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多數國家的刑法規定不同，我國刑法在受賄犯罪與行賄犯罪這兩種賄賂犯罪的基本類型之外，又另行設置了介紹賄賂罪，即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條的規定：“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介紹賄賂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介紹賄賂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長期以來，介紹賄賂罪在立法與司法方面均存在著很大爭議。雖然刑法修正案（九）對這一罪名作出了修正，為其增加了罰金刑，但是，我們認為，這一修正仍然非常不夠，從科學立法的角度來看，該罪名沒有必要繼續存在。

一、介紹賄賂罪引發了司法適用難題，容易成為犯罪人逃避打擊的借口

雖然我國立法者在刑法中設置了獨立的介紹賄賂罪，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介紹賄賂者要想完全保持中立幾乎是不可能的，其必然會偏向于行賄或者受賄中的某一方。就其本質而言，這類行為與行賄或者受賄犯罪的共犯行為并無區別。因此，在司法實踐中，要將介紹賄賂行為與賄賂犯罪的共犯行為明確區分往往極其困難。并且，因為介紹賄賂罪的刑罰遠低于行賄與受賄犯罪，由此還導致該罪名常常淪為犯罪嫌疑人逃避刑罰嚴厲打擊的“避風港”。

二、介紹賄賂罪與私權領域對介紹賄賂行為的處理方式不協調

根據刑法規定，介紹賄賂罪中的受賄方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由此決定了介紹賄賂罪僅能適用于公權領域；在私權領域中，由于不存在獨立的介紹賄賂罪名，對介紹賄賂者則只能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或者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共犯定罪處刑。于是，同屬介紹賄賂行為，在公權領域，犯罪人被處以介紹賄賂罪，而在私權領域則被認定為相關行賄或者受賄犯罪的共犯。然而，不論是在公權領域還是在私權領域，介紹賄賂行為的本質都是相同的。刑法對同樣的行為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顯然不合理。雖然，為了使二者相協調，也可以考慮增設私權領域的介紹賄賂罪，但是鑒于公權領域的介紹賄賂罪本身就已經引發了諸多問題，再增設私權領域的介紹賄賂罪應當說并非良策。

三、介紹賄賂罪在我國刑法處理介紹行為的分類之中存在歸屬錯誤

對于介紹行為，我國刑法主要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將介紹行為以相關罪名的共同犯罪論處，如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規定：“明知他人實施毒品犯罪而為其居間介紹、代購代賣的，無論是否牟利，都應以相關毒品犯罪的共犯論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的《〈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的通知》規定：“明知他人系拐賣兒童的‘人販子’，仍然利用從事診療、福利救助等工作的便利或者了解被拐賣方情況的條件，居間介紹的，以拐賣兒童罪的共犯論處。”另一種是將介紹行為獨立成罪，如介紹賣淫罪、介紹賄賂罪。但需要注意的是，介紹賣淫罪之所以需要獨立成罪，原因在于：賣淫行為本身在我國法律之中并不構成犯罪，對于介紹賣淫者也就無法以“賣淫犯罪”的共犯進行懲處，立法者只有將介紹賣淫的行為獨立成罪，方能實現刑法對其進行規制的目的。然而，介紹賄賂行為則有所不同。即使刑法沒有規定介紹賄賂罪，對于介紹賄賂者也完全可以按照受賄或者行賄犯罪的共犯予以懲處。以介紹賄賂行為的性質而論，對其采用刑法處理介紹行為的第一種方式，即以共同犯罪形式對其予以處理應當更為合適。

四、立法者在介紹賄賂罪的制定過程中態度猶豫

我國刑法對介紹賄賂罪的最早規定是1979年刑法的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三款。在這一規定正式確定之前，立法者曾經在介紹賄賂行為與受賄行為孰輕孰重的問題上表現出過搖擺不定的態度。在195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初稿）（第22次稿）》中，立法者認為對介紹賄賂者的處罰應當輕于受賄犯罪人；在1963年的第33次稿中，立法者卻認為對介紹賄賂行為應依照受賄罪的規定處理，亦即是說，二者之間并不存在一種明顯的輕重之別關系；但在1979年的第36次稿中，立法者又認為受賄行為一般應當比介紹賄賂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更大，并最終在1979年刑法中為介紹賄賂罪配置了低于受賄罪的刑罰。在1997年刑法修訂的研擬過程中，立法者對于介紹賄賂行為是否需要獨立成罪也表現出了猶豫的態度。在1988年9月的修改稿以及1996年8月8日的分則修改草稿中沒有規定介紹賄賂罪；而在1996年8月31日的修改草稿中介紹賄賂罪的規定卻又得以恢復。立法者的猶豫態度表明其對介紹賄賂罪的認識是不夠透徹的，因而此后介紹賄賂罪引發各種爭議也就不足為奇了。

五、介紹賄賂行為獨立成罪的理由難以成立

關于介紹賄賂行為為何獨立成罪，一種理由認為立法者是為了實現對介紹賄賂者的嚴懲。因為，在一般情況下，介紹行為較為輕微，在司法實踐中很容易被忽視或者輕處，所以刑法將其獨立出來，設立專門罪名以嚴密法網，加大懲處力度。另一種理由認為立法者是為了實現對介紹賄賂者的輕罰。因為行賄罪與受賄罪的法定刑整體趨重，將介紹賄賂行為以行賄罪或者受賄罪的共同犯罪予以處理將導致行為人承擔過重的刑事責任。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就前一理由而言，以類似于上文所言之介紹買賣毒品與介紹買賣兒童的司法解釋予以提示即可解決問題。對于后一理由來說，根據刑法規定，某種行為不論是構成獨立的犯罪，還是構成共同犯罪，對犯罪人的處罰都必須遵循罪刑相適應原則。共同犯罪的刑事責任最終需要落實到具體的犯罪人身上，各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或者分工將決定其具體的刑事責任。雖然就法定最高刑來看，我國刑法為受賄罪與行賄罪均配置了極為嚴厲的刑罰措施，受賄罪的法定最高刑為死刑，行賄罪的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但是，就法定最低刑來看，受賄罪與行賄罪的法定最低刑則均為拘役。如果受賄人在提起公訴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生，還可能被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也可能被從輕、減輕乃至免除處罰。因而，以共犯形式處罰介紹賄賂者，并不會導致其承擔過重的刑事責任。就此而言，不論是嚴懲還是輕罰，都不能成為介紹賄賂行為獨立成罪的正當理由。

鑒于介紹賄賂罪在立法上與司法中均存在諸多不足，我們認為，我國刑法應當取消介紹賄賂罪的規定。這一罪名的取消，將有利于我國刑法中賄賂犯罪立法的合理化，使賄賂犯罪罪名體系轉變為更為簡單、合理的“受賄犯罪——行賄犯罪”的基本二元架構；也使刑法對介紹賄賂者的懲處在公權領域與私權領域歸于統一；還可以防止司法實踐中再次出現以介紹賄賂罪為借口逃避法律嚴懲的非正常現象，實現對介紹賄賂者的適當懲處。

在刑法取消介紹賄賂罪之后，對于介紹賄賂者的懲處應當回歸以共犯方式予以處理的行列。當然，與刑法規制其他介紹行為的情形相類似，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機關也可以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對介紹賄賂者應以共犯予以懲處的事項作出提示，并對各種具體情形予以明確，從而實現刑法對介紹賄賂行為更好的規制。