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七年（1442年） ，戴進最后一次從京城回到了家鄉錢塘（杭州）。和其他榮歸故里，衣錦還鄉的江南名士不同，戴進徘徊京城數十年并不得志，際遇坎坷，顛沛困頓，甚至險遭殺身之禍，飽嘗了世間心酸。

而此時重歸老錢塘的他年過半百（55歲左右），人生的春天已經逝去。

（明）戴進《春山積翠圖》，故宮博物院藏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初入京城的經過，也許命運早已埋下了伏筆。

永樂初年，戴進隨畫工父親戴景祥應征前往當時的京都南京，當快到水西門的時候，轉眼發現行李被腳夫挑走了，不知去向。戴進立刻向附近酒家借來筆紙，當場把腳夫的相貌畫下來，并請眾人辨認。眾人立即認了出來，隨即找到腳夫的住處，追回了行李。可見，戴進少時已能畫出酷似真貌的肖像，狀物本領極高。

然“筆雖不凡, 有父而名未顯也。”父親戴景祥傾力支持兒子的繪畫事業，動用人脈資源為其開路，但在群賢畢集的京城，戴進始終籍籍無名，所以不久便返回家鄉杭州，焚膏繼晷，研習繪畫。

那時，20歲左右的戴進還是個意氣風發的少年郎，在家鄉沉潛畫藝之時，常常憧憬著有朝一日能憑借自己的繪畫才能煊赫京城。

（明）戴進《春耕圖》，浙江省博物館藏

經過近20年的努力,至永樂末，三十六、七歲時的戴進名重海宇，宣德初年（1425年左右）終于被征召至京。

此時，明朝的京都已從南京遷至北京，但和十幾年前初入京城一樣，戴進這次進京依然不順利，還差點丟了性命。

以謝環為首的保守派院畫家對戴進早有耳聞，而戴進在京城尋求士紳貴胄賞識，并希望服職宮廷的意愿更令院畫家心起戒備。

鎮守福太監將戴進精心準備的四景山水畫呈給明宣宗，以為御覽。明宣宗召集畫院名家謝環、石銳、李在等人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日:‘非臣可及。’至秋景，謝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顧，對日:‘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上未應。復展冬景，謝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斬!’”

（明）戴進《關山行旅圖》，故宮博物院藏

如果不是在明朝，這樣的懲罰似乎太過嚴苛，但明初封建帝王對文化藝術的專制統治極其峻厲慘酷。洪武、永樂兩朝的很多宮廷畫家都因不稱旨而被斥、被殺。趙原“以應對不稱旨坐死”；周位“為同列所忌，竟死于讒”；盛著因畫水母乘龍背壁畫而被處死。宣德年間，官廷畫家的待遇已稍有改善，但略有犯上之舉仍難免殺身之虞。

福太監被處以極刑的消息很快傳到了戴進的耳朵，為躲避朝廷的追緝，在門生夏芷的協助下倉皇逃回杭州。就這樣，戴進的第二次入京以狼狽險絕收場。

逃回杭州的戴進埋名隱姓，藏匿于佛寺里，靠為寺院作畫謀生。然而銷聲斂跡的戴進仍未逃過謝環對他的嫉妒憎恨，為躲避謝環雇傭的密探，迫不得已背井離鄉，遠走邊陲云南。

經歷遭讒見嫉后，戴進更堅貞心。漂泊異鄉的十幾載，從未間斷繪畫，博學約取，兼美眾善，在吸收馬遠、夏圭等北宗畫家精髓的基礎上，又摭取范寬、米元章、趙子昂、黃子久、高房山等諸家之妙，繪畫臨摹精博，山水、人物、花鳥，無所不工。

“戴文進之畫，如玉斗，精理佳妙，復為巨器。”最終戴進在藝術上自成新格， 開創了中國畫史上第一個以地別為派的畫派——浙派”。

（明）戴進《春酣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1435年宣德皇帝朱瞻基駕崩，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鎮開始執掌政權，而戴進的“犯上風波”也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被時人淡忘。

約1440年左右，戴進終于又回到了京城。雖然到了知天命的年紀，但以畫入仕的理想火苗并未熄滅。

駐京期間，戴進與國朝大臣，士子名流詩畫酬往，多有交流，想方設法托人引薦，孜孜以求進入畫院。

作為后世眼中的“明朝第一畫手”，戴進似有汲汲于功名之嫌，然其自嘆曰:“余胸中頗有許多事業,爭奈事無識者,不能發揚予論。”這既是戴進失意的感慨,也表明了他急欲有補于世的格局抱負，而非急功近利，貪圖厚位。

（明）戴進《葵石蛺蝶圖軸》，故宮博物院藏

也正因戴進畫藝冠絕，人品高致，所以得到了一些貴族名仕的器重。

當朝宰輔楊士奇詩曰：

少年放浪江湖客, 題遍江頭綠玉枝。

今日披圖看煙雨, 秋風霜鬢已成絲。

紛馳名利不知勞,馬首紅塵十丈高。

誰似錢塘戴文進,小齋無事玩湘皋。

禮部侍郎王直序曰:

    錢塘戴文進雅好竹,嘗于竹間作室以居, 自謂不可一日無也。及來北京,而土不宜竹, 居閑處獨,蓋未能忘于心。其友夏仲昭輩欲娛適其意，為作三圖，長皆踰二尺而蒼然玉立,隱見于煙雨空濛中,有瀟湘千里之勢焉，名之《湘江雨意》。

夏?為戴進畫的另一幅作品《雪竹山房圖》, 被“三楊內閣”中的另一位楊榮題詩日：

一從寄跡京華地，翹首山房想初志。

陽春桃李任紛紛，勁節貞心自無異。

何人為君寫此圖，故鄉景物渾不殊。

（明）夏?《湘江風雨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二楊”的詩和王直的序皆對賦閑獨居, 寧靜致遠的戴進稱贊有加，一方面說明戴進人品確實高潔，曠懷雅度。但另一方面亦有推脫舉薦戴進的弦外之音。

這些朝廷重臣，都曾屢薦賢才，但始終未敢推舉戴進。如同時代杜瓊所指出，“戴進作畫通諸家，一一臻妙。初居北京以畫見重，無所薦達。”這“無所薦達”的根本緣由究竟是什么呢?

戴進的宿敵謝環雖是個院畫家，但其宮廷生涯異常顯赫且持久。宣德皇帝格外寵幸謝環，不僅讓他“恒侍左右”以詢問繪事，還封其為錦衣衛千戶，儕輩無人能及。

同朝為官的“三楊內閣”和王直等官宦自然與謝環交誼匪淺，楊士奇曾為謝環作“謝環傳”、“ 謝循像贊”、“ 恭題謝廷循授御制詩卷后”等，還親為其軒取名“墨軒”，并為之作記。

謝環對這些閣臣也頗為敬重，正統二年的春天（1437年），楊士奇、楊溥、王直等名公政要在楊榮的別墅花園里雅集聚會，謝環“ 旅寓伊邇，亦適來會”“ 謝君精繪事,遂用著色寫同會諸公與當時景物”，繪成《杏園雅集圖》以記此盛會。而這幅畫的風格也正配合了所表現的主題——傳統而無冒險精神，完全是在南宋院畫風格的基礎上，對形式作了些許改變。

（明）謝環，《杏園雅集圖》局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與謝環勢不兩存的戴進作畫“不耐拘束”，力求擺脫一家之囿，放筆而為。顯然皇權至上，仰權貴鼻息的宮廷并不能滋養戴進的藝術追求。更何況還有福太監這樣的前車之鑒，所以人人肅然自警，愛莫能助。

作為戴進的莫逆之交王直也只能安慰道：“戴公戴公貌甚癯，此德于此良不孤。夭桃艷杏好顏色，風雨零落歸泥涂。人生操節貴弗渝,豈與塵俗同區區。”

宿志宏愿無法施展的戴進只好專于藝事，移情筆墨，于正統七年（1442年）返回老家安度晚年。

（明）戴進《靈谷春云圖》，德國柏林東亞美術館藏

作于正統十四年左右的《春游晚歸圖》是戴進重要的代表作亦是他的晚年之作。雄勁灑脫的筆法，簡逸酣暢的水墨，戴進在疏放和法度間找到了平衡，這也是他風雨飄搖幾十載淬煉的人生積淀。

而戴進的人生經歷恰似《春游晚歸圖》中清游的文士：見證過草木破土，鶯飛燕舞的盎然生機，感受過春雷細雨，霧靄朦朧的唯美詩意，也體驗過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流水落花春去也，風恬日暖易消逝的落寞無奈。最后于暮色四合，彤云向晚之際困倦歸家。

（明）戴進《春游晚歸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戴進曲折不平的藝海生涯里曾多次描畫春景圖，除了這幅《春游晚歸圖》，還有描繪農民勞作的《春耕圖》，刻畫山翁醉酒的《春酣圖》以及高古清遠的《春山積翠圖》和靜謐空幽的《靈谷春云圖》等。

三月的北京尚且春寒料峭，可三月的江南正是一年當中最好時節。如此不吝筆墨描畫春天，想必壯志難酬又漂泊異鄉的戴進每每創作時都會發出“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的無奈慨嘆。

（明）戴進《聽雨圖》，日本楊鎮榮藏

正德之后，“浙派”畫風愈趨草率粗狂，戴進所屬的傳統面臨了幾乎一面倒的詰責，被明、清一些文人畫家譏為狂態邪學，軟賴甜俗。

可縱然驅山走海春復秋，韶光短暫不可留。縱然人生曲折不得志，命運多舛意難平。縱然百年之后遭非難，毀譽參半心骨寒。

怎奈自洽于筆墨世界的戴進早已住進自己描畫的春天里，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于清澈碧翠的江流上泛舟蕩漾，于細潤迷濛的煙雨中夢回江南。

原作者：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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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高居翰：《江岸送別》[M]，三聯書店2009。

單國強：《戴進》[M]，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   

穆益勒：《戴進與“浙派”》[J]，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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