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獨立發(fā)展的六大文明發(fā)源地之一（其余五大文明發(fā)源地為埃及、兩河流域、印度、墨西哥和秘魯），中國的古城的發(fā)展已有6000年歷史。在6000年中，中國的城市科學在城市規(guī)劃、建設、管理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在世界上可謂獨樹一幟。本文就來介紹中國古人在城市選址上防洪減災的智慧。

中國古代關(guān)于城市選址方面有著多種學說，而城市選址注意防洪的學說，當以《管子》為代表。《管子》云：

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管子·乘馬》）

這短短的32個字中，高度概括了選擇城址的4個要點：依山傍水，有交通水運之便，且利于防衛(wèi)；城址高低適宜，既有用水之便，又利于防洪。

《管子》并非管仲所作，乃是戰(zhàn)國人的作品。它提出的這一選址原則，乃是戰(zhàn)國前約3000多年的古城選址的經(jīng)驗總結(jié)，其對后世的城市選址有著重要的影響。

我國的古城在選址注意防洪上積累了豐富經(jīng)驗，可歸結(jié)為如下5點：

1.選擇地勢稍高之處建城

《管子》所云“下毋近水而溝防省”，指的正是這點最有普遍意義的經(jīng)驗。考古發(fā)現(xiàn)的距今約4300年前的河南淮陽平糧臺古城址，高出周圍地面3~5m，可以避免洪水的襲擊。

齊臨淄故城的城址與《管子》選址原則十分吻合：其城址東臨淄河，西依系水，南有牛、稷二山，北為廣闊原野，地勢南高北低，利于排水。城址地平多為海拔40~50m，比北邊原野（海拔35m以下）高出5 ~15m，地勢高敞，不易受到洪水威脅。

歷史名城蘇州，地處水鄉(xiāng)澤國的太湖平原的中部，其北部和東部的平原地區(qū)標高多在4m以下（吳淞標高，下同），城區(qū)則一般為4.2~4.5m，比周圍地勢略高。繞城而過的大運河歷史最高水位為4.37m （1954年7月28日），城內(nèi)罕有洪澇之災。

歷史名城紹興（圖1），城區(qū)地面高程一般在5.1~6.2m（黃海高程，下同）之間，高于其東北部的平原（4.1~5.lm），城區(qū)歷史最高洪水位為5.47m，故罕有洪水之患。

歷史名城桂林（圖2），座落在漓江西岸，城區(qū)地勢較高，多在148m以上（珠基，下同）。城區(qū)歷史上最高洪水位為147m，不為城患，僅少量沿河地帶及郊區(qū)受淹。

江南名城無錫（圖3），西依惠山，南臨太湖，城址地勢較高，一般高程為5~6m（吳淞標高，下同），建國以來無錫市最高洪水位為4.73m （1954年7月28日），接近50年1遇。可見原無錫古城一般無洪水問題。古城內(nèi)原河渠縱橫，排水便利，亦無潦澇之災。自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城至今，2000余年來城址未變。

圖1 紹興府城圖（自乾隆《紹興府志》）

2.河床穩(wěn)定，城址方可臨

這是選址注意防洪的重要經(jīng)驗。

齊臨淄故城東臨淄河。該段河床切入地下，深達5~6m，形成淄河的“古自然堤”，而城的東半部恰好位于該自然堤上，該段河床十分穩(wěn)定，只有發(fā)生了特大洪水，才可能泛濫并對古城造成威脅。

珠江流域的城市村鎮(zhèn)多傍水臨河而建，這固然是因為珠江水資源豐富，有航運之便，也由于珠江干流上中游河道比較穩(wěn)定這一重要因素。此外，珠江含沙量少，是我國七大江河（長江、黃河、淮河、珠江、海河、松花江、遼河）中含沙量最小的河流，多年平均含沙量為0.249千克每立方米，為黃河34.7千克每立方米的1/139。因此，傍河的城市即使受淹，水退后泥沙少，易清理，只要房屋不塌，水一退，只須稍加清掃，又可恢復正常秩序。

黃河流域的城市則不同，一旦受淹，水退后，城內(nèi)房屋街道等均被泥沙淤埋，要清理全城數(shù)尺以至一丈厚的泥沙，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黃河下游城市受淹后遷城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因黃河河床高于地面3~l0m，常決溢改道，如城臨河，一旦黃河決溢，其危險可想而知。

永定河有“小黃河”之稱，北京歷代城址不臨河，以避其害。歷史上永定河河道有偏擺，城址則以和河道偏擺之相反方向轉(zhuǎn)移。（圖4）

圖4 永定河和北京城址

3.在河流的凸岸建城，城址可以少受洪水沖刷

在河流彎曲處建城，城址若選在凹岸，則易受到洪水的沖刷，選在凸岸，城址則可少受洪水的沖擊。我國許多城市都建于河流凸岸，如桂林、宜昌、南昌、信陽、寧波、臺州、溫州、新昌、三水、潮州、高要、四會等都是例子。安陽殷墟的宮室和墓葬區(qū)也位于河流的凸岸（圖5），以盡量減少洪水對基址的沖刷。在河流凸岸建城，如果城址地勢低下，雖仍不能免于水患，但由于只是受淹而不受沖，損失會小得多。

一些城市，因種種原因，座落在河凹岸，如果城址地勢不高，則可能受到洪水的嚴重威脅。

圖5 安陽市殷代遺址位置圖

湖南常德古城，城臨沅江凹岸。沅江水量豐富，歷史上最大洪峰流量達到3.67萬立方米每秒 （乾隆三十一年，即1766年5月19日）。常德城址屢受沅江洪水沖擊，歷史上有十多次洪水灌城之災。

歷代遷城避河患一覽表

南寧古城，城臨邕江北岸凹岸。城區(qū)地面高程多在72～76m（坎門基面，下同）之間，而該處邕江歷史最高洪水位達79.98m，即城區(qū)受淹將深達4~8m。為抵御洪災，南寧古城堅筑基岸，高筑城墻，但由于邕江洪水的猛烈沖擊，歷史上水患頻繁，洪水灌城十多次。

廣東惠州古城和歸善縣城，北臨東江凹岸和西枝江凹岸（圖6），惠州城地勢較低，歷史上屢受洪水之災，洪水入城達十多次。

圖6 明歸善縣境之圖（摹自嘉靖惠州府志）

4.以天然巖石作為城址的屏障

以天然巖石作為城址的防洪屏障，是選址考慮防洪的重要歷史經(jīng)驗。安徽六安古城，座落在淮河支流淠河西岸的凹岸邊（圖7）。淠河源出大別山，大雨后山洪暴發(fā)便可能泛濫。六安古城選址于上下游各有一條紅砂巖脈伸出江中之處（圖8），這二條石脈稱上、下龍爪，好似丁壩，把洶涌的洪流逼向?qū)Π叮Ｗo了六安城。其城址之選擇可謂匠心獨具，令人嘆服。至今下龍爪巖石上仍有乾隆御筆“盤龍石”三個大字。

圖7 六安州城圖（同治六安州志）

城址以天然巖石為屏，絕非六安一例。四川富順古城，城臨沱江下游右岸，其上游500m處，有一道天然的巖石伸入江中，名叫龍巖嘴，形成一個天然的導流屏，把洪水主流導向左岸，減少了城址所受的洪水沖刷，龍巖嘴又叫砥流石。據(jù)縣志記載：

“砥流石：在大佛巖下，沱江中，二石聳立，高二丈許。明天啟初縣令劉芳題刻‘砥流’二字，為邑西回瀾之障。”

四川合川縣太和鎮(zhèn)，位于涪江凹岸，鎮(zhèn)上游的觀音閣月臺石是伸向涪江河心的大巖脈，是太和鎮(zhèn)的防洪屏障。

5.遷城以避水患

遷城以避水患，乃是面對洪水威脅著城市，人力又無法御災時的一種對策，正所謂“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它是對原城址在防洪方面的否定，是城址的再次選擇，考慮防洪成為新城址選擇的最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

城市屢受洪水災害，可能由如下原因造成：（1）原城址選得不好，易受水災。（2）原城址地理環(huán)境的變遷，使之由不易受災成為易受水災。比如，河道的遷徙改道，河床的升高，城址地基的下沉等等，都會形成城市水患。

歷代因黃河決溢改道而遷城，有為數(shù)眾多的例子。如唐儀鳳二年（677年），黃河特大洪水毀壞了懷遠城。次年，城址遷至銀川平原中央，唐徠渠東側(cè)，即今銀川舊城所在。河西走廊上的敦煌城也因水災而遷過城。江西贛縣古城在晉太康末（約公元289年）也因洪水泛濫而被迫遷移。位于長江口上的崇明縣城址，曾因受海潮侵嚙而五遷。福建侯官縣，縣治原在福州城西北15km，逼臨江邊，唐貞元五年（789年）為洪水湮沒，八年（792年）遷入州郭。

《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城池》也記載了因避水患而遷城者20多例。

遷城避水患，乃是萬不得已的辦法。但在無力抵御洪水的情況下，選一個較無洪水威脅之地建城，也不失為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