亡慘重的“國際縱隊”。

一般認為，西班牙撤出“國際縱隊”，有兩方面原因：首先，證明西班牙并非紅色政權，此舉有助于得到英法兩國的支持；另一方面，佛朗哥陣營里有大量的德意正規軍，無論人員數量，還是武器裝備，都在國際縱隊之上，如果雙方同時撤出外國部隊，獲益的將是共和國軍。但近年來有研究表明，“國際縱隊”的撤離其實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之下：“慕尼黑協定”后，蘇聯的壓力陡增，為了自保，斯大林調整了戰略部署，犧牲西班牙，讓德國完成對法國的包夾，從而反制英法的“禍水東引”計劃。況且，通過西班牙內戰，蘇聯已經達到了政治宣傳的目的，喚起了全世界左翼對西班牙的同情、對法西斯的憤慨以及對蘇聯的傾慕。

1938年10月底，“國際縱隊”在巴塞羅那進行了最后的游行。其后，縱隊成員大多被遣送回國，而那些來自德國、意大利及匈牙利等國的成員因為無法安全回國，因此選擇了留在西班牙繼續戰斗，西班牙政府授予了他們榮譽公民的稱號，并將其納入共和軍。

“國際縱隊”的離開以及蘇聯援助的斷絕，使得戰局急轉直下，弗朗哥的國民軍勢如破竹。1939年3月26日，國民軍發動總攻，馬德里淪陷，西班牙內戰結束，從此開啟了弗朗哥將近四十年的獨裁統治。

群星閃耀的“國際縱隊”

前文說到，海明威、白求恩、奧威爾、卡帕及畢加索等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參加了這場戰爭，而戰爭的經歷也改變了他們一生的軌跡。

1936年，白求恩聽聞西班牙內戰爆發，辭去在加拿大優渥的工作，在當年10月帶著自己的手術器械和醫療用具來到了西班牙。當時主流的輸血方法是在獻血者與受血者之間以導管直接進行血液傳輸，不消說，這一方法有著極大的不便。有鑒于此，白求恩在馬德里成立了一家“加拿大輸血服務機構”，號召市民積極前來獻血，然后按照當時最新的血液保存法，將提取的新鮮血液分瓶放入一輛改裝卡車內的冰箱貯存，把車子打造成一個流動血站，在前線和后方之間來回穿梭為傷員輸血。這個流動血站的活動范圍從最初的馬德里近郊逐漸擴大到巴塞羅那、巴倫西亞等城市，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流動血站。

然而，幾個月后，白求恩卻被懷疑成是間諜，被要求離開西班牙。因為參加了共產黨組織的緣故，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失去了工作，陷入了一生中最為困頓的時光。直到一年多以后，他收到了來自延安的邀請，痛恨法西斯的他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征程，后來的故事，每一個中國人想必都該知道。

與白求恩幾乎同時到達的，還有攝影師羅伯特·卡帕，在戰事前線，他拍下了那張著名的“戰士之死”。直到馬德里陷落，他才離開西班牙。之后他來到中國，用自己的鏡頭記錄下了中國的抗戰。

出于少時窮苦的經歷以及對底層的同情，年輕的奧威爾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在信念的驅使下，1936年的秋天，奧威爾從英國輾轉來到西班牙。在這里他卻經歷了理想的幻滅：他所加入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西班牙共產黨和共產國際認為是托派組織，遭到了慘烈的清洗。逃過一劫的奧威爾回到英國，在1938年發表了不朽的名篇《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真實地記錄了崇高理念之下不能言說的黑暗和丑惡。《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是一把鑰匙，它開啟了通向《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的大門。

1937年4月，支持弗朗哥的德國空軍發起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不設防城市的地毯式轟炸——格爾尼卡大轟炸。經過三個小時的密集轟炸，格爾尼卡成為了廢墟，平民死傷慘重。憤怒的畢加索畫下了那副著名的《格爾尼卡》。二戰爆發后，法國淪陷，德軍將領經常出入于巴黎的畢加索藝術館，畢加索靜靜的站在門口，發給每個進入的德軍一副復制版的《格爾尼卡》。

1944年，畢加索在法國加入共產黨，在《我為什么加入共產黨》一文中，畢加索寫道：“兇惡的壓迫（占領）已使我明白，不僅要用自己的藝術去斗爭，而且要以我整個身心去斗爭。因此，我毫不猶豫地加入共產黨，我在靈魂上與共產黨是相通的……我們的黨比其他政黨更加努力地了解人民，使他們成為清醒的思想者，獲得自由與幸福。”

80年前的7月，戰地鐘聲喚醒了一代左翼青年，他們搭上開往伊比利亞半島的列車輾轉穿梭。那時的西班牙宛如熱鬧而擁擠的渡口，聶魯達、海明威、白求恩、奧威爾、卡帕、加繆以及畢加索都在這里交匯，渡口的際遇改變了他們的一生，混雜著硝煙、信念、權謀或幻滅的記憶，駛向了不同的彼岸。

參考文獻：

喬治·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李華、劉錦春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倪慧如、鄒寧遠：《當世界年輕的時候——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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