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5日，澎湃新聞連日刊發PS艷照敲詐案系列分析報道后，遼寧沈陽某公司總經理王峰（化名）向澎湃新聞反映，自己在2016年6月的5天之內連續收到兩封PS艷照敲詐信件，他在收到敲詐信后未打錢，立即打110報案，110轉到其單位轄區派出所，得到的回復是“沒打錢不立案”。

PS艷照敲詐信的“正確打開方式”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睬不理，肯定覺得這是法治意識薄弱，沒能檢舉揭發犯罪行為；但如果你一腔熱血去報案，架不住基層派出所司空見慣，“不打錢不立案”。憤懣之下，為了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似乎只有最后一條路可以走——舍得一身剮，砸鍋賣鐵給犯罪分子匯錢，然后“數額重大”到職能部門高度重視，最后才有可能去順藤摸瓜。可是，法律如果逼著守法公民如此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究竟誰傻誰狠？

這是個詭異的悖論：你不報案，難免擔心個人安危，就像當事人說的，“怕有人惦記，搞綁架這種東西”；可你去報案，干警問“給他錢了嗎”，記者表示沒有匯款，對方反問：“那這算啥啊？”記者繼續詢問，如果寄錢之后是否可以立案，對方表示“給了錢也就是立個案，調查也調查不出來啥結果”。這是個令人絕望的結論。某種意義上說，可能恰恰是基層職能部門對PS艷照事件如此漠然置之，才使得這種“發家致富”成為一條堂而皇之的產業鏈。比如PS詐騙，讓湖南雙峰縣名聲大噪，當地人PS艷照郵寄給黨政干部進行敲詐。在2013年，雙峰縣在各大街頭懸掛“掀起一場打擊利用PS技術合成淫穢圖片敲詐的‘人民戰爭’！” 而自2009年開始，該縣被公安部4次點名批評。另類“致富樣本”的背后，恐怕恰恰是少數基層執法部門對敲詐事實的驕縱與敷衍。

然而，“不打錢不立案”果真是法律的意思嗎？我國《刑法》第274條規定的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強行索取公私財物的行為。不管是既遂還是未遂，只要是敲詐勒索了，都應該立案受理。何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敲詐勒索罪數額認定標準問題的規定》（2000年5月12日） ，敲詐勒索公私財產“數額較大”，以1000元至3000元為起點； 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巨大”，以1萬元至3萬元為起點。而眼下這些PS艷照敲詐，動輒數萬數十萬的要挾，那么，公安接到報案后，就更當先受理初查，初步證明是刑事案件就該立案處理。未遂，雖可從輕，卻不代表不是犯罪——這樣的法理常識，難道在基層執法實踐中被顛覆、被解構了嗎？

PS艷照敲詐手段拙劣，卻是赤裸裸對法治的戕害與挑戰。基層執法部門的態度，不僅關涉公民對司法的信仰，更直接影響到違法之惡的囂張程度。此前召開的中央深改組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意見》，強調著眼于完善公安執法權力運行機制。客觀地說，基層公安部門確實面臨人手不足、資源有限等客觀掣肘因素的制約，但，做成多少是一回事，愿不愿做是另一回事——有時，后者更考驗執法智慧與管理決心。面對PS艷照敲詐，“不打錢不立案”的姿態，悖逆程序正義、執法規范不說，是明晃晃的執法違法、推諉塞責，也深深傷害了舉報群眾的心。

法治的本意，在于“良法”與“善治”的合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些話說起來容易，能否化為執行力，直接關涉法治的現實張力。于此而言，“不打錢不立案”的傲慢與偏見，夸大了執法的自由彈性，放任了違法行為的發生，早該被依法治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